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庭坚融通儒释的修养理论

作为临济宗黄龙派门人的黄庭坚,其颇具探索、践行禅学修养的自觉意识,其禅学修养路径是通过反观自身以明了自身本有之真如自性,然后通过对此真如自性的护持,最后达到随缘任运之精神境界。这与他身为儒者对儒家修养功夫的阐发具有内在的对应关系。而黄氏有关儒释修养论的探索与阐发,亦对思想界的儒释整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修养论意义下禅学的“明心见性”与心学的“知行合一”

心学与禅学的学理唯有在修养论中才能统一,脱离了修养论而对心学和禅学进行解读是片面的。心学和禅学从一个相同的"心"出发,面对不同的人和现实采取了不同的修养方式。这种不同的修养方式所要达到的仍然是一致的人自身。这种人的自身追求可以作为解决当代社会的分化问题的一个方法。     

"中和":理性与价值统一的真实内核

"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核心思想.儒、释、道诸家都对其作过论述与阐发.而儒家中和观在"中和"思想中是最原创、最有主导性、最具根本性的.对儒家的中和观,人们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中和"作为一个理论性极强的哲学概念,既有认知的成分,又渗透了道德价值的内涵.     

论杨万里咏园诗的禅学意趣

禅宗以明心见性为终极关怀。它对杨万里的人生观、宇宙观、审美理想、文学观念及艺术表现手法都有重要影响。杨万里的咏园诗是诗人闲散时,吟咏性情所作,是诗人怡情养性、静谧修养心性的自性顿悟的结晶,是佛意、禅韵、诗情和景趣的有机契合,体现着诗人哲理思辨与诗情画意水乳交融的审美境界追求,极富禅学意趣。     

"道生革命"的"期待视界"

竺道生是中国佛教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他所阐发的一系列佛性理论具有革命性的开创意义,对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竺道生佛性思想与魏晋玄学、儒家传统的心性学说以及大乘般若学的比较研究,力图从思想史的角度追溯"道生革命"的历史动因,揭示其深度思想文化背景,从而进一步深化对中国佛教融通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内涵和复合型文化品格的理解.     

论宋代的理学、禅学与诗学

在宋代特定历史条件下 ,以理学为核心的宋学一方面以儒学为本 ,另一方面又广泛汲纳道、释、玄学思想特别是佛教禅宗哲学 ,以构建“新儒学”体系。比之儒家思想促成道德教化与道家思想促成自然情趣的文学规范 ,禅学显然更具有艺术性实质 ,而比较各种文体 ,诗又显然是最具禅意的文学 ,宋代诗学由此形成以禅论诗的观念。宋代理学对禅学的含容利用与以禅论诗的宋诗观念的形成 ,其间有着互为影响的作用。首先 ,诗、禅关系促使儒、释文化渊源相交织 ;其次 ,诗人构思、儒者求道、僧徒参禅三者在最高境界上的相似 ,促使文人在不同的领域中形成方法的通用 ;再者 ,在宋代诗学建构中 ,除诗人言理习禅与理学家以诗禅言理之外 ,诗学理论的空前繁荣则构成更为重要的因素 ,而宋代诗论往往正是理学与禅学、理学与诗学、禅学与诗学交相融汇的结果     

相异而相通——陆学与禅学关系管见

对陆九渊心学,不能简单地评断为"全是禅学",也不能认为它与禅学毫无联系.陆学与佛教的禅观之学在理论旨趣、修养风格、理想境界等方面既相异,又相通.     

唐君毅先生论儒佛之辨

宋明儒在利用释、道之论阐发儒学基本道理的同时,在一些基本的原则上仍然自觉与佛家划清界限。唐君毅先生《宋明理学家自觉异于佛家之道》一文从为学之目的、生与灭、心性与天理、天道与圣道几方面对佛儒进行了比较。     

柳宗元《乘桴说》与《天爵论》述义——兼论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复杂性

柳宗元对儒学和佛学都有较深修养,对"统合儒释"也有高度自觉。学界对"统合儒释"的方式的讨论较多地偏向于柳宗元所自述的范围,即以儒学为本位裁量佛教、对佛教进行抉择,可概括为"援儒入佛";但"援佛入儒"这种更具时代性和创造性的方式也存在于柳宗元的思想成果中。《乘桴说》体现了重视心性的倾向和新颖的儒学阐释之风;《天爵论》重视智识和意志的思想是受到佛教影响的同时对儒学传统的重新发掘和塑造。二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援佛入儒"的特点,也体现出"统合儒释"的创新性和深度,在中唐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思想意义。     

陆学与禅学之辨

陆学与禅学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朱、陆之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朱熹及其后继者对陆学"全是禅学"的批评和陆学及其后继者对陆学是"圣学"的辩护,各自包含深刻的合理性.陆象山始终坚持尊义去利的义利之辨,并从儒佛二者的思维表达方式、公私义利、道之偏正和经世出世等方面去阐明自己旨在"扬儒抑佛"的儒佛观.陆象山对佛教、禅宗的批评,具有浓厚的辩证理性主义色彩,超出了同时代新儒家的思想水平,非二程、朱熹所能比拟.陆象山在思维方式、实践工夫等方面不自觉地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陆学这种禅学化的新儒学,具有自己的理论特色,这一点往往被已有研究成果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