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人的梁宗岱

作为新诗理论家的梁宗岱已逐渐为人所知,实际上,梁宗岱还是较早用白话写新诗的诗人之一。他的新诗创作实践如果放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是应该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梁宗岱的诗好用比喻、通感,诗意繁复朦胧,具有“繁复的象征”的特点,就爱情诗来说,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在美学和诗艺上都达到一个独特的高度。梁宗岱的诗更为强调诗歌本身的艺术创造,这实际上成了梁宗岱接受法国象征主义的客观基础。     

“诗”与“思”的印象和阐释——伍尔夫、布鲁姆对乔叟的观照

在伍尔夫的文学批评随笔中,乔叟是诗人,有着杰出的说书人天赋,其作品有着惊人的多样性和偏偏的力量。在布鲁姆的著作和评论中,乔叟是具有宏大意识的大诗人,创造了英语世界中仅次于莎士比亚的人物形象,“是莎士比亚的伟大源泉”。伍尔夫和布鲁姆的批评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伍尔夫是作家,其文学批评是印象批评,其随笔以感性的直觉印象方式,写出了乔叟的天赋和诗人魔力;布鲁姆是文学理论家和有天赋的批评家,其文章以充满激情的思辨和活力充沛的诠释,写出了乔叟作品何以是经典,何以是伟大史诗。伍尔夫和布鲁姆关于乔叟及其作品的印象与阐释,本质上也是“诗”与“思”的对话。     

梁宗岱、李健吾文学批评比较论

梁宗岱和李健吾都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学者.由于崇奉自由主义文艺观和具有广博知识背景等缘故,他们的文学批评在很多方面有相通之处:他们都致力于中西诗学的汇通、独立批评精神的维护以及富有个性的批评文体建构等.但同时,他们也存在个性的差异:梁宗岱倾心于象征主义诗学,而李健吾则深受印象主义的影响;梁宗岱的文学批评热衷于诗学原则的探求,李健吾则在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批评的具体实践中体现了他的形上追求;梁宗岱的批评文体兼有知性和感性的色彩,而李健吾的批评文体更多带有感悟、诗性的特征.他们共同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开创了新的境界.     

梁宗岱和他的象征诗学

梁宗岱是20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诗论家之一,他的两集《诗与真》等论诗著述,追踪象征本义,探索象征诗歌创作法则,曾被读者评为“黄金文字”,对象征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扎根生长起到关键作用。他论诗讲究古今中西源流,又能破古今中西界限,有融会贯通的特色。作为以感性思维见长的诗论家,他又重视科学精神与美感直觉的联系,主张诗人打通科玄、心物两界,缜密观察世界,了解事物普遍法则和特殊表象之交集,以增强诗人智慧和诗歌表现力。梁宗岱把写诗论诗视为生命,又把人生当作艺术,超迈乘真,不耦于俗,追求生命的沉酣状态,其人本身就是“诗与真”的有力实践,是他象征主义生命诗学的最高建构。     

钱谦益诗歌批评方法——胎性说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诗学理论贡献也多为学者所论道。在其诗学论述之中,尤以其诗歌批评方法最有特色。“胎性说”是钱谦益独创的诗歌批评方法,它包括“先天胎性说”、“圣胎说”两层含义,是钱谦益考察诗人诗歌水平优劣高低的基本方法,在中国古典诗歌批评、鉴赏活动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实用意义。     

论梁宗岱的诗学建构及批评方式

梁宗岱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位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理论家、批评家。本文尝试考察其理论批评实践，从其诗学建构及批评的方式入手，一方面勾勒出他在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中将两种诗学体系的“共相”误读为诗歌艺术本体以建构自我诗学体系的基本策略，一方面探讨他在理论批评的艺术化方面做出的努力，并以此为当今的文学批评提供一种参考和借鉴。     

《性/文本政治》: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信息金山”

在丹麦文坛上曾经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位男批评家对诗人赛西尔·布德苛的诗歌进行评价。尽管赛西尔(Cecil)这个名字在丹麦语里是中性的,但这位批评家在评论“他”的第一部诗集时机械地认为他所评论的是位男诗人。文章热情洋溢,充满了生气勃勃的动词,相比之下,却很少运用形容词。一年之后,他发现了这位诗人是个“女的”,于是在评价“她”的第二部诗集时,态度大变……,他充全按照“女人”的尺度,对赛西尔的诗歌进行评价。这种批评正是女权主义批评要批评的对象。     

胡震亨的“唐代乐府论”

胡震亨是明代精通唐代诗学且卓有成就的一位著名批评家。胡震亨批评唐代乐府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唐音癸签》一书中。胡震亨对唐代乐府诗的批评,方法以“专论类批评”为主。在批评对象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新乐府进行了重新定义;二是对唐代雅乐及诗乐关系进行了系统观照;三是对李白、杜甫等诗人的乐府涛进行了具体品评。认为李白是唐代“乐府第一手”,杜甫则以新乐府见长,并以“尽道胡须赤,又有赤须胡”对二人的乐府诗成就进行了喻比。     

