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令》与明代的律令体系——明代“令”的作用与法律效力

<大明令>是明代洪武初年的一项重要的立法,其与<大明律>形成的律令关系是研究中国古代律令体系非常重要的样本.从法律形式与适用方式上来讲,<大明令>与<大明律>有很多不同之处.随着明代立法的完善,"令"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效力依然存在,这种效力部分来自于其立法精神与其他法律形式的一致性,部分来自于统治者遵循"祖制"的传统.而明代中叶以来,"例"的修订与"会典"的编纂对传统的律令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

张家山 2 74号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简 ,不但在秦汉法制史的研究中有重要的价值 ,而且其中的《秩律》部分 ,更有一定的历史地理意义。过去因文献资料有限 ,于秦汉时期的县 ,只知有大小县两等 ,而不知其更详细的差异。《二年律令·秩律》不但让我们详细知道了汉初各县等级具体细密的差异 ,而且对于汉初究竟存在多少县 ,以及汉县与秦县之间的关系也有重要的启示     

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以亩计征的田税征收方式——兼与臧知非先生商榷

战国授田制有两个特征:一是授田对象为全体人民;二是土地授予后仍归国家所有,被授予者没有私有权。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之受田宅律文,其实施对象是汉初军队系统的复员人员,而非全国人民,"授田"授予前属于国有,但授予后即归被授者私有,可以继承、转让和买卖。因此,汉初土地制度是私有制,汉代不存在战国授田制性质的土地制度。刍稿税与田税是不同的税种。秦朝刍稿税按顷计征,但田税按实有亩数征收。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的大量材料证明,汉初田税是以亩为单位,按实有亩数计征的,所谓西汉田税以顷征收的说法不能成立。     

西汉授田制废止问题辨正——兼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授田制的历史实践问题

"复故爵田宅"诏表明西汉继续秦朝授田制,刘邦时代不存在授田困难问题。《二年律令》是现实施行的法律而非"一纸空文";汉文帝"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不等于在制度上废止授田制;汉武帝"田宅逾制"之"制"是汉初旧制而非武帝新立之制。郑玄"汉无授田之制"有其特定含义,均不足以否定西汉授田制的存在。西汉授田制系因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非因某一位帝王的某项政策而废止,更不能因为土地兼并而否定《二年律令》授田制的历史存在。     

试析新罗封建律令制的特色——兼与唐朝、日本相比较

公元7～9世纪,中国唐朝的封建制度高度发展并臻于完善,这深深影响了新罗封建律令制的形成与发展,使新罗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封建律令制度:以"执事部"为核心是新罗中央政治体制的特点;以"九州五小京制"为核心是其地方制度的特点;以"幢"、"停"为主是其封建律令军制的特点.     

两汉司法官员与律学家角色合一现象及其价值分析

两汉司法官员通过注释法律,著书立说,开展法律教育活动实现与律学家角色的合一.统治者对律令学的重视,以律、令为核心的官吏选拔制度,少学律令的社会风气,律学家职业的非独立性是两汉司法官员与律学家角色合一的主要原因.两汉司法官员与律学家角色合一,推动了律令学研究活动向纵深发展,有利于提高司法官员的执法水平,对我们今天的法官职业化建设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盐铁论》引书用书与西汉昭宣时期文学演进

<盐铁论>的引书用书材料丰富,其对<诗经>的引用,不仅可见出当时已有与今本<诗经>基本一致的传本,而且可窥见<诗经>在当时的传授情况及其引发的文学观念问题.其对屈原与楚辞的解读,体现了昭宣时期士人对人生际遇的思考,深化了汉初以来的文学不遇主题.<盐铁论>的引用书,还透露了<古诗十九首>中个别意象和诗句在昭宣时期的生成演进信息,以及宗经征圣的文章写作模式在昭宣时期的发展演进情况.这些在汉代文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值得重视.     

论晚清《公司律》出台的历史动因

公司及其内在的制度性因素不是中国本土的"资源".1904年<公司律>的出台是晚清政府在主动和被动之间做出的仓促选择.外国在华开办公司、华商附股、"官督商办"公司及其后的晚清商办公司的实践,以及相伴发展的近代公司制思想为晚清<公司律>的出台作了物质和意识上的准备.为振兴工商应运而起的公司企业的发展,急需晚清政府提供公司法律制度的供给.西方列强要求晚清政府出台与西方工商法律接轨的法律制度和晚清政府废除西方列强领事裁判权的愿望成为清廷出台<公司律>的直接历史动因.     

从张家山汉简看汉初家产等级继承制

汉初军功爵制对权利待遇与土地占有具有限制的功能,身份爵级不同,其拥有的权利与义务就不同,其占有土地的标准(限额)就不同。汉初家庭诸子爵位主要通过继承、傅籍和赏赐而得,同一家庭中诸子的爵位存在不平等的现象。汉初家产继承受制于诸子的身份等级,当诸子的爵位不平等时,其继承的田宅往往也是不平等的,只有在诸子爵位平等或诸子均无爵的情况下,才有实行诸子均分的可能。因此,汉初的家产继承制是等级继承制。     

从战国的社会状况看当时的军功赏赐

任何一支较正规的军队,都有与之相应的军功赏赐制度,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军功赏赐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特点,军功制不仅与当时的军队状况紧紧相连,而且还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本文试图分析在战国这样的社会状况下的军功赏赐制度。     

《新语》与汉初丞相长者政治模式的理论设置——汉初长者政治与《新语》的长者圣贤模式研究之二

在<新语·辅政>篇中,陆贾所设计的圣贤模式是对汉初实际存在的长者政治的总结与提升,他的以"仁义"为"巢"、以"圣贤"为"杖"等主张,为汉初治国者统治天下提供了合法性理论依据,得到了他们的普遍认同.     

