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叙传与自然主义、私小说

自从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问世,特别是他公开表明在理论上赞同法朗士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主张后,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有的说,他的“自叙传”是“个人生活的写照”;有的说,他的小说深受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来源于日本的“私小说”;日本汉学家伊藤虎丸先生则认为,郁达夫的《沉沦》与佐藤春夫《田园的忧郁》“一样地继承了‘日本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笔者认为,郁达夫创作虽然大都取材于个人经历、身边琐事,但不能说是“个人生活的写照”;他留学日本,在日本民族文学     

论沈从文对人的性爱世界的解剖

早在本世纪30年代，沈从文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的时候曾经指出：“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声称自己的文学创作的目的在于“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1］。现在，有足够资料表明，沈从文在20年代进入北京后曾接触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他从周作人那里接受了性心理学的观点；曾拜读过张东荪的《精神分析学ABC》；还从施蛰存、废名等人的小说中领略了西方心理学的魅力……[2]后来，他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运用精神分析学说大胆而深刻地解剖了人的性爱…     

日本之敌何在?

在日本,有这么一批人镇日价忧心忡忡、怒目瞳瞳,其出言可谓“不同凡响”。他们说当今“日本危机”本质所在乃是“分不清敌友”。那么,日本的敌人到底是谁呢?中西辉政先生解析如下:“真正意义上的敌人首推北朝鲜,“中国”是日本必须慎重对付且顽强抵抗的更大敌人”,至于美国,“从经济上来讲”是日本的“敌国”。“同时也是日本非常主要的‘朋友’,一个日本必须好好学习的国家”,再者便是“战后日本人的精神这一‘内心敌人’。”这种论调不乏武断、颇为荒谬,但在日本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此,向来以礼、情,以义对待异国邻邦的中国人民看来应当有所了解,并引起警悟。     

杨秀清评价的几个问题——驳《论太平天国内部尊孔和反孔的斗争》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四人邦”“他们抓的史学,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别有用心地吹‘女皇’、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变成了古为邦用的影射史学。”一九七六年,“四人邦”的御用写作班子在《学习与批判》第四期抛出的《论太平天国内部尊孔和反孔斗争》一文(下称文章),就是“四人邦”影射史学的代表作     

影射史学是“四人邦”篡党夺权的罪恶工具

长期以来,万恶的“四人邦”为了推行他们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政治纲领,调动了一切舆论工具,影射史学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他们抓的史学,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别有用心地吹‘女皇’,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变成了古为邦用的影射史学。”今天,在揭批“四人邦”第三个战役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必须进一步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彻底批判“四人邦”的影射史学,全面清算他们利用影射史学推行其反革命政治纲领、篡党窃国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他们在史学战线上的一切流毒。     

赴法勤工俭学的革命历史不容污蔑

“四人帮”为了给他们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政治纲领鸣锣开道,随心所欲地玩弄历史,把历史科学变成了“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他们利用近百年史,影射攻击党中央领导同志,最卑鄙、最露骨的一手,就是捏造历史,栽赃污蔑。因为他们搞影射史     

沈从文笔下的“人间仙境”──《边城》

在走入《边城》这个人间仙境之前我们有必要谈一谈沈从文的文学观。沈从文是京派小说作家群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而京派文学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艺术之‘神’是人性”。对人性这一方面，沈从文有很深入的思考，他曾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①人性的探寻可以说构成了沈从文小说的全部底蕴。他创造的形形色色的故事和人物，都是从“人性”轴心向四面幅射开来。但他又认为人性寓于人生（人生包括生活和生命两部分），“生命之…     

太宰治战后小说的自杀意识

战后日本“无赖派”主要代表作家太宰治,是一位极其典型的“私小说”作家。他将其生活经历、生命感悟、精神气质和自杀倾向投射于小说,使其笔下人物具有强烈的虚无感、恐惧感、罪恶意识和自杀意识。太宰治的小说中自杀者并不仅仅是基于神经敏感、性格软弱和简单的自我否定而自杀,他们自杀于精神危机,拒绝在虚妄与恐惧中生活,以此表达个人式反抗与最后的呼救。     

捧出“一颗心”感悟“真教育”——学习陶行知师德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札记

江泽民在纪念陶行知诞辰95周年的大会上说：“陶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热情赞扬他“怀着‘教育为公’、‘甘当骆驼’的精神，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努力发展人民教育，为整个民族的利益造就人才，作出了永远值得后世纪念的贡献。”陶行知博大精深的教育理论、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     

唐传奇与魏晋南北朝小说之比较

本文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唐代传奇与魏晋南北朝小说从创作动机、创作题材到表现方法诸方面，都予以全面比较，翔实论证，从而结论为：唐人小说较之魏晋六朝小说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极为突出的进步：一、从“并非有意作小说”到“有意作小说”；二、由“志鬼神之‘怪’”到“传人事之‘奇’”；三、从“纪实”到“作意”。     

