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广东西江走廊聚落地名特征分析

聚落地名反映了人类社会在变迁过程中对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选择和适应。明清时期．西江走廊人口密度进一步增大．从平原、河谷到低山、丘陵等地区都有人口的分布。但受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作用．聚落类型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聚落地名方面．除保留原有自然特征和古越语聚落地名外．社会类型聚落地名大量涌现,充分反映明清时期西江走廊地带在社会经济发展等状况,并奠定了以后本地区聚落地名在和自然特征和经济类型等方面的分布空间格局和命名特征。     

明清时期广东的自然环境保护

明清广东经济的大开发已向人们敲响警钟，人类不能只向大自然索取，更要保护大自然，否则必定会遭受大自然的报复。当时虽然许多有识之士积极倡导环境保护，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导思想，缺乏总体的长远规划，更缺乏行之有效的政令法规，广东的自然环境依然恶化。该文试图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探索人类发展与自然和谐的规律。     

河湟民族走廊与中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以明清时期为中心

作为“中心”与“边缘”的过渡地带,河湟民族走廊是将中原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等亚区域连接在一起的关键,而该走廊与中原的“一体化”成为其发挥连接作用、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作为“走廊”,河湟经济文化交流的繁盛和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成为推动其与中原“一体化”的重要力量,而河湟更具包容性的“性格”特征成为该走廊与中原“一体化”进程的催化剂。当我们看到中原王朝利用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对周边地区进行整合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周边地区通过制度、礼仪、传说、信仰等主动建构周边社会对国家的认同,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此同时,由于河湟民族走廊内部社会经济文化复杂而多元,又形成了其与中原“一体化”进程中的特殊性。     

明清时期纳贡贸易与《广东新语》

明清时期,全球经济扩张形势的发展把广东推进了世界贸易的大潮中,广东成为纳贡贸易的前沿阵地。被誉为＂广东百科全书＂、广东番禺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比较具体地记述了明清时期＂岛夷＂（南洋或东西洋）各国与中国纳贡贸易的盛况,尤其是对当时＂岛夷＂诸国纳贡情况及纳贡贸易物品记载得非常详细。《广东新语》对纳贡贸易的认识和评价独到,与明清时期的主流意识截然不同。     

明清时期广东瑶族的锐减与迁徙

明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也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高峰。在这一时期,广东的瑶族开始由大面积分布,到不断地向深山穷谷退却,最后所占区域越来越小。瑶民的迁徙与明清经济的发展关系极大,也和明清两朝的统治政策息息相关,而不少瑶人汉化,也致使瑶民数量大减。发展到近现代,广东只剩下了连南、连山、乳源等少数地区有瑶人居住,大部分瑶民迁徙至广西金秀山和湘粤桂的交界地区。     

借鉴珠江三角洲经验 带动西江走廊区域经济的发展

西江走廊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向桂西北辐射扩散的通道，加速其经济发展对于整个西江流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通过从西江走廊的特点出发，指出借鉴珠江三角洲发展经济成功经验的必要性，提出必须利用本身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有自己特色的产品群；开发名优产品，发展骨干企业和乡镇企业，加强企业内联外引；建设好小城镇，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加强交通、通讯设施建设，发展大流通。通过重点突破，达到流域经济东西联动发展和繁荣的目标。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闸官研究

明清时期的闸官是专责闸务的官吏,掌各闸储泄、启闭之事.闸官一职由来已久,但直至到了元代,"闹官"才正式出现.闸官作为运河基层管理组织中的一类,要与林林总总的过闸人员打交道.闸官的职责与运河的畅通息息相关,是运河上的一个重要官职.     

明清大名古城形态特征研究

作为畿辅八府之首,明清大名古城一直是河北雄镇。在明清、中华民国时期历史资料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将大名古城从明代开始的城市建设情况分为三个重要阶段进行考察,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整体探究古城的自然环境、选址特点、防御体系、街巷系统、街廓形态以及建筑特征。在实地调研与街巷复原的基础上,通过对大名古城形态分析,发现大名古城为典型的“方城十字街”模式,是我国明代北方筑城的典型案例。结果表明：1)西高东低的地势环境与气候条件决定了明清大名古城选址与布局;2)护城河环绕、十字大街模式、方格网布局形成仿生“龟城”模式;3)功能性建筑的分布使城南形成政治商业文化空间,城北形成小型集市空间,由此构成“前朝后市”的城市格局。     