“诗”的形式与“真”的追求——梁宗岱对“诗与真”的探索

梁宗岱对“诗与真”的探索适应了新诗发展的需要。“诗与真”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诗”的形式与“真”的追求。     

终极关怀与审美超越：论梁宗岱新诗的宇宙意识

宇宙意识是梁宗岱诗论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是梁宗岱新诗的重要特色。从空间的万千事物,到时间的每一瞬间,诗人都聆听到了＂宇宙底精神＂及对＂永恒的迫切呼唤＂。借以这种宇宙意识,梁宗岱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并完成了对人生的审美超越。     

沈从文本土化文学批评刍论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了古代文学批评直觉感悟的思维方式而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尤其是他将中国文学批评整体性的特点出色地保存在其批评中,从总体上综合地把握批评对象,多着意于评论的开头对批评对象作整体审美把握与风格的整体勾勒,促成其批评具有整体性特征。沈从文这种整体性批评方式明显打上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烙印。     

“感情的批评”与“理智的硬性” ——李长之文学批评论

作为现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李长之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是一笔丰厚的遗产。他极力张扬批评精神,追求批评的独立品格,其批评理论具有强烈的整体意识,充溢着现代气息。而感情的批评、理智的硬性、比较的批评,是他文学批评的突出特点。这使他的文学批评既具有浓烈的情感,又有着理性的自觉,既有印象鉴赏,又有分析判断,呈现出十分独特的风貌。     

论康德哲学的“批判”性追问

康德哲学的影响,在于他那渗透于一切科学之中的批判精神。康德的批判不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否定意义上的批判,而是一种对理性的分析和审查。康德哲学的批判精神,具体体现在他的哲学追问之中。康德所奠定的那种理性批判精神,具有永恒的哲学意义。     

意义的精神性救赎——论本雅明思想的精神关怀

本雅明把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独立思考作为自己一生的思想姿态,通过对艺术作品的解读来理解社会,同时实施自己的现实批判、思想突围和精神救赎.他的思想集中传达了审美现代性的悖论.其批评姿态和精神关切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对于中国当前学术批评仍有价值.     

死海里的生命旋涡--论本雅明思想的精神意蕴

本雅明的批评思想孕育于近代的哲学危机和特殊的时代精神氛围中.通过对艺术作品的解读来理解社会,同时实施自己的现实批判、思想突围和精神救赎.他的思想集中传达了审美现代性的悖论.其批评姿态和精神关切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对于中国当前学术批评仍有价值.     

波斯曼媒介、技术与文化批判中的宗教观探析

波斯曼作为来自东欧犹太移民的后裔,他一方面成功地建构了一种非宗教的公众形象,另一方面却又有着隐而不显、内里坚定的信仰。他的宗教经验和信仰与他的学术追求融为一体,贯穿于他学术研究的每一个阶段———从他的媒介批判、技术批判与文化批判中渗透出来,并为他的批判思想增加了感性魅力与灵性锋芒。包容而不狭隘,虔诚而不尊奉,波斯曼的宗教观由此而别具一格。     

在限制中自由--论李健吾对古代文论的承传与转化

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理论生成得益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深厚滋养并进行有机转化,是李健吾文学批评研究中尚需深入的部分.李健吾作者中心论的批评观导源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言志"的文学观,自我潜入的批评策略则秉承于孟子的"以意逆志"的批评传统.正是依凭着中国古代文论扎实的本土资源与对西方文论的圆融汇通,李健吾文学批评获得了自由高蹈的独特型态.     

陶渊明的“游心”和“游心诗”

陶渊明用“游心”的方式对现实世界、死亡世界、大同世界作出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记录他“游心”经历的“游心诗”具有鲜明的想象特质和理性思辨色彩,是诗人哲理世界的诗性呈现,也是诗人对社会人生的痛苦思索和试图超越的产物。     

论闻一多《楚辞》研究中的创见

闻一多研治中国古典文学,以《楚辞》时间最长,用力最勤,成果最丰。他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继承清代朴学大师重考据和训诂的实证传统,扎实地做了扫除文字障碍的工作;另一方面力主创新,从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社会学,甚至用地理学和戏剧学的视角多层次地研治《楚辞》。这种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楚辞》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迅“破”及“立人”思想探析

＂立人＂是鲁迅一生战斗的主要目的,而＂破＂则是他＂立人＂的主要手段,其＂破＂多＂立＂少,＂破＂深＂立＂浅,巧于＂破＂而拙于＂立＂,这一切都跟鲁迅偏激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偏激,所以深刻,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破＂的层面上,鲁迅不愧为＂现代圣人＂与＂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