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权可诉性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传统主流理论认为社会权不具有可诉性,但当前社会权可诉性在国际理论与司法实践中逐渐获得承认。社会权可诉性有其坚实的法理基础,社会权以保障人的尊严为基本逻辑起点,而人的尊严是基本权利的核心,根据＂有权利必有救济＂理念,社会权本身蕴涵着救济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然而社会权需要国家雄厚财政的支撑,所以社会权可诉性存在＂限度＂问题,即社会权可诉到什么程度,其衡量标准是＂国家最低核心义务＂和＂基本生活水准＂,这个标准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是可以量化的。有社会权权利主体,必然有义务主体的存在,传统理论认为社会权义务主体仅限于国家,然而随着公共治理的兴起,权力多元化,非国家行为体承担起社会权的义务,且社会权国家中心责任有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的趋势。     

社会保障权可诉性论成

社会保障权是基本的人权,人权保障是法治社会的应然要求和目标。社会保障权可诉性之争论一直是国际人权界和法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传统理论基于社会保障权与自由权的差异性、法院裁决的合法性以及法院能力考量,否定社会保障权的可诉性。传统否定社会保障权可诉性有三种假说,但都颇值质疑,而从学理和案例实践层面均证成社会保障权的可诉性。     

高等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分析与制度构建

通过对大学自治理论,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处理私人纷争并非基本权利本质属性等阻却高等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学说和制度障碍进行剖析;指出在人权保障及法治的理念下,应坚持法律优先与法律保留、基础性与重要性关系原则,从法律权利与宪法权利不同层面、不同程度,通过违宪审查、民事、刑事、行政等不同进路,赋予公民高等教育权可诉性,以期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论社会权可诉性的宪政之路

社会权作为基本权利,不仅具有主观权属性,也具有客观法属性,这为社会权可诉性的"司法与准司法"路径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诉讼是社会权在宪法层面可诉性的本源路径,我国宪法诉讼应采用"最低限度主义",通过运用宪法明示性条款直接保护社会权、通过审判发现宪法中的默示性社会权等方式缓慢稳妥地促进社会权的司法保护。宪法解释是中国语境下社会权可诉性的路径,我国宪法解释宜采用"原旨主义"解释方式。在宪法层面,通过对宪法条文涵义与国家政策的宪法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民法层面,通过对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的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行政诉讼法层面,通过肯定性行政救济手段与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来保护社会权。     

论法的可诉性

法的可诉性应是现代法治国家法的本质属性之一。但在我国现行法律中 ,存在着大量不可诉的法 ,这种法的可诉性缺陷 ,对我国的司法制度乃至法治建设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 ,建立具有可诉性的完备法律体系 ,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论社会救助权国家义务之逻辑证成与体系建构

社会救助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生存权的核心内涵之一,在社会保障权体系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保障公民社会救助权的顺利实现,是解除贫困群体的生存危机、维护社会底线公平、体现政府公共责任的有效路径。社会救助权的保障仰赖国家履行相应义务,国家义务是社会救助权实现的根本保障,具体涵摄国家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和给付义务三个层次。对于社会救助权的保障,国家尊重义务是基础与前提,保护义务是后盾,给付义务是核心。     

论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可诉性及其程度

我国已经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包括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在内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由于法律文本从未考虑实施这些法律的手段,特别是诉讼途径和机制,使司法对职业教育法律的适用性不强,最终造成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可诉性低下。对此,应该在法律、法规中明确告知公民有权提起诉讼的条款;增加行政权的行使者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经由申诉或者司法程序,可以有效地实现对受教育权、受职业教育权权利的救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职业教育法律的可诉性按其发展的程度可以分为两类:可申诉性和可司法性。     

论经济法的可诉性

在法治国家中,宏观调控行为应予以法治化。法的可诉性是法所必备的基本属性,法理学上的可诉性理论对宏观调控领域中的纠纷寻求司法解决途径,产生了积极影响。宏观调控行为是否可诉之所以存在争议,原因在于经济法所追求的法益目标:社会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的影响。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问题是解决经济法可诉性的一个关键和难点。包括宏观调控法在内的经济法具有现代法的基本特征,只有强调宏观调控行为具有可诉性,才能凸现经济法的可诉性。     