明清时期说部书价述略

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其流传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书价。自明至清 ,说部书价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使更多不同层次的人有能力消费小说。这与明中叶以来书坊的遍布、活字印刷的发展及石印的推广直接相关。同时 ,由于明清时人对宋元版及抄本日益珍重 ,说部中的这一部分价格反而急剧上升。     

明清时期瑶族的习惯法

明清时期,瑶族的习惯法发展至成熟的阶段,有关记载也较为详细。这一时期瑶族的习惯法,大致表现为内容的完整性与形式的片断性,成文习惯法与不成文习惯法共存,阶级性与社会性的混合。因此体现了瑶族社会存在的家族主义,以及对其他民族不平等等特点。瑶族习惯法主要是准成文习惯法,同时也包含俗成习惯法与约定习惯法方面的内容。     

明清茶学思想的审美内涵——以茶诗为例

明清茶诗是研究明清茶美学思想的重要载体。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明清时期茶美学思想表现为对古典美的完美总结和极端叛逆的矛盾纠结：一面是美善同一、仁厚恭谨、立象尽意的儒家美学思想的发展和终结;另一面是大反正统,或追求清雅性灵,或看重闲适平常。如此多样而充满张力的审美意识形态注定了中国传统茶美学由兴入盛,再由盛转衰的必然命运。     

明清张秋水患与河道治理

明清两代,黄河水患频繁,不断冲及张秋。政府致力于漕运的畅通,治河的目的是保卫运河。明代借黄济运的措施,给漕河带来严重的后患。清咸丰年间黄河改道后,政府治理水患渐不及时。张秋水患为明清两代治理黄河水患的典型,通过对张秋水患及其治理情况来分析两代治理河患的特点。     

略论明清时期江南的城市化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形成了以杭州—苏州—南京为一级城市,松江—嘉兴—湖州—常州—镇江等二级城市,周边无数市镇为三级城市的国内最大都市群,由此奠定了今天长三角都市群的基础.杭州与苏州、南京等超级大都市,既共同形成了国内最庞大的都市丝织业商品市场,也构建了国内著名大都市—区域中心城市—地方重要城镇的三级市场网络体系.     

明清桐城桂林方氏家族文化特征探析

明清时期桐城桂林方氏家族是江南著名的世家大族,以科第仕宦、研习诗文、治学习艺等著称于世,在其长期发展延续过程中积淀而成深厚的家族文化。其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其五世方法因靖难发作毅然殉难,此忠孝节义之举为后嗣敬仰,积淀成为方氏世代传承的精神意志的象征;方氏家族文化精神的传承表现在重视教育、诗礼传家、勤学著述、编纂家族遗书等方面;方氏家训、家学、家风的传承也为家族的稳固与兴盛奠定了基础。作为个案研究,探析方氏家族的文化特征,为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内蕴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切入点。     

法治与选择

中国传统审判中的民意介入是不可避免的,在明清一些案件中,平民、文人和官僚阶层或是出于自身利益相关的诉求,或是出于义愤和同情分别或共同对“不干己事”的案件进行不同程度的介入。平民通常选择群体性的非典型诣阙叩阍的形式,文人团体更擅长口诛笔伐和讽喻褒贬,官僚阶层往往利用谏诤和弹劾的制度来达到影响案件裁决结果的目的。当作为民意表达的舆论在案件第一次审理前形成一定规模,则可能直接影响判果,在裁断之后亦可通过发起复审程序而再次影响案件结果,这种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案件的透明度,起到监督审判公正的作用。     

明清厅堂的悬壁书法装饰

通过对文献资料和传世实物的考察,考证了悬壁书法的滥殇及其在明清建筑中的装饰作用和方式,指出悬壁书法是在明代永乐迁都之后,随着建筑风格的改变产生的一种新的书法式样,突出了书法的装饰功能,要求书法作品与环境融为一体,达到装饰环境的目的。     

明清小说中的占候

文章论述了古代占候术在明清小说中的种种表现。认为占候术对明清小说的结构艺术-诸如气氛渲染、伏线设置、情景描写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明清人的原始心理和思维方式。     

明清之际思想家对"银荒"的议论及解决方案

针对明末清初出现的“银荒”问题,明清之际的一些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陆世仪、唐甄等纷纷发表议论,提出废银行钱、“更币”等货币方案。这些方案的愿望虽然良好,但其中保守、复古倾向明显,重钱轻银,不符合货币发展的历史趋势,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停滞状态。     

明清时期开封的徽商

明清时期,河南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并且地处中原,人口密集,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开封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其中不乏徽商。他们在经营方式上有坐贾也有行商,主要经营盐业、棉布和典当业。微商对促进开封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