周恩来与皖南事变

<正>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皖南事变。这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次最集中的大暴露。在这严重的历史关头,周恩来以他的大智大勇,领导和团结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力量,坚持了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又团结又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坚持了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为我党胜利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本文,试就周恩来在皖南事变中的丰功伟绩作一探讨,并寄以缅怀之情。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青帮的争取与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都企图操纵利用青帮,积极反共,破坏抗战,同时,青帮依仗在民间的巨大社会势力也对中共发展壮大力量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壮大抗日民主力量,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针对青帮的本质特性,制定采取了积极、稳妥和灵活、科学的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奠定淮南抗日根据地基础的一战——半塔烈士纪念碑碑文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发动芦沟桥事变,大举进攻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全国人民拥护。形成了全国一致团结抗日的局面。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中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向日寇投降,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顽固派在日寇诱降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一九三九年底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向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猖狂进攻。     

顽固派没有好下场——学习《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体会

抗日战爭时期,我党经历了一场与国民党顽固派是前进还是倒退的激烈斗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漸转移到反共反人民。他们于其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之外,又大搞政治欺骗,宣传所谓“民主宪政”,反对进步,制造分裂,准备投降。叛徒、卖国贼王明、林彪之流,拜倒在蔣介石     

共产党的领导是西南剧展的灵魂

四十年前,正当抗日烽火弥漫着祖国大地之时,在享有文化城美誉的桂林,从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五日——五月十九日,举办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以下简称“剧展”)。其主要内容包括戏剧演出、戏剧资料展览和戏剧工作者大会。这次剧展是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相继开始了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日本帝国主义者更加猖狂地进行垂死挣扎,大后方的戏剧运动出现危机的形势下,在极为残酷而又复杂的国统区举行的。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象一道闪电,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它象一声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地方组织关系的蜕变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河北省地方组织间关系大致经历了友好合作、磨擦与反磨擦乃至名存实亡的加速蜕变过程,斗争范围从根据地扩大到敌占区,斗争内容从政治、军事扩展到思想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缘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历史的积怨和猜疑的积累等因素,国共关系中的张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国民党将反共从文攻升级为武斗,迫使中共不得不奋起捍卫民族和革命利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为加剧了两党对立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削弱了民族力量,对抗战大局造成了不利影响。     

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是我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了这一政策,并且作为当时的十大政策之一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 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抗战的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随着革命事业的巩固和发展,边区的党、政、军机构日益扩大。一九四一年,日寇的蚕食,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使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     

浅析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斗争策略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主义"错误和国民党反动集团日益猖獗的分裂活动,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贯彻策略总方针,在指导方针上同党内错误认识、在政治上军事上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作了坚决斗争,维护了合作抗日大局。     

平江惨案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危机应对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妥协投降、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倾向日益严重。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在湖南省南平江嘉义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该惨案发生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冷静沉着,积极应对,妥善处理。南方局领导人数次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彻查此案,以安民心,维护团结抗战大局。《新华日报》作为南方局在国统区的喉舌,积极发声宣传报道平江惨案经过,并特辟专栏悼念牺牲同志。南方局还积极联络大后方各进步人士,共同应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政治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策

<正> (一) “三三制”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三三制”政策,是一九四○年三月中共中央对党内的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正式提出来的。这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三年,由于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使人民革命力量得到很大发展。除陕甘宁解放区外,在敌后开辟了六个大的解放区,即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和华南解放区,拥有九千多万人口,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五十万人。共产党员由四万人发展到八十万人。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也已被我打退。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巩固,为我们在敌后解放区,特别是华     

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日统战关系的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日统战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二者在抗战中的军事合作,构成了国共两党军队并肩抗日的主体;抗战相持阶段,中共通过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和中立,粉碎了顽固派的三次反共高潮,维系了中国的抗战局面;抗战后期,中共与地方实力派,尤其是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合作,推动了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抗战的胜利。     

美帝国主义利用上海港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罪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结束了。这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依靠保存起来的力量,一举消灭共产党,消灭人民解放军,夺取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在全国建立黑暗统治。国民党反动派要打反人民内战的方针是早就定了的。但是,当时蒋介石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还存在着很多困难。其中困难之一就是运输问题。由于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他的军队绝大部分驻扎在西南的贵州、云南、四川和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等地。这些地区交通很不方便,要把这批庞大军队运到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内战前线,如果单靠蒋介石的力量,需要很长时间。显然,这对蒋介石是非常不利的。在国民党军队还没有运到内战     

皖南事变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主要经验

今年是皖南事变50周年。我们认真总结皖南事变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经验,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皖南事变发生的经过及当时国内外的形势 在击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准确地分析了国内各阶级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还规定了同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七七事变”与江西抗战局面的形成

江西是国民党发动的十年反共内战的主战场,是红军长征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国共双方积怨之深,人民群众受压迫之重,在国内首屈一指。是七七事变,促使国民党江西当局放弃严密限制民众抗日救亡运动政策、放弃反共政策,并坐下来与共产党江西地方组织及红军游击队谈判,从而在江西迅速形成全省抗战局面。因此,七七事变是江西政局由内战转为抗战的枢钮。文章从七七事变前后江西民众抗日爱国热潮的发展、国民党江西当局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共产党江西地方组织为实现抗战局面的努力等方面,阐述这一观点。     

从合流到抗争——论抗战和解放战争后期的蒋桂关系

抗战后期,桂系集团执行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参与发动了“皖南事变”。此后,蒋桂由过去的矛盾和战争,逐步走向合流。但历史上很深的积怨使蒋桂这次合流难以长久维持,到解放战争后期,由于权、利之争,他们之间的关系再度转化为对立和抗争。     

重新认识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联系的一面,我们要真正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研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是不可能办到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诞生以前,最先进的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从总体上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诸方面是优越于它以前的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或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因此,我们要搞好社会     

试论抗战后期的国民党战场

抗战后期的国民党战场在牵制、打击日军 ,并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支援、配合了国内敌后战场及英美盟军作战 ,在太平洋战争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 ,由于抗战后期国民党内外政策中依赖英美、保存实力和积极反共等因素的存在 ,以及国民党军队领导指挥系统、作战技术方面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和失误 ,从而导致了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场上的空前溃败 ,使中国遭受了巨大损失 ,也埋下了国民党在大陆必然失败的种子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精兵简政”的实施

“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反攻,在根据地普遍实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后来,这个政策的实施又与全党的整风结合起来,使我党和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变得更加扎实”,“越发有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对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斗纲领——重温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一《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撰写的一篇重要著作,发表于1940年1月在延安创刊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关键的、最为困难和最为复杂的相持阶段,国内外局势和国内阶级关系都在发生剧烈变化。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广州、武汉,逐渐停止正面战场上的战略进攻,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则加强政治诱降,并在其占领区内加紧扶植傀儡政权。英、美等国为着自己的利益力求在一定条件下牺牲中国以同日本妥协。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极力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     

何应钦与“史迪威事件”

约瑟夫·华伦·史迪威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驻华军事全权代表、中国战区参谋长。1944年10月19日,出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目标由争取战胜日本转向抗战胜利后扶蒋反共的需要,又迫于蒋介石、何应钦与史迪威之间矛盾已不可调和,史迪威被召回。这就是台湾及国外一些史学家所讲的“史迪威事件”。 “史迪威事件”是抗日战争后期中美关系史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美国对华政策战略目标发生转变,也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的又一次暴露。但长期以来,人们只注意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冲突,认为蒋史矛盾是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之争,却忽略了何应钦在引发“史迪威事件”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拟就何应钦与“史迪威事件”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对事件本身及何应钦在其间的作用有所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