古典诗歌中的蚕桑意象及其生态审美意蕴

蚕桑业作为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千百年来对我国的文学产生了深刻而多样的影响。古典诗歌中的蚕桑意象寄寓了人类关于美德、情爱、生命、故园等种种美好情感。从生态美学的视角对古典诗歌中的蚕桑意象进行解读,借此观照其＂自然＂存在的生命哲学和人格魅力,以期为深处生态危机和生存困境中的现代人提供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     

王观澜与《红色中华》

王观澜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对早期党的土地和农村政策的制定做出过巨大贡献 ,但他在中华苏维埃时期的办报经历却鲜为人知。文章梳理了王观澜与《红色中华》关系的始末 ,叙述了他作为第一任主编 ,在《红色中华》(暨新华社前身红中社 )创办初期所起的重要作用 ,以及他被迫离开《红色中华》的原因和离开后继续为该报写稿的经历 ,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刘志丹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

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红色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在战略上,他能抓住军事斗争与建立、发展根据地这一全局性的根本点。在战术上,他依靠人民的支持,发挥自己的才能,以灵活多变的战术,在西北高原上创造了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迹。     

野间宏论

野间宏是日本著名现代作家 ,属于“战后派”,是公认的战后派的旗手。他是一位有影响的进步作家 ,从大学时代起 ,即信仰马克思主义 ,关爱人民。他的“伤痕文学”对警醒日本民族具有莫大的历史作用。同时 ,他的意识流小说在文学技法上独树一帜 ,打破了日本文学的旧传统。他又是地球和人类命运的呐喊者 ,在晚年不顾年迈体衰 ,以发人深省的文学和身体力行的行动为保护人类环境而奔走呼号。本文概要地全面论述了野间宏其人其作 ,提出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他应得到更高的评价和占据更显著的位置     

俞平伯其人写《红楼婪》研究

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领域的得与失和他的个性气质有密切关系。通过对俞平伯的散文小品、新体诗、旧体诗创作等的考察，以及俞平伯的朋友们对他的分析评价，可以看出俞平伯始终是一个"晚明人"。这种气质和素养使俞平伯能够对《红楼梦》的艺术有深度的把握，因而具备了胡适所不可能有的文学视野，做出了杰出的研究成绩。但俞平伯在思想气质方面又与曹雪芹存在差异，因此他不能在《红楼梦》的思想性方面有深度的感知，而始终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次。俞平伯主张作家的个性决定作品的性质，这一文学观运用到对俞平伯自身的分析上同样有效。     

日本悲哀之美内涵的解读

作为日本文坛现代派的代表川端康成,很早就以“继承日本的美学传统”自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细致地描写了日本人对自然的热爱及情趣,描写了人与人之间的无不常有的悲哀韵致,尤其是在小说《雪国》中展现了日本文学的悲哀之美。     

勤耕博采 宏图大观——试说文彬治“红”

胡文彬治红学,著述颇丰,成就卓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学风格。胡文彬曾学历史,所以历史的眼光成为他考察《红楼梦》及红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视角,因此他的红学成就得益于他的历史感觉、宏观视野。同时,他非常注重搜集资料、整合资料和编辑出版红学资料,体现出他的实证工夫。他是一个淑世主义者,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积极入世情怀。这样的品性和个性无不体现在他的治学和著述之中。学术著作往往质朴少文,但胡文彬却能做到在质朴之中文采飞扬,显示了他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淬炼语言的功夫。胡文彬痴迷红学、执着于红学。他不仅是有成就有影响红学家,也是为红学呕心沥血的活动家和组织家。     

试论曹操南征荆州及东进江东的战略决策

目前 ,学术界有人认为公元 2 0 8年曹操南征荆州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这导致了其兵败赤壁。曹操正确的决策应该是重兵西向 ,攻取汉中 ;也有人认为 ,曹操在占领江陵后 ,磨磨蹭蹭 ,耽误了几个月的时间 ,以至贻误战机 ,终致赤壁之败。本文认为 ,曹操南征荆州非常及时 ,也非常成功 ,赤壁之败不是南征荆州决策的失误 ,而是曹操在占据荆州后 ,立足未稳便急躁东进造成的恶果。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佛家底蕴

王国维写作《红楼梦评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这篇论文的写成,是他早年人生困惑与佛教情结的自然延伸与继续发展。王国维早就用佛家眼光即"天眼"去看待人生。因此,《红楼梦评论》关于人生苦痛与解脱的哲学底蕴的核心观念主要源自佛家而不是叔本华。曾受东方佛教影响的叔本华厌世哲学使王国维进一步从理论上完成对人生的悲观看法,进而使他形成宗教化特别是颇具佛家倾向的美术观及文学观,以致把《红楼梦》几看成一部解脱人生苦痛的佛教文本。     

林语堂的红学研究述评

林语堂虽不是著名的红学家,但他的红学研究也是不可小觑的一家之言。他的红学研究成果主要收在其专著《平心论高鹗》一书中,集中探讨了“伪续”说、高本后四十回如何评价、脂砚斋及畸笏等问题。林语堂红学研究最大的特点是他以小说创作家的身份介入红学研究,因此得出了许多与非小说家的红学家不同的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