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美政”思想溯源——兼论屈原的自沉

屈原"美政"思想源于先秦帝王观念中对于帝王的强烈希望和期待心理。先秦帝王观念中的先王崇拜思想则是屈原"美政"理想产生的重要文化因子。屈原"美政"理想的构建缘于先秦帝王观念中尤其是儒家、法家的法先王思想对他所产生的影响。屈原心中凝重的帝王情结是导致他最终走向自沉的根本原因。     

“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

公天下论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政治理论之一。它的主要内容是君主论,着重回答设君之道、为君之道和择君替君之道等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天下为公"既论证了治权在君的合理性,描绘出"圣王之制"的理想政治蓝图,又为君权的存在与行使设置了条件和规范,还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价值尺度。立君为公、君位为天下之公器、君道尚公、天下非一家一人私有等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帝王观念有其精致、周到之处,甚至包含着许多超越时代的政治理性。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对这个特点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是需要改进的。     

中国士人的屈原情结与人生困惑

后代士人把屈原作为士人的典范及命运舛错的知己来讴歌、赞美,造成了中国士文化心理的显著特色--屈原情结.解读屈原情结,便能揭示中国士文化的深层内蕴正是依附与独立的双重心态、功名与诗名的价值选择以及执迷而不知解脱的情感特征,造成了中国士人的人生困惑与人生痛苦.     

萧梁帝王诗歌题材琐屑的多重原因

萧梁帝王诗歌体裁琐屑,其原因颇多.除了萧梁帝王喜好平俗外,乐府民歌的启迪,赋对诗歌题材的开拓,文学观念的演进,学术研究对诗歌题材的拓展,巩固政权的政治考虑等都是导致萧梁帝王诗歌题材琐屑的原因.萧梁帝王的诗歌,主题和风格均受到了乐府民歌的影响;而"赋"这种文学形式,更能表现萧梁帝王逞博示能的文化心理,所以,在诗歌中,他们也借鉴了"赋"的艺术技巧;进而拓展了诗歌的题材;萧梁帝王的文学观念,亦使题材趋于琐碎,他们的学术研究,更使其诗歌题材广泛化.     

帝王巡游与中国古代的旅游

中国古代的旅行和旅游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已有数千年漫长的历史。在中国悠久的旅游史上 ,最为引人注目的要数古代帝王的巡游了 ,帝王巡游是当时旅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对中国古代乃至现代旅游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具有不可低估的旅游历史文化意义     

年号琐谈

我国历史上使用帝王年号纪年达两千年之久,使用情况极为复杂,它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谓“奉正朔”、“顺天道”的一种标志。集中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宣扬君杈神授、标榜封建正统,维护封建纲常、确立封建秩序的思想。年号是封建统治者欺骗人民、维护其封建统治的手段之一。     

论唐宋官修类书中帝王观的发展变化

唐宋是类书大兴的时期。作为兼收四部的类事之书,帝王逐渐成为类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宋的重要官修类书,多数都有帝王部这一专门类目,但其编纂方式、收录内容、主旨思想等却有明显差别。这些差别,既体现了类书功能上的变化,又反映了编纂者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化。     

基于宗庙祭祀场域的图像形态及其功能研究

宗庙作为祖先崇拜活动的重要场所,是种族兴盛与存亡的象征,是资格的象征,是权力的象征,是血缘政治的象征。宗庙制度在周代被通过"礼"的形式固定下来,从不同等级的宗庙庙数、祭祀仪节、乐舞演奏等都有非常详细和严密的规定。同样的策略也被后代的统治者所沿用,把建立宗庙制度作为礼制建设的首要任务,以此彰显国家权力的归属。宗庙祭祀内容包括灵位、祖先的神像、坟墓等。而宋以后,皇家制作用于典礼和祭祀的帝王图像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定制,主要表现为卷轴绢本的朝服像,不仅历代沿续,视如一朝一代的典章记录,同时亦作为家国大事,变成宗庙制度的重要内容。如此一来,帝王图像被与礼制、宗教、国家祭祀以及皇家帝系象征性地联系起来,其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帝王图像的存在是帝王权力世袭合法性的重要见证;其次,帝王图像作为祭祖活动中的媒介,被通过仪式性表演使得帝王权力获取民众的心理认同。     

