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慈善意识与现代慈善理念

儒家"仁"、"仁政"、"人本"、"留余庆"的思想及儒家"灾害观"、"贫困观"、"财富观"中的"慈善意识"经常会在引用中与现代慈善理念混淆。事实上,"博爱"与"等差之爱"、"君王之惠"与"公民权利"、"慈善特权化"与"公民责任"以及"明哲保身"与"爱之慈善"有很多背离之处。认为"宗法"与"礼教"两大思想是导致"人本源"的儒家"慈善意识"与"神本源"的现代"慈善理念"发生冲突的关键所在。建设中国特色慈善文化必须扬平等、弃等差,扬责任、弃恩赐,纠正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越位"现象,克服"明哲保身"思想的局限,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营造"团结互助"的社会新风尚。     

“求真”与“致善”:斯宾诺莎道德哲学形态的建构逻辑

斯宾诺莎建构的以"理性神学"为基础的道德哲学形态结构展现为"神"—"自由"—"人的心灵",它是以"知神"和"爱神"为出发点,以人的"自由"、"幸福"和"至善"为归宿点。斯宾诺莎断定"神"是唯一"实体",取消人的自由意志,将"人的心灵"作为"神"的"属性"的"样式"置放在因果必然性秩序之中。其最终目的是让"人的心灵"从为"被动情感"所奴役的"自然形态"和为理性所指导的"主动情感"的"理智形态"过渡到"神人合一"的以"自由"、"幸福"和"至善"为标志的"伦理—宗教"形态。     

《广雅疏证》以"凡"语说明"名"、"实"、"义"关系情况浅析

《广雅疏证》以"凡"语说明"名"、"实"、"义"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两种情况:一、以"凡"语说明某些"实"之得"名"缘由和某些"名"所指的"实"的内容范围,指明"名"与"实"之间的关系。二、以"凡"语说明相同、相近、相因之"义"分别用相同之"名"或音同音近之"名"表示,指明"名"与"义"之间的关系。     

和:法文化的思考

"中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也是古老中华法系的"法统","和"是道之用,也是法之用。"和实生物"包含"和实生法"。从"中和"之道可以看到"中和"之法的三个特征:"中和"、"中正"、"时中"。从贵"和"之礼可以展现贵"和"之法的七个层面:道德与法律之"和"、法的天人之"和"、法统之"和"、实在法之"和"、综合为治之"和"、定罪量刑之"和"、法律生活之"和"。     

论老子“公”、“契”治世思想及其意义

老子"公"、"契"治世思想来自其"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之"以百姓心为心"和"有德司契";老子思想关于"公"与"国"、"契"与"德"等紧密相关。老子深厚的"民本"思想包含"利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因"、"社会在契约关系下才能和谐发展"等理念。比之于孔孟之道的"家"即讲"孝"和"国"即讲"忠"的治世思想,老子的"公""契"思想映照出孔孟"家""国"思想的缺陷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弊端。老子的"公""契"思想对今天的改革开放有重大的思想启迪价值。     

“无为而治”异说——从“圣人气象”看儒家治国理想

"无为而治"不是道家之"专利",而是儒、道两家共同的理想。"圣人气象"是指圣人所具有的"仁"、"和"、"乐"以及"与天地同"之境界。由此境界推出儒家以"为政以德"、"任官得人"、"行其所无事"等"无为而治"之自然方式建构和谐社会的终极理想。     

“宗经”之体——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新探

作为《文心雕龙》总论的"枢纽"部分,必定有论及"文体"的篇目,那就是"宗经"篇。刘勰"宗经"主要"宗"的是五经之"体"。而每一经之"体"都包括"义"与"辞"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义"是内容要素,是"体"的内在结构;"辞"是形式要素,是"体"的外在结构。"宗"经之"体"主要偏重于"辞",而又不完全废弃于"义"。     

释“石”