唐与西夏婚姻制度之比较——以《唐律》和《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为中心

<唐律>是封建时代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而<天盛改旧定新律令>是党项族为维护西夏封建统治而制定的一部重要法律.本文以<唐律>和西夏<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为中心,从主婚权、婚价和嫁妆的给取、等级婚姻方面对唐与西夏的婚姻制度作了比较,并对婚姻制度在不同民族与不同时代所发生的变化作了解析.     

试论秦代《书》学局面的新变

泰始皇焚<书>、禁<书>学,在<尚书>学史上具有传承与开新双重意义,绝不简单地是几乎断送了先秦时期曾一度繁盛的<书>学,给其带来了无以弥补的巨大损失,更重要的在于泰王朝的<书>学是先前各类<书>学思想对崎、交锋的必然结果,不仅是对周泰<书>学的全面总结与反省,亦是对汉魏经学<书>学的催生与准备.     

厚葬的殇者,驱祟的仪式——南阳许阿瞿画像石墓个案研究

汉魏时期,夭折儿童瓮棺葬的习俗依然广泛存在.其原因包括人伦亲情、礼仪规范以及人们对凶祟殇魂的排斥与恐惧.许阿瞿画像石墓是汉代殇葬的特例,其建造目的在于用画像石墓厚葬的规格与隔离生死两界的功能完成对“儿鬼”的驱祟仪式.为使仪式符合汉代丧葬的礼仪,建造者又赋予墓室画像新的内涵,即以一种象征的形式为成为“儿鬼”的许阿瞿举行“成年礼”.     

秦汉律令关系试探

秦汉是律令法系形成的初期阶段,与律令法系堪称最发达的唐代相比,此时的律令关系颇为复杂,而这种复杂源于早期律令所具有的特殊性。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简牍,从"律令转化"、"律主令辅"、"律令分途"三个方面入手,探析律令法系形成初期的律令关系问题,能够推动中国古代律令法系特质之研究。     

"周礼"的现代价值究竟何在——《周礼》社会正义观念诠释

<周礼>乃是战国时期、亦即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的儒者的一套"乌托邦"、"理想国"性质的社会制度规范的设计.作为儒学的重要经典,<周礼>的根本意义并不在于其所设计的那些具体的、可以损益的制度规范(礼),而在于其背后的普适的正义原则(义),包括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公平性)、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地宜性).正当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为仁爱,并且超越差等之爱,指向一体之仁.适宜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充分考虑到具体的生活方式的时间、空间的条件.通过这种正义思想的揭示,<周礼>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再次成为重要经典.     

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甘棠》看周代祭祀制度——兼论孔子的祭祀观

上博简<孔子诗论>之<甘棠>评论与周代祭祀制度有关,也体现了孔子的祭祀现.其"及其人,敬爱其树"、"甘棠之爱"语中,甘棠即是社树,与周代社祭有关;"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甚贵其人,必敬其位"则指有关周代宗庙制、宗庙祭祀制;"甘棠之保","其保厚矣"是指一种祭祀活动--"报祭".这些都反映或表现出了孔子的祭祀观.     

《大海热线》栏目制播分离实践探析

<大海热线>是辽宁广播电视台于2006年创办的一档民生节目.在新一轮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浪潮中,<大海热线>作为辽宁广播电视台制播分离改革的排头兵,进行了积极的制播分离探索.在实践中,栏目尝到了制播分离的"梨子滋味":"散养"带来活力,"独立"带来担当,机制焕发斗志.同时,通过实践也认识到"内部制播分离"制度在用人机制、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制约制播分离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弊端.     

因世而权行：汉初长者政治及其治国指导思想新论——汉初长者政治与《新语》的长者圣贤模式研究之一

汉初政治实体存在多层级性的政治现实,汉初中央统治集团具有"长者"特质,他们依照陆贾为其所"造"<新语>中提出的"因世而权行"政治理论选择原则,推行一条诸子学术整合、重构政治学理论的开放政治路线.     

萧何“制律九章”祛疑

班固在《汉书》中将"制律九章"与"萧何次律令"并提,表明两者不矛盾,具有鲜明刑罚色彩的律九章是萧何的工作重心,而非其制律工作的全部产物,律九章成篇过程是在全面继承秦律基础上,以"次"的方式,制作汉律,其产物也不只是律九章,因为很多律篇都有刑罚内容,但当这些律篇部分刑罚内容或全部刑罚内容被"次"入律九章时,其他诸律也是"次"后的产物,这一点在《厩律》成篇过程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之所以萧何采用编次的方法是与汉律结构组成可划分为自然章句与篇章有关,编次不仅使汉律苛酷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律九章非系统倾向非常明显,与人们习惯称之,使人常联想为系统法典的"九章律"相去甚远。萧何编次秦律有增有删,并对秦律内容作了力所能及适应时代需要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