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的第一个剧作及其时间

《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二期上发表的陈则光同志写的《论历史讽喻剧〈赛金花〉》一文,对我国著名剧作家夏衍同志的早期历史剧《赛金花》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并在如何评价《赛金花》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最后说:“《赛金花》是他的第一个剧本……”,这一说法是与史实不相符的。夏衍的第一个剧作并非是《赛金花》。夏衍的七幕历史剧《赛金花》最初发表在由傅东华主编的《文学》杂志一九三六年四月号上(民国二十五年,《文学》第六卷第四号),署名夏衍。这是夏衍第一次用“夏衍”这个笔名(原名沈端先)发表剧作,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赛金花》就是     

鲁迅论“国防文学”口号

现在,全面地考察一下鲁迅对于“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论述,显然有利于揭批“四人帮”攻击“国防文学”口号的种种谬论和包藏的祸心,也有助于学习鲁迅的无产阶级文学思想和革命精神。     

批判“四人帮”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污蔑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对“国防文学”口号滥施罪名,胡说“国防文学”“是资产阶级口号”(一),“是彻头彻尾的汉奸文学”,“道道地地的国民党文学”,(二)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历史的本来面目究竟是怎样的呢?拂去岁月的风尘,洗掉“四人帮”喷来的污血,不难发     

江青是“国防文学”的吹鼓手

一九三六年春,鲁迅的病情逐渐沉重,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蒋介石继续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混进革命阵营的叛徒、特务和投机分子,也乘鲁迅病重,对鲁迅大肆进行攻击.在内外夹攻中,鲁迅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在文艺界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无产阶级口号,批判了周扬、夏衍、张春桥等人根据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鲁迅在大病后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发表了《这也是生活……》一文,指出:"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     

我国国防专利权归属与行使制度分析

国防专利不仅是专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防科研和生产管理的重要内容。我国立法对国防专利权概念模糊,专利权归属不明,长期存在国防专利权无法充分行使和利用等问题。我国新修《专利法》2009年10 月1日实施,新的“专利法实施条例”也即将出台,“国防专利条例”也应当加以完善。在此过程中,明确我国国防专利权的归属,平衡国家和专利权人利益,将有利于我国国防专利权的行使与利用。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公开提出的时间及文章

在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里,对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争的评价,已将近半个世纪了。广大评论者对“两个口号”的性质及其论争的意义,引经据典,各抒己见,作了较充分的阐述和较精辟的分析。但是,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公开提出的时间及文章,许多现代文学史专著及有关文章的说法,都是与史实不符的。比如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道:“一九三六年五月,胡风在《文学丛报》上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第一次提出‘民族革命     

论“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

早在一八二七年,德国作家歌德说过:“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二十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经济和市场的观点出发,又一次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五四新文学是我们民族文学的新阶段,又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它广泛地吸收了外国作品的“可取之处”,作为我们民族的优秀的文化创造,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     

说“跳脱句”

(一) 1.1 跳脱句,是一种语义上有年跳跃,结构有所脱离的一种特殊句式。 结构上脱离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某一结构成分脱落了,使句子在形式上残缺不全。例如: (1) 嘉英不满地:“爸爸,您太……” (电影文学剧本《瞧这一家子》) (2) “我是说,你和……分开时,小孩懂事了没有”? (小说《普通女工》)” 例(1)中的谓语中心和例(2)中的介词宾语都脱落了。 二是句中插入别的语句,使水应相连的     

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中国观

在日本帝国主义崛起和消亡的历史过程中,《帝国国防方针》是指导日本政略和战略的最高方针。它制定于1907年,其后进行过三次修订。1907年《帝国国防方针》规定的对华战略方针是,向中国扩张日本的“国利国杈”。1918年首次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则规定,“无论任何时侯,皆须将中国置于帝国的控制之下。”这种把中国作为殖民主     

齐桓公西伐“大夏”考地

据《史记·齐世家》记载,齐桓公曾“西伐大夏”。关于“大夏”所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云:“太原……又谓之大夏也。齐桓公曰西伐大夏,涉流沙。《左传》帝迁高辛氏子实沈于大夏主参……皆此地矣。”顾氏又说:“盖太原、大夏、夏墟……其实一也。”清初胡渭《禹贡锥指》:“太原……又谓之大夏,《左传》迁实沈于大夏,《史记》齐桓公西伐大夏,禹凿龙门通大夏是也。”依顾氏、胡氏之言,齐     

“诗教”小诠

“五四”以来,孔子受到片面的否定,他的“诗教”观点,也被认为是违反阶级斗争的文艺观,长期受到“讨伐”,其实是不公平的。 根据《小戴礼记》的记载,孔子曾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论语》也记载过孔子的话:“《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可以怨”。司马迁在《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申这     

释“五马”

“五马”一词,古代诗词中习见,一般都用来代指州郡的长官太守,后来又用以代称刺史或知府.在诗歌中用“五马”来称太守,大概源于汉乐府《陌上桑》.《陌上桑》:“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在《陌上桑》“五马立踟蹰”下注释说:“五马,五匹马.汉代太守驾车用五匹马.”汉代太守驾车果真用五匹马吗?《骈字类编》、《辞源》在“五马”条下均引《汉官仪》说:“四马载车,此常礼也.惟太守出则增一马,故称五马.”看来这可能是朱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文的根据.但是,今查《汉官仪》,实无此记载.     

