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楚辞章句》的训诂内容

王逸《楚辞章句》的训诂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解释题意、说明章旨、评价前人得失、说明古代的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徵引故事史实和神话传说、解释词义、解释语句、给字注音、阐明语法、说明修辞手段或表现手法、分析篇章结构、补充原文缺失、存疑等。     

王逸《楚辞章句·渔父》校记

本文以汲古阁原本《楚辞补注》为底本 ,参以笔者所见其余六种版本 ,对《渔父》一篇的王逸注解详加校勘 ,列其同异 ,定其得失 ,以求恢复王注原貌     

《楚辞章句》校证（三十四则）

利用《楚辞》及王逸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通行的《楚辞补注》以外的《楚辞》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补注》中所见王逸《楚辞章句》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合理性的勘正,从而有助于《章句》的进一步校证。     

屈平词赋悬日月——从王逸《楚辞章句序》观其文学批评思想

《楚辞》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诗歌作品集,流传至今最早的注本当属东汉末年王逸的《楚辞章句》。作为首次进行全面系统注释的章句体论著,它的诠释视角广阔,涉及经学、文学、民俗学等多个视野。本文从作品本身出发,兼及《楚辞章句序》的审美批评观,对王逸的文学批评思想作一剖析。     

论王逸《九歌》章句的经学化阐释特征

王逸《楚辞章句》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最完整的阐释《楚辞·九歌》的著作。王逸将《九歌》主要思想内容纳入儒家思想框架以及《诗》之比兴的解释体系中,开创性地总结了“依经立义”和“依诗取兴”的核心阐释思想。阴阳思想在其阐释中也占据不小的比重,甚至部分内容体现了谶纬化的倾向。在经学的大框架下,王逸对屈原创作《九歌》的动因以及对屈原其人的关注,客观上建构了一个大概的作者形象,而这个形象则是包含王逸个人化的理解在内的。     

论《楚辞》的篇次

《楚辞释文》不是古本《楚辞》的本来面貌。刘向《楚辞》十六卷按照以传释经的体例编篡,屈原的作品为经,祖述屈原的作品为传。从刘向《楚辞》的篇次和编篡体例,可以知道《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屈原赋二十五篇。     

论闻一多《楚辞》研究中的创见

闻一多研治中国古典文学,以《楚辞》时间最长,用力最勤,成果最丰。他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继承清代朴学大师重考据和训诂的实证传统,扎实地做了扫除文字障碍的工作;另一方面力主创新,从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社会学,甚至用地理学和戏剧学的视角多层次地研治《楚辞》。这种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楚辞》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

战国中后期,秦楚尖锐对立,楚怀王成了被欺诈、被侮辱的悲剧形象,楚人蒙羞,啣恨百年,不忘报仇雪耻。此乃《招魂》、《大招》和以“存君兴国”为主旋律的屈原作品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 '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世相教传 ',汉代人的记叙必有事实依托,但具体细节莫可踪迹。在楚辞文本传承、解说衍生、诵读不辍诸方面,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郭璞、刘杳、刘勰、萧统、智(道)、公孙罗、李善、五臣、王勉、大江匡衡(日本)诸先贤在楚辞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王逸《楚辞章句》中的双音词

在汉语史研究中，注释语言因其特殊的功能和性质而越来越受关注。作为注释语言，首先要求它能被同时代的人读懂，因而与各类文献典籍语言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注释语言是最接近当时语言的真实面貌的。其次文献典籍中需要作注的往往是那些在当时已较难理解的词，因此我们在注释语言与被注语言的比较中往往可以窥见语言变化的脉络。成书于东汉中叶的王逸《楚辞章句》是现存《楚辞》注本中最古的一部，同时也是今天可以见到的最完整而且时代最早的章句体训诂著作。它总体上由三个板块构成，即解题、分章析句和后叙。解题部分文词简练，内…     

《楚辞·天问》所见夷夏关系及其考古学印证

<天问>中保存了较多的夏、夷集团的史料,全面地反映了五帝时代中期至夏初两大集团的关系是权力斗争和交流并进的:在夷夏斗争中.包含着婚姻等和平方式的交往;在婚姻关系中.也蕴含着斗争和利用,并非以往学者所说的单纯的武力斗争.<天同>仅千字之文,全面记裁了这一时期东夷、华夏集团联盟间的重要史事,难能可贵.     

