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独立性、市场化进程与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的执行效果——基于2003~2012年国企高管职位变更的数据

国企高管职位晋升机制是国企高管激励的重要制度安排,其执行效果直接影响激励效力。本文手工整理了2003~2012年中央与各级地方国企董事长、总经理及党委书记离任后的去向及升降数据,并基于各级国资委对所辖国企高管绩效考核的规定,首次探究了国企高管职位晋升评价机制的执行效果及其有效执行的前提条件。研究发现,央企高管晋升依赖业绩表现及个人能力;而地方省属和市县级国企高管在政治锦标赛的约束下,依赖非业绩的政治关系资源或政策性负担的承担而获得晋升,晋升评价机制在央企和地方国企被差异化执行,即监管独立性影响晋升机制的执行效果。此外,相较于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相对有效执行。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基于企业成长压力理论的实证研究

虽然企业成长压力是所有高管都要面临的重要课题,但对我国具有"准官员"性质的国企高管而言,却有着更为"与众不同"的意义:由于国企承担着较多的政策性负担,使得"企业成长速度"指标取代了包含很多噪音的"企业绩效"指标(即国企普遍采用的"规模导向型"发展方式),成为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中的一个重要评判筹码。当然,这也意味着对于具有不同政治晋升机会的高管而言,他们面临的成长压力会有所差异:与那些政治晋升机会较低的高管相比,政治晋升机会较高的高管面临的成长压力相对较大。并购作为企业实现快速成长的重要方式之一,自然成为那些追求政治晋升高管的最佳选择。有鉴于此,本文拟基于企业成长压力理论考察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文章基于2004~2013年国有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研究发现:与政治晋升机会较低的国企高管相比,当国企高管面临的政治晋升机会较高时,企业选择并购成长方式的可能性较高,在并购交易中支付的溢价水平相对较高,并购后取得的短期并购绩效虽无显著差异,但长期并购绩效却显著较差。当企业自身内生成长速度特别是相对自身历史的内生成长速度较慢(即高管面临的内生成长压力较大)时,高管政治晋升对上述并购行为(并购成长方式选择、并购交易价格支付、并购绩效)的影响就会越强。     

央企高管收入有望公示

包括国务院国资委在内的多个政府部门,目前已开始研究和探讨"公示央企高管收入"的实现方式和技术路径。按照目前央企高管薪酬管理的制度框架,央企高管的收入由国资委统一确定,而央企内部员工的收入则由企业内部确定。由于央企"一二把手"由中央组织     

我国地方官员晋升的因果机制研究及展望 ——基于CSSCI文献分析

检索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2000—2020年以官员晋升为主题内容的CSSCI论文,可发现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研究热点主要聚焦在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影响官员晋升的因素和晋升激励产生的影响。未来研究中,官员晋升考核应关注多元指标体系,关注官员晋升后对地方发展的影响,研究对象应逐渐从省市级官员到县乡级官员转变,运用行为公共管理学实验法分析基层官员晋升的潜在动机。     

晋升激励、地域偏爱与企业环境表现: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是影响地方政府官员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本文以2009-2015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官员更替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并分别从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两个角度切入分析这种影响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换届后，若继任官员来自本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得到改善；而若继任官员来自异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发生恶化。这一研究结论在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改变度量指标、考虑滞后反应、进行安慰剂测试、调整样本及控制其他可能的遗漏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异地调任的继任官员出于晋升激励的动机而倾向于降低地方环境治理水平；而本地调任官员出于对曾经任职地区的地域偏爱而更重视当地环境治理。本文创新性地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视角探讨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为理解地方官员的决策模式和企业环境责任行为提供了新思路。     

败也业绩,成也业绩?——国企高管变更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0~2012年A股上市非金融国企的数据,将高管变更后去向细分为晋升、平调和降职,以高管不变为基准,研究了公司业绩及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对高管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高管降职与公司业绩负相关,晋升与业绩不相关,但与承担的社会责任正相关,即"败因业绩,而成非因业绩"。进一步研究表明,国企高管变更考核中存在一个业绩门槛,在业绩低于门槛值时,业绩越差降职可能性越大,承担社会责任不能降低降职的可能性;在业绩高于门槛值时,业绩更好并不能增加晋升的可能性,此时承担社会责任才成为影响晋升的重要因素。此外,高管平调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但平调—业绩相关性要弱于降职—业绩相关性,这表明平调实际是对业绩较差高管的缓和惩罚。     

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A股2005~2011年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讨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的关系。突破目前流行的"显性—隐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本文探讨在"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双重隐性激励范式情境下,国企高管如何对两种激励做出权衡和抉择。本研究发现,这两种激励之间存在着非对称的替代效应,即政治晋升可能性越高的CEO,其在职消费行为存在收敛现象。进一步探究影响机制,我们发现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影响路径有两个: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一方面直接抑制在职消费,另一方面它激励更高的"公司绩效",相应地会提升在职消费。综合来看,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大于提升效应。     

