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新乐府》篇目的回环式结构模式

中唐时期，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理论，并进行了五十篇《新乐府》的创作实践，吸引了大批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诠释研究，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还没有人从篇目的回环式结构模式进行研究。《新乐府》这种回环式结构模式，深受《诗经》和汉乐府的影响，形成了“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特点。这种特点也有局限陛。     

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目的、原型等考论

白居易对自己作《新乐府》的动机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即"难于指言者,辄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为朝廷乐府机构进献歌词,从而发扬古人以歌言政的传统,不同于其他讽谕诗创作;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的借鉴原型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毛诗》,而是取自《尚书.五子之歌》;新乐府创作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很可能被朝廷的乐府机构所采用。     

论白居易《新乐府》中的“边塞诗”

白居易作为中唐诗人的杰出代表,其边塞诗具有时代背景下的鲜明特色。本文以白居易《新乐府》中的边塞诗为论述的主体,对其边塞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述,力图挖掘出以乐府为主要创作形式的边塞诗所具有的鲜明的艺术价值与成就。     

论白居易《新乐府》题材来源的多样性

白居易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描绘了中唐时期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遭遇,揭露了贪官污吏对人民穷凶极恶的剥削压榨,对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给予了愤怒的鞭笞和有力的抨击,全面而深刻的揭露了唐代中期的各种黑暗面,是一组反映社会现实的伟大诗篇.在这五十首诗歌中,白居易从民间传说,现实社会生活以及诗人的亲身体验中汲取题材,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社会全景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旦新妆抛旧样--白居易《时世妆》的观察

诗是唐代文学的瑰宝。在诗语中,抒唱着热情与愿望,为唐时的生活轨迹与所生存的环境留下了真实的记录。在这个基点上,以白居易《时世妆》为主,参照妇容图影以及清编御订《全唐诗》相关的时世妆容诗,分由其诗体新乐府的语汇以及其妆容诗语中所描绘的妇女造形、所反映的审美风潮、时世历史的借鉴,考察其作为华风胡化交融迭错的载体、珍贵的社会文化史料的记录,是如何具体而微地见证了其所置身的时代与社会。     

朱熹《诗序辨说》试论

朱熹《诗序辨说》在《诗序》作者问题上一方面肯定汉代毛公之前已有很久的流传,一方面又说《诗序》起初出于汉儒之手、乃后人所为,显然自相矛盾。这是因为他既要破除《诗序》的权威,论证其不可信;同时又认为《序》亦不可全废。朱熹虽不一概否定《诗序》,但其疑《序》反《序》的倾向却是十分明显。《诗序辨说》分别从妄生美刺、望文生义、《诗经》的使用场合、《诗序》本身逻辑矛盾以及一些训诂和文字方面的错误等几个方面辩驳了《诗序》之失。同时朱熹的《诗序辨说》又体现出了有破有立的特点,对男女之地位、君臣之关系以及《诗经》中涉及情爱之诗都有很好的论述。     

白居易新乐府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本文简要地论述了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指出了它对宋代诗歌影响甚微 ,而对元代诗歌影响较大的具体情况 ,从中可以窥见宋元诗人在诗歌创作趋向和艺术风尚上的一些重要变化     

马端临《文献通考》“诗序”观考论

马端临<文献通考>虽非专论<诗经>,但在<诗经>研究上独树一帜,不为时代风气所左右.马端临认为<诗序>的作者,既非孔子、子夏,亦非卫宏、国史,盖非一人之言.<诗序>的出现乃是或国史采录,或讲师传授的结果.在尊序废序问题上,马端临力主尊序,反对欧阳修、朱熹以来废序的做法,认为<诗序>对于<诗经>来说,不可或缺.     

论《毛诗序》与《韩诗序》之异同

《韩诗序》仅零散地保存在一些书籍中,吉光片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们可以借这些佚文窥斑知豹,以了解今文《诗经》学的说《诗》特点,并且可以通过与《毛诗序》作比较来看两家的异同得失。     

自居易诗与“烟”有关的意象词语之语言分析

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是汉语词汇史构建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诗歌意象词语的研究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唐诗是汉语古典诗歌的巅峰,以唐诗意象词语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白居易的诗歌以其创作成就高、作品数量多且保存完整,成为唐诗意象词语研究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选取白居易诗歌中与“烟”有关的意象,对这些词语进行语言分析;试图从语言研究的角度挖掘或阐释这些意象词语背后的“隐含意义”,揭示其间融入的人文因素和文化积淀,从而为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新思路作出尝试。     

深情长是暗相随--白石、梦窗情词比较

姜白石与吴梦窗是南宋词坛继辛弃疾之后的两位大家.他们创作的恋情词在整个情词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他们情词所表现出的气韵风貌、审美特征却大相径庭.     