"石"是汉语中的一个常用名词。从上古到中古"石"一直有yak或ǐεk的读音和"大"的义项。上古和中古时期的"硕"也有上述两个读音。从现代汉语方言材料来看,"石"跟"硕"在读音上发生分化的时间是近代以后。虽然"硕"也有"大"的义项,但跟"石"不同的是,该义项是其语源义,而"石"所具有的"大"的义项是由于跟"硕"读音相同,通过通假的方式获得的,其本身并无该义项。"石"的"量器"义是在其为"容器"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于"石"经常作为称重物的量器,因而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作为重量单位词的义项。表示"谷一百二十斤"的"石"跟"■"是同源词。"石"读为"儋"的原因之一是从俗,其发生的语言基础是汉语中存在的同义换读现象。     

"不比"句多义性动因考察

"不比"句从形式上看是"比"字句的否定形式,但在意义上是不是"比"字句的否定式,众说纷纭。本文认为"不比"句不仅从形式上看是"比"字句的否定式,同时从意义上看也是"比"字句的否定式。"差比"本身包含"胜过"和"不及"两个意义空间,"不比"句在否定"胜过"义时必然留下两个意义空间:"等同"和"不及";在否定"不及"义时也必然留下两个意义空间:"等同"和"胜过"。这是造成"不比"句多义性的根本动因。"没有"句的功能是表示"不及"义,是从"不及"的角度去说X、Y之间的差比关系,因此,严格地说它不是"比"字句的否定式,不具有否定功能。     

从“豚”字说起

本文考证"豚"字的甲骨文形体,并从我国古代文化的角度考释"豚"字,证明其为"阉割后的小肥猪"之意,重新辨析了"豚"字家族中"豚"、"豕"、"彘"和"豬"四字。"魨"和"臋"在音义上和"豚"有密切的联系,"魨"、"臋"和"豚"是同源词。     

海德格尔"思与诗的对话"思想研究

"思"与"诗"是人类"应和着道说而说"的两种基本方式,它们之间既有"隐蔽的亲缘关系",又有一条"很深的鸿沟",在"遥遥相隔"的两座山上"比邻而居"。这既决定了它们"对话"的必要,又提供了它们"对话"的可能。通过"思与诗的对话",人类可以重新达乎"诗意地栖居"。这种"诗意地栖居"乃是通过"语言"的"诗化活动"来实现的。"思"与"诗"的分离导致了"语言本质"和"诗意栖居"的双重失落,而"思与诗的对话"正是人类"追忆"和"重返"精神故园的道路。     

“道之文”的本质特征新探

《文心雕龙》首句开篇即交代了"道之文"的本质特征。"道之文"包括"玄黄色杂、方圆体分"的"天地之文","日月叠璧"的"天文"和"山川焕绮"的"地文"。"玄黄色杂""日月叠璧"意味着不同事物或者同一事物内部不同部分相杂相交成文。"方圆体分""山川焕绮"意味着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区别和同一事物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差异区别。"道之文"和"道"的本质特征都是事物的"对立统一"。"枢纽论""文体论""创作论"的论文思想均体现了"道之文"的本质特征。     

沈约"声律论"再审视

沈约是发明四声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将"四声"引入诗歌理论的首创者。"用四声以制韵"是"永明体"诗歌的核心特征,其具体内容是指:一句之中,必须避免同声同韵的字重复使用,并以"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为标准达到字调的相间。"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不仅不是"病犯"而是"用四声以制韵"的"韵",它只有在并提时才具有意义。沈约没有提出过"八病"之说,"八病"是后人基于"八体"言论而产生的一种附会,而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归入"八病"则是附会之上的附会。沈约的《答陆厥书》等文章廓清了"四声"与"五音"的区别。他的"声律论"建立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过渡的桥梁,也导致了"拘声韵"的后果。     

史书“故事”的文体衍化与秦汉子书的叙事传统

汉代史书中多有"故事"记载,原有"旧事"、"先例"、"旧业"之义。这在秦汉子书中也多有记载。汉代的"故事",除了严肃意义上的"先例",还有"滑稽"意义上的"旧事",前者是"成例",是文学题材中被引用之"典故"。后者具有一定的"叙事"色彩,非常接近后世的"小说"。另外,作为"旧例"、"典章制度"之义的"故事",也没有消亡,而是逐渐与汉代应用文体如诏书等发生了关联。     