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探讨

通过对实践中常见的几种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分析 ,找出规律 ,从理论上阐明可诉性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 ,特征以及如何正确把握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探究

经济法的可诉性,在经济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经济法可诉性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制约,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与缺陷,需要对经济法可诉性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通过规范经济纠纷中的诉讼程序、对经济法法律责任进行明确划分、构建健全的经济法公诉制度,充分发挥经济法可诉性在经济法中的作用。     

公司社会责任正当性及其司法化研究

公司社会责任正当性应有更深层次的追问和证成。作为一般条款,公司社会责任条文的司法化是调节公司社会关系之必然要求。应该从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内涵的进一步明确,判决说理技术的充分运用,派生诉讼制度的进一步拓展,经营判断法则的适用及案例类型化等方面,保障新修订的《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文司法化的实现。     

少数人权利保护之正当性探析

从宪法的视野出发,结合少数人权利存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论证＂两方面来探析少数人权利保护的正当性,以期政府对少数人既能禁止干涉并采取宽容政策,也能提供积极保护措施。最终,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有效保护少数人权利之途径手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人权理论演变的社会动因初探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权”从社会科学界的研究禁区变成了热门话题,随之而来的是旧的人权理论体系的解体和新的人权理论体系的重建。考察中国人权理论的演变发展过程,可见思想解放为中国人权理论的演变提供了原始动力,将人权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市场经济为人权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动力和物质基础;多元文化为人权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多维研究视角;国际交流为人权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外部动力,拓展和改变了人权学者的研究视野和思考方式。以上多种社会动因形成合力,共同促进了新人权理论体系的枸建。     

社会排斥与农民工社会权利的缺失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所受到的社会排斥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社会权利的缺失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消除社会排斥,保障农民工的社会权利,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     

我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实质——控制权传递

代际传承是家族企业持续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最难应对的挑战之一。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实质是控制权的传递。文章通过对影响我国家族企业控制权传递因素和传递模式的分析,提出我国家族企业在控制权传承过程中应通过放缓传递速度、采取分层传递方式、建全规章制度、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四个方面以减缓家族企业代际传递过程的压力。     

主流族群与少数族群的权利之辨:论加拿大黑人、社会团体与多元文化主义

任何关于权利的讨论都涉及阶级差别。加拿大黑人作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下的少数族群,始终面临种族歧视并产生文化认同问题。这既反映了主流族群借民主、平等之名施行种族渗透策略,多元文化主义在本质上将走向最终的同化,也反映了黑人群体的认同更多是基于贫穷的经济地位。黑人学校教育已经产生的争议充分证明黑人少数族群在多元文化主义之下的权利之争应该是与种族主义、贫穷、边缘化做斗争。     

传承与互动: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文化的变迁

中国少数民族现存不同类型的宗教 ,遗留有大量原始宗教成分 ,历经文化变迁 ,原始宗教主要表现为两类动态性的流变形式 :一是传承 ,指的是少数民族因文化传衍、交流等缘故 ,既使原始宗教在现有宗教中得到相对直接的保存 ,又在通古斯民族的萨满教、藏族的宗教等过渡型宗教中得到延续、发展和引申 ;二是互动 ,它既指诸如中国上古民族与周边民族、晚近诸原始民族的共同信仰物、相似宗教活动所显示的文化碰撞引发的宗教文化互动 ,也指原始宗教文化与体系宗教文化的互融与互补 ,在我国突出地表现为藏传佛教、南传佛教 ,以及汉地佛道二教及其他体系宗教对原始宗教的各种影响     

从自由主义到极权主义:卢梭“天赋人权”学说的双重面孔

卢梭是政治思想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其“天赋人棂”学说为自由主义提供了重要的辩护,但其对自然权利理论传统的背离以及公意概念的提出又使其学说从自由主义的起点走向极权主义的深渊.     

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所作的报告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思想;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和最首要的生产力的思想;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全面生产和社会系统协调发展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