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新诗“诗质”论和“诗形”论的矛盾性

闻一多的新诗“时代精神论”和“新诗无边界论”的“诗质”论直指新诗本性,使新诗与旧诗相区别。是至今仍极有价值的论说。闻一多的“三美”论有相当强的“复古”意味,“音乐美”违背了白话内在的韵律特点,“绘画关”重走新诗初创期弱化诗质文白夹杂的老路,“建筑美”背离了新诗自由的天性。闻一多“三美”的“诗形”论是不成熟的理论建构,且与他的“诗质”论相冲突,这种欠缺和冲突,也恰恰反映了闻一多对新诗文体的深刻认知。     

复古:文化发展的误读

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复古”运动似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利益驱动的结果。“复古”的动机和目的,在于把传统文化贴上现代商品社会的标签,像不动产似的展示与拍卖。“复古”,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但却违背了文化发展的规律。文化发展的核心实际上是创新,因为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由红到黑:对闻一多诗歌意象的一种阐释

闻一多研习美术多年,对色彩极为敏感,尤其是红色和黑色,是他的诗作当中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颜色。前期的闻一多营造了一个以美和爱为中心的“红色”意象群,后期则偏重于创造“死亡”、“鬼”等的“黑色”意象世界。以红色追求理想、真理,以黑色加深文本的现代意义。意象的由“红”到“黑”,显示了诗人审美取向及文化取向甚至人生道路的转向与深入。     

李东阳复古文学思想探析

在明代复古文化背景下,李东阳的文学思想蕴含着诸多复古因子。其复古文学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与鲜明的特性:兼师众人之长,自铸一己风格;注重诗音乐美,恢复言情本质;以复古为通变,探索文体革新。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明代中期文风转向的趋势,对“七子”的崛起及明清文学理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其还存在某些不足与缺陷。     

试论闻一多诗歌的文化特征

本文提出：从闻一多“自我奉献型”人格和关于月亮、太阳、大雁、黄昏的经常性的意象选择的深层内涵中可以开掘出他的烙印民族文化性格的心态和思维形式，从而探寻到中华民族积极的文化品格在闻一多身上长期熔铸所形成的诗性菁英所在。家园意识、孤独意识、死亡意识也相当独特地锲入了闻一多这一民族性极强的深沉心态之中，它可以理解为现代中国知识者的心灵史，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哲理在现代诗歌中极好的一种表征，并充分认识到闻一多诗歌的这三种生命意识以传统文化的人格美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强健不息的精神活力和坚韧意志。     

论闻一多的爱情与传统文化

闻一多是我国著名诗人，在他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首先坦荡无拘地抒写“真我”；继而为人类寻找光明，写了《红烛》；当他看清自己所处社会的腐朽本质时，写了《死水》等诗集。这些诗作，留下了五千年古国文化的灿烂光彩．闻一多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熟读诗书，并接触新学；清华九年期间，他努力吸取西方文化的同时，更注重继承本国文化遗产的学习，他曾大声疾呼“扬吾有华”；留学美国后，闻一多如饥似渴地学习拜伦、雪莱、济慈、坦尼森等人的作品，从中受到深刻的启迪和影响。不过对西方文化，闻一多接受的是与传统文化有亲缘关系的精髓，他…     

"东方色彩"的自觉追求与建构--闻一多诗美实践与诗学理想再阐释

在中国新诗以“欧化”为“现代化”的转型期,闻一多因追求“东方色彩”而与时代主潮产生疏离。美国的新诗运动是促使闻一多审美潜意识中的“东方色彩”得以彰显的契机,但二者却有深刻的审美差异;尤其是进入现实语境后,“东方”更呈现出“他者化”色彩,闻一多以自己的诗歌构成对这一现实东方形象的逆向书写。就中国新诗发展的整体态势而言,闻一多这种偏向于“东方色彩”的诗美实践和诗学建构既有纠偏的一面,也呈现出自身的偏颇。     

新格律、民族主义与艺术精神

新格律诗运动是新诗发展史上一场有影响力的形式运动,但闻一多对新格律变革作用的期待超出了形式的范畴。他希望藉此探讨构建一种新的“中国意识”与“中国话”的可能,以跟胡适的西化观念与现代白话区别开来;其目的在于唤起人们对传统艺术精神在“畸形的民众艺术”中流失的反思。闻一多相信只有在启蒙的基础上通过某种程度的回归,才有可能将传统与民族的真正历史主体地位揭示出来,因此,新格律诗运动的兴起,反映了一种崭新的传统、现代与民族意识关系的叙述要求,是五四之后有关传统与现代关系认知转向的重要标志。     

二十世纪前期文学研究中“复古”的审美意识

进化论传入中国,颠覆了历史循环论的专权,也成就了20世纪前期学术研究的伟绩,文学研究亦受其惠泽。但“复古”意识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其作为一种美学思想仍潜存于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评价的底子里仍潜藏着对“复古”的美学思想的回护。而今,客观地审查“进化”与“复古”这一公案则可发现“复古”的审美意识实具有不可低估的学理价值。     