“面子工程”还是“真才实干”?——基于政治晋升激励下的国有企业创新研究

国有企业CEO同时具备"经济人"和"政治人"特征,这意味着仅从薪酬激励设计角度研究国有企业创新犹如管中窥豹,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激励可能是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另一机制。本文采用2007~2014年间国有上市公司CEO变更数据,研究了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政治晋升激励使得国有企业CEO更加专注有效的研发投入,在降低研发投入量的基础上,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其次,我们探讨了国有企业政治晋升激励可能存在的"面子工程"和"真才实干"两种机制,发现政治晋升激励不仅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产出率,而且提高了创新产出的价值增值能力,支持了政治晋升激励下CEO创新"真才实干"假说。最后,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薪酬激励、在职消费对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低薪酬激励,高薪酬激励时国有企业CEO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更高;相对于高在职消费,低在职消费时国有企业CEO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更高。     

三类官员形象危机严重

什么样的官员容易发生形象危机?由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牵头完成的《形象危机应对报告(2012)》给出了答案。唐钧和课题组成员对2012年前四个月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形象危机进行了排名,研究发现,"窗口型"官员、"贴近群众型"官员和"准官员"三类群体受关注度高,形象问题较为严重。"‘窗口型’官员主要是履行执法职能的官员群体,包括城     

央企高管降薪,树立公平标杆?

正方:数据显示,2011年央企高管平均薪酬72万元;2013年四大国有银行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大部分超过100万元。和城镇职工平均薪酬相比,这些数字看起来很高,但和私企高管相比,和同类外企的高管相比,真不算高。2013年美国花旗银行全球首席执行官Michael Corbat薪酬是1450万美元,比央企高管收入高两个数量级。降低央企高管薪酬,恐影响企业运营的效     

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创新北大核心CSCDCSSCI

以2000年~201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地方官员晋升这一独特视角,实证考察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企业政治关联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晋升前期,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都会显著降低,这种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更低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扩展检验发现,企业在官员晋升前会通过慈善捐赠而非寻租的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从而进一步挤出创新.本文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为揭示官员晋升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对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清晰的政策意义.     

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创新

以 2000 年 ～ 2012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选取地方官员晋升这一独特视角, 实证考察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企业政治关联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晋升前期,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都会显著降低,这种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更低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 扩展检验发现,企业在官员晋升前会通过慈善捐赠而非寻租的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从而进一步挤出创新． 本文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为揭示官员晋升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对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清晰的政策意义．     

央企高管薪酬 何时才是尽头

在国际金融风暴的影响下,央企高管薪酬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中央政府连续出台政策文件来指导高管薪酬的定价。今年9月16日,经国务院同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国资委等单位正式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主要从适用范围、规范薪酬管理的基本原则以及薪酬结构和水平、薪酬支付、补充保险和职务消费、监督管理、组织实施等方面,进一步对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作出了规范。但是我们的央企高管在按照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司正常运行到底该拿多少钱呢?他们的行政级别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值多少钱呢?央企高管地位带来的潜在的直接跳槽到"政府机关"担任省部级领导的机会值多少钱呢?如何通过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呢。笔者将在下文中从央企高管薪酬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策略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个话题。     

当不了省长当董事长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月16日发表题为“央企高管升官无望补偿，当不了省长当董事长”的文章，指央企高管异化为特权阶层。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以2008—2018年沪深股市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国有企业高管同时具备“经济人”“政治人”的特征出发，探究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政治晋升激励越高，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越小；在采用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经过内部控制的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能够提升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进而减小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     

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的资历特征、成长路径及启示——基于210名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的信息与资料的分析

一、引言 目前,学者们对我国党政干部的职业晋升研究颇多,Li和Bachman (1989)以市长为研究对象研究职业成长与升迁,发现党内资历对于"快跑者"有负面的影响.Pierre Landry (2003)于1990-2000年在对市长群体进行研究时,发现市级干部晋升与城市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晰.也有一些关于地方官员升迁的系统性研究(Bo,2002;Lin,2003;Zang,2004),如李洪彬和周黎安等(2005)对1979-1995年省长和省委书记群体进行的研究,指出省级领导的职业成长和职业晋升与在任期间所辖区GDP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吴建南等(2009)提出了影响官员晋升的五种主要因素:组织状况、辖区状况、个人特征、政府绩效和政治背景.     

女性领导如何突破心理“天花板”

<正>"天花板"现象源自企业界,指员工在向组织的高层职位晋升时可能会遭遇到玻璃天花板似的无形障碍。研究表明",天花板"障碍在政府机构的官员中也普遍存在,其中     

开辟反腐“第二战场”

##正##近期闭会的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将成为推进反腐斗争的"第二战场"。2013年,以逾30名国企高管落马为标志,亏损垄断国企成了腐败的"重灾区"。如何解决"重灾区"问题?中央纪委新第五室职责的确定、开展向央企派驻纪检机构的试点、13个专项巡视     

央企独董身世大起底

今年披露的上市公司年报,把央企高管的薪酬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一个神秘的群体也因此浮出水面——独立董事。“不少央企拥有七八十岁的独董,而且多是前高官或其他央企领导,他们的年薪也达到了数十万元”。     

“官托”链条的成因分析及破解

"官托"是在官员选拔中,在看不见的权力阴影下,将公权力领导和职位渴求者紧密相连的"牵头人",他们身在公务体系之外,不具有公权职位,却在官员晋升过程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运作力。在现实中,这些"官托"不仅影响了官员选拔的进程和最终结果,也形成了腐败的新体系流程,加剧了民众对政务部门的负面评价,削弱了民众对新晋官员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