张居正行政思想新探

张居正作为明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柄政十年,励精图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危机四伏的明王朝重新一振,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被誉为“救时宰相”、“旷古奇才”。其之所以成功,无疑与其具有一套系统全面而敦本务实的行政思想是分不开的。     

王维奉佛原因新探

王维奉佛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与他仕途上经历的三次坎坷密切相关。初仕被谪使王维长期徘徊于仕与隐之间,出使凉州所见所闻使他陷入迷惘和困惑,安史之乱中陷贼则是他遭受的最重的精神打击。正是这三次仕途上的挫折使王维一步步靠近佛教并走出一条奉佛入世之路,而这是由王维自身的性格决定的。内倾型的性格气质是王维在遭遇外部挫折时转而向佛教禅门寻求精神寄托的根本原因。     

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本文分三个部分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一是其选篇原则。王夫之将那些能体现爱国忠君思想 ,并具有楚辞风格的作品入选 ,目的是“广三楚之遗风” ;二是“以意为主”的作品论析 ,注重联系屈原的情感、经历 ,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阐释作品的思想内容 ,“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 ;三是“认理唯真” ,“脚踏实地” ,虽不刻意于文字训诂 ,但对字句的诠释颇有独到之处。诠释楚辞而不自觉地将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流露出来 ,这是“文字狱”盛行之时 ,王夫之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选择     

论王闿运《楚辞释》的注释特色

王闿运在《楚辞释》中求新尚奇的注释,其时代背景是清末公羊学派学术风气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注释篇目中将宋玉的《高唐赋》入选;注释体例简单而具体注文随意;中心内容贯穿求新尚奇之说,且在字词注释、章句说解、篇旨说解等方面均有明显体现。不足之处主要是由于崇尚新颖奇特带来附会之弊。     

张载心学结构发微

关于横渠学说为"气本论"或"气一元论"的传统观点需要重新思考.从横渠学说的整体来看,他以"气"的升降屈伸论宇宙万物之生成为始,而以"心"统摄会归天下一切万物为终.前者是形下之器的世界的无尽展开,后者则是形上之道的世界的无穷开显,而性气合一或形上与形下合一的归极之所则在于"心".因此,就横渠学说之整体结构来看,乃呈现为一个完整的"心学"构造.而以"气本论"或"气一元论"来概括横渠学说,实际上只注意到了横渠学说中"气"之形下开展的方面,是未必能得横渠学说之真际的.如必欲以某种"主义"来论定横渠之学,则恐不如称之为"性气不二论"为更能得其实情.     

王安石七言绝句新议

王安石创作了大量七言绝句,他的七绝深婉精工,与他“尚用”的文艺观相比,其七绝创作却十分注重艺术技巧的追求。他的七绝风格形成既有他性格和境遇的因素,又与他对前代诗家转益多师密不可分。     

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思想探微

"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是王弼哲学中的两个重要命题."息末"与"崇末"看似矛盾,但"崇本息末"的"末"与"崇本举末"的"末"所代表的对象不同,这两个命题不但不矛盾,而且"崇本息末"思想涵盖了"崇本举末"思想.当然,在政治思想上,王弼在一定程度上赞同统治者采取有益于社会的有为措施,这与"崇本"思想中的尊崇"无"、"无为"是矛盾的.     

陈廷焯词选思想探析

晚清词论家陈廷焯的词选思想集中体现在编辑词选和评价词选两方面,这本身就成为其词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云韶集》、《词则》及拟选而未果的古今《二十九家词》,其词选思想在编选实践中逐渐成熟、清晰。通过评价历代词选,更可见出陈氏对历代词选较为完整的理论评价。     

从《楚辞集解》看汪瑗的生死观

汪瑗关于"屈原投水说"的辩驳和屈原去楚而隐的观点是《楚辞集解》的核心与灵魂,也是了解汪瑗处世思想的关键。汪瑗在论证屈原去就问题的过程中,实际上表明了自己的生死观。在汪瑗看来,死不可惧,但其条件是要对国家前途命运有益,对自己的身名有益;汪瑗强调仁智并重,并将屈原塑造成仁智并行的圣者形象和有道者形象。汪瑗的学术思想与处世观念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除了民族传统文化的远来积淀以外,个人的身世经历与时代风习的影响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