闻一多早期的文化心态

1921年6月,闻一多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里说: 我想温飞卿、李义山这派人底思想根本上已经受毒了,所以他所见所闻的无往而非“章台舞絮,陌巷飞花”,这便是俗语讲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种诗家究竟是时代底畸形的产物。有人说义山底作品是“美人香草”之遗音,未免污辱屈原的人格罢。     

论闻一多的新诗

今年是闻一多先生诞生八十周年,又正逢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是新诗诞生的标志。这个时候,全面地研究闻一多的新诗,是对他的一个纪念。闻一多的新诗,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价;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四人帮”的破坏。“四害”横行之日,江青窜到闻一多的母校清华大学,在光天化日之下,编顺口溜无耻地辱骂闻一多。那时候,谁争取过民主,就成了异端。因为“民主派=走资派”。就这样,为争取民主而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的革命烈士闻一多,竟然在九泉之下也受到株连。“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们一直更深切地怀念闻一多。新诗的第一个十年间,出了八十二个诗集。闻一多占两个:《红烛》(1923年)和《死水》     

幻象:一个意蕴丰厚的诗学概念--论闻一多的"幻象说"

“幻象说”是闻一多早期诗论中的一个重要学说 ,而且是中国现代诗学的一种独特的理论。闻一多所说的“幻象”主要具有真确明了的形象性、超越现实的虚幻性、富于幻想的奇异性、蕴藏神韵的含蓄性等审美特征。闻一多的“幻象说”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     

徐祯卿"因情立格"诗论的形成背景和意义

徐祯卿“因情立格”诗论是针对复古创作实践中“格”与“情”如何兼顾这一问题而提出的。与李梦阳、何景明的复古诗论相比较,“因情立格”诗论为当时的复古创作指出了一条新的途径。     

论闻一多的诗歌转向及其成因

闻一多的意义是由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起点位置决定的,这就决定了后来的诗人和诗学者必然不同程度地经历"回到闻一多"的过程.从根本上说,闻一多这位辩证处理古今中外诗学关系的诗人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回到闻一多"的过程,这具体体现在他的诗歌转向方面.     

文学人类学与中国文化“编码”的解码——闻一多《伏羲考》的学术贡献

闻一多不仅是一位斐声文坛的诗人,也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伏羲考》便是其学术代表作之一.从文化编码的角度看,后世文献中所载的伏羲、女娲形像,作为上古“龙图腾”的三级编码形态,已和编码前的原初形态有很大距离.作为一位处于新旧历史交替之际的现代学者,闻一多的优势在于既受过中国传统学术的训练,又善于汲取人类学、考古学等新兴学科所提供的知识.经由多学科知识的综合与比较,闻一多终于使得伏羲、女娲神话背后的中国文化“大传统”得以呈现.     

宗教文化视野中的闻一多人格精神

闻一多人格精神的形成,既决定于儒道融合的楚骚文化和西方“二希”文化的多元文化根基,也决定于“五四”运动和20世纪40年代民族文化反思的特殊时代因素,但更重要的还决定于他个体信仰中的民族主义观念和宗教观念。闻一多的人格精神特质主要表现为开放性与坚韧性,这种开放性渗透在他的创作、学术、诗学和社会理想之中,而坚韧性则体现在他的英雄理想、人格自守、恃心傲物和“杀身成仁”的气质与意志之中。     

闻一多新诗的色彩研究与孤独意识——以《红烛》《死水》为分析文本

选取闻一多新诗的色彩应用和孤独意识为研讨对象,尝试借助统计学、心理学、色彩理论等,以色彩构成的空间意象分析为大的方向,可初步探寻一条新诗色彩研究的路径。闻一多善用黑色的微型空间意象,是土居健郎依赖心理的体现,反映出“低孤独”的困扰。“高孤独”在闻一多,则是一种“恩培多克勒”情结,是对冷酷黑暗现实的抗争。     

闻一多《唐诗杂论》在文学研究史上的贡献

闻一多是一位“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手枪”①的民主战士,是一个极负盛名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学者。已往有关闻先生的纪念文字、传记文学不少,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对他的学术遗产,却还研究得很不够。 闻一多自称“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②,曾“表示要写一部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学史”③。他在研究古代文化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写了一百多万字的文章,这些文章占了《闻一多全     

文化身份与文化心理的对立统一：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闻一多基本上停止了诗歌创作，兴趣转向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诗人到学者的文化身份转变过程。这次文化身份转变具有特殊的意义，表面上看，诗人与学者的文化身份是对立的，但其内在文化心理却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存在统一性。换句话说，闻一多的文化心理是统一的，一以贯之的，改变的只是表达的方式和载体而已。反映在其学术研究中，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的内在精神、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的语言表达方面，都与诗有着密切的联系，体现了诗人与学者两种文化身份的融合与统一。     

闻一多的风采——闻一多与胡适、梁实秋、吴晗、朱自清、鲁迅之比较

闻一多以一个纯粹的诗人、艺术家、学者,而终于觉醒,“从沙龙书斋走上街头,从狭小的个人兴趣走到关心人类的生活,立在时代的尖端嘶声呐喊”,成为“我们时代的一支火炬”。闻一多转变的“学术标志”是“由庄子的礼赞转而为屈原的颂扬”,其思想标志则是在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