试析《庄子·大宗师》篇的"真知"

《大宗师》篇的"真知"是"真人"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有"真人"才会有"真知"。"真人"与道同体,天人合一。"真知"也就是"知道"。要知道"道"乃是化生万物之根本,人的生死为"道"之所化,死生存亡本为一体,而"得道"则是一个不断剥离物欲的过程。要想获得"真知"必须打破对生死的迷执,必须摆脱仁义是非的束缚,还要经过"坐忘"的过程,最终达到"不知之知"的境界。"安命"是获得"真知"后的无奈的选择,但正是因为"命"对人的限制才促使人们不断对"道"进行追寻与探索。只有"道"才能引领人们找到心灵的安顿之所,才能找到真正的回家的路。     

僧肇的"不真空"义--兼谈"六家七宗"对"空"的理解

"空"是佛教大乘空宗的一个核心概念,那么,究竟什么是"空"?魏晋时期,中国佛教界对之有不同的理解。以"六家七宗"为代表的"格义佛教"以"无"来解释"空",或认为"空"是"本无",或认为"空"是"色无",或认为"空"是"心无",总之是认为"空"只是"无",而与"有"无关。僧肇作《不真空论》,驳斥了"格义佛教"对"空"的这些错误理解,认为"空"是"色法"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有无间性","空"不简单地就是"无",而是由"有"和"无"共同构成的。因为构成"空"的"有"和"无"都是"不真"的,所以"空"也是"不真"的,是为"不真空"。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新生代蓝领工人的价值观及其对职业稳定性的影响

笔者采用罗克奇价值观问卷对新生代蓝领工人的价值观及其对职业稳定性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对新生代蓝领工人而言,最重视的5项终极性价值观依次为"舒适的生活"、"家庭安全"、"幸福"、"自尊"和"真挚的友谊",而最重视的5项工具性价值观依次为"雄心勃勃"、"正直"、"负责"、"心胸开阔"和"智慧"。相对上一代蓝领工人,在终极性价值观上,新生代更重视对"振奋的生活"、"成熟的爱"、"自由"、"睿智"、"美丽的世界、"救世"、"成就感"等价值目标的追求,而在工具性价值观上,新生代更重视对"智慧"、"清洁"、"能干"、"富于想象"、"自我控制"、"独立"、"礼貌"、"符合逻辑"等价值目标的追求。在终极性价值观上,新生代蓝领工人对"舒适的生活"、"快乐"、"国家的安全"和"真挚的友谊"这4项价值观的重视度显著影响着职业稳定性,而在工具性价值观上,新生代蓝领工人对"勇敢"、"顺从"这2项价值观的重视度显著影响着职业稳定性。     

建构“帝王之学”的信仰体系——真德秀《大学衍义》“诚意正心之要”解析

宋代理学家建构起一套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天理"即是信仰的"本体","诚"的境界与"天理"本体是同一的。因而"诚意"不是知识体系中的问题,而是信仰体系中的问题。"诚"很难体会和把握,学者只能由"敬"以通"诚"。"敬"是"敬畏"之意,即对于神圣之物的畏惧。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一书中讨论"诚意正心"问题,重在"崇敬畏"和"戒逸欲",其本质上乃是建构"帝王之学"的信仰体系。     

老子“道”和“德”的自然本质及其辩证关系

老子的"道",主要指形成世界的本原,决定万物的本体,宇宙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而老子的"德",其广义是指万事万物合"道"而行的品性,其狭义则指人的合"道"而行的品性。"自然"是老子"道"与"德"的本质特征。"道"生万物,"德"养万物","道"体"德"用,二者辩证统一于万物之中。老子哲学的主要意蕴就是依"道"而立"德"、立"德"而明"道"。老子对"道"的预设与描述体现出老子哲学理论思维的形上视域,老子对"德"的揭示与规定标志着老子哲学实践关怀的形下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