鲁迅与国防文学——重读《荅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一九三六年八月,鲁迅继写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之后,又写了《荅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以下简称《荅》文),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发表了系统的结论性的意见。这篇重要文章是评价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重要依据。但是,二十年来,鲁迅这篇文章的思想却一直被人们曲解着,特别是十多年来,“四人邦”为推行“文艺黑线专政”论,采取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卑劣手段,更加肆无     

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对应用文的“革命”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文学”,是采用了“广义文学”的概念,既包括文学之文,也包括应用之文。他谈到的文学“革命”,同样是既包括文学之文的“革命”,也包括应用之文的“革命”。他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不仅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局面,而且首开现代应用文写作研究的先声。他在《文学革命论》中猛烈地抨击封建应用文,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应用文的“革命”来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很有必要重温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应用文“革命”的精神。     

“曹王”、“曹刘”辨

建安时代“俊才云蒸”,邺下聚集了“盖将百计”的文学之士,其中以三曹、七子、蔡琰最为特出,三曹更是处于领袖群英的地位。然自六朝迄于明清,被文学史家频频称引者,却大抵是曹植、王粲、刘桢三人。三人时被并称,但在多数情况下却是以“曹王”、“曹刘”的组合形式出现,且往往被分别视作建安文坛的代表。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曹、王、陈、阮……斯并高视当世,连衡孔门。”《隋书·文学     

《诗经·王风·君子于役》:“鸡于桀”之“桀”释义辨误

《诗经·王风·君子于役》:“鸡于桀”。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桀,《鲁诗》作。是用竹木所编,给鸡息的圈子,不用可以摺起,俗称鸡摺子。”此释不妥。桀,不是用竹木编的“鸡摺子”,而是供鸡息的用木头搭的鸡架。《尔雅·释宫》:“鸡于弋为,凿垣而为埘。”《毛传》:“鸡于为桀。”可见桀即鸡所之弋。弋、为古今字,其义为木桩。《玉篇·弋部》:“弋,橛也,所以挂物也。今作。”《尚书大传》卷二:“者有数。”郑玄注:“者,系牲者也。”《说文·木部》:“枳,也。”段玉裁注:“弋、,古今字。……谓之,可以系牛”。《南史·程文季…     

国防经济学概说

一、国防经济学的由来战争是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产生的。战争与经济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在此基础上,必然出现为战争服务的国防经济理论。早在公元前六百年,我国春秋时代的政治家管仲就指出:“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在管仲之后三百年,秦孝公重用政治家商鞅,变法图强。商鞅说道:“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以“农”来     

为何称为“永州八记”

柳宗元在谪居永州期间,曾写过脍炙人口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山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和《游黄溪记》九篇山水游记。 但长期以来,人们都习惯称之为“永州八记”,目前一些文学史、“文选”和研究柳宗元的专著(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刘盼遂、郭预衡:《中国历代散文选》,冯其庸等:《历代文选》,吴文治:《柳宗元简论》等等),也都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明明是“永州九记”,而被说成是“永州八记”呢?章士钊先生认为:这是“千年来文坛之顺口溜,而印合尔巧,莫知其所由然而然”(《柳文指要》)。而我认为,不妨深入考查一下“八记”的提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何原因?从而明瞭一个究竟。     

“借古讽今”小议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都曾被“四人帮”加上“借古讽今”、“影射现实”的罪名,一棍子打入十八层地狱,作者也因此受到残酷的迫害。现在这些同志的冤案已得到平反昭雪,但是“借古讽今”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却还没有恢复名誉。即使在为这些同志平反的文章中,也多避口不谈甚至矢口否认他们有借古讽今的动机,认为说他们“借古讽今”是“欲加之罪”,是“莫须有”。文痞姚文元硬把“借古讽今”和“反党”,“反社会主义”联在一起,现在自然是没人信了,但在我们一些同志的心目中,总还觉得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借古讽今未免有点不得体。 现在应该是为“借古讽今”恢复名誉的时候了。     

“都”有无“试”和“大指”义?

《中华大字典》、日本出版的《大汉和辞典》、台湾省出版的《中文大辞典》均在“都”字头下列了“试也”、“大指也”两个义项。列“试也”义的根据是《汉书·霍光传》:“光出,都肄郎、羽林。”颜师古注引孟康曰:“都,试也。”列“大指”义的根据是《文选·扬雄<长杨赋>》:“请略举其凡,而客自览其切焉。”李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