浅谈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虚实妙用

“虚实”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一种美学理论,“虚实”说根植于老子的哲学思想;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技巧,“虚实”说对我国古典诗歌的创作起着积极的作用。中国古典诗歌非常讲究“虚”与“实”的妙用,以实写虚,虚出灵韵;化虚为实,实中见虚;虚实相生,境界全出,这是中国古代诗人所追求的虚实结合的三种常见形式。     

简论《瓯北诗话》的李白研究

《瓯北诗话》是赵翼晚年的论诗名著,其所论诗家凡十,李白排第一。是书对李白的研究颇为详赡,涉及到李白的生平、思想、政治表现和诗歌的题材、体裁、寓意、真伪辨析、艺术风格、艺术承传以及与杜甫、苏轼等人的比较等方面,有不少真知灼见。按照赵翼自己的话说是"始知其真才分,真境界,觉向之所见,犹仅十之二三"。这种剖析,在"尊杜抑李"的历史大潮流中,显得尤为理性和可贵,是赵翼文学价值观的一个缩影。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之异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具有"旷放"与"旷达"的差异,前者倾向于外放热烈,后者倾向于内敛冷静。其原因在于李白是把自己摆放在繁华鼎盛的大唐帝国的横向历史背景之上来建构个人的理想,其豪侠的性格使建功立业的思想强烈伸张。苏轼更善于将自己摆放在宇宙人生的纵向历史中,着眼于调整自己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求取内心的"和"与"安"的境界。     

徐志摩与胡适的苏俄之争

1925年和1926年,徐志摩与胡适这两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好友先后游历莫斯科。莫斯科之旅使他们发生了深刻的思想逆转:徐因苏俄之梦的幻灭而回归自由主义,胡则激赏新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而引起“新的兴奋”。由此,徐胡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苏俄问题的论争。徐对俄罗斯文化的“吊古”情愫体现了他的诗人本色,而胡对新俄政治新试验的欣赏则体现了他的“士大夫”性格。胡徐苏俄观的分歧表征着自由知识分子深刻的思想冲突。在这场思想论争中,诗人徐志摩成为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守护者,而作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精神领袖的胡适,则因心仪莫斯科新政而成为苏俄革命的同情者。胡徐围绕苏俄问题的歧争是20世纪前期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饶有意味的事件。     

胡适与甲戌本《石头记》

1927年,胡适发现了甲戌本,这在“新红学”研究史上是划时代的贡献。次年,胡适发表对甲戌本的研究报告,使“新红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此,为数不少的《红楼梦》旧抄本被陆续发现。胡适收藏甲戌本的三十四年间,曾多次将该本提供给学人加以研究。他推动了甲戌本和《红楼梦》版本学的研究。     

《兰亭序》文理辩正——与施蛰存先生商榷

从20世纪60年代在书法界发起的“兰亭论争”,一直围绕着《兰亭序》的真伪展开。1990年施蛰存先生《批〈兰亭序〉》一文从文章结构及语意角度对《兰亭序》做了彻底的否定,从而有意无意地从文学作品评价的角度否定了《兰亭序》的真实性。兹从东晋的历史文化背景及王羲之的思想与人生观入手对《兰亭序》一文详加剖析,反驳施文在对《兰亭序》文理分析中的种种错误观点,以期给《兰亭序》这篇名文以一个公正的评价。     

李白、苏轼与唐宋蜀词

蜀人对词的发展功不可没,李白被称为"百代词曲之祖",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词>的作者多数为蜀人,苏轼更为宋词的发展开疆拓土,"指出了向上一路".而对李白与苏轼这两位唐宋时期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蜀人,在词的创作上是否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却因李白词著作权的争议而很少系统的论述.本文通过对唐宋蜀词发展的梳理,认为苏轼词辉煌的成就本质上是向李白艺术精神的回归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