古代放逐作家“不遇”情结的心理表现形态

"不遇"情结是我国古代放逐作家共同的心理特征。这种心理以古代放逐文学的鼻祖屈原在《离骚》中抒发的因小人谗毁、君王疏远,其"美政"理想无法实现而怨恨哀伤为发端。其后,历代放逐作家都将其演绎发展。尽管这种"不遇"情结在不同时代,不同放逐作家中有不同的心理表现形态,但由于这些放逐作家大都有着共同的政治背景和类似的个人遭遇,因而,他们作品中表现的"不遇"情结在心理形态方面大都趋于一致性,这就是都表现为哀时命、斥君佞、表孤寂、立傲志等典型的心理情绪。     

中国古代帝王巡游活动述论

中国古代帝王的巡游是指较远距离、较长时间、较大规模的帝王出巡、游历过程。帝王巡游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但也兼有经济、军事、文化意义，还有个人娱乐的目的。把帝王巡游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分析，不仅能使我们了解“唯我独尊”的帝王治国安邦的良苦用心，而 且，也能使我们窥见与普通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帝王赏山娱水、回归自然的强烈愿望。     

解读帝王背后的隐性思想文化——以曹操、桓温、侯景面对天子时惊惧无语为考察

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强者为王、胜者称帝的战乱时代,却出现了权臣面对自己所控制的帝王,如曹操面对汉献帝、桓温面对简文帝、侯景面对梁武帝时,无一例外地都表现出羞愧、心虚、恐惧无语,甚而惊慌至汗流浃背之窘态,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怪异现象。探其原因,可知这与来自帝王背后的神秘臆性思想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在中国古代,这种神秘的隐性思想文化,多是由统治者对“家天下”政治理念的强化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天子神话文化和礼制文化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由此亦可从一个侧面看出,传统文化对一个民族的性格、思想和精神等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在现实中绝不可忽视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意识的传播。     

帝王名号的政治文化功能析论

帝王名号作为一个历史动态观念，其政治文化功能体现为政治合法性、政治社会化、整合社会的控制机制、特殊的思维定式等几个方面。帝王名号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君主专制的稳固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又具有极强的封建迷信性。质言之，帝王名号是专制王权的体现。     

从贾谊的赋看贾谊的屈原情结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诗人,其特殊的人生经历、高洁的人格魅力和"卓绝一世"的艺术成就形成了对后世文人影响深远的屈原情结。汉代士人中最先体现出屈原情结的便是贾谊,他的思想和赋作中无不体现出屈原情结的深刻印记。     

宝黛染楚色 林贾影屈庄--论宝黛形象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

《红楼梦》深受楚文化影响。林黛玉形象的构思及其神貌风韵,均采自《山鬼》、《湘君》、《湘夫人》。她身上又依稀可见屈原的影子。与屈原一样,其自恋情结浓重,孤高自赏又顾影自怜;她不为俗屈、高洁自守的性格也与屈原一致。宝玉的女儿崇拜与屈辞中女性中心观有渊源关系,其坚定的叛逆性又与屈原九死不悔的坚韧相似。宝玉身上还有庄子的影子,其天然本色论、“情不情”分别是庄子自然论、齐物论的显示,其梦游太虚境也是受《神女赋》启发。曹雪芹自身的遭遇,以悲为美的审美趣味、小说题材及人物命运悲剧性,使他和楚文化尚悲的情感特征产生共鸣,从而把楚文化作为构建《红楼梦》的一块文化基石。     

论唐帝王对唐诗发展的影响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顶峰,唐诗园地百花齐放;唐诗大家灿若群星。唐诗是唐代诗人群体的智慧结晶,但唐帝王对于唐诗发展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唐帝王身体力行对唐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举办应制、诗会活动对唐诗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看重诗人、礼贤下士对唐诗创作起到鼓舞作用。     

李白诗源骚的文化审美依据

李白“深入骚”,其诗歌创作与屈骚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李白与屈原都有尚用的精神,并有相同的人生经历与情感历程,都是悲剧性人物,他们的悲剧精神体现在对君的“怨”与“恋”的双重文化性格中,而且在审美特征上同样表现有“惊采艳艳”的浪漫艺术精神,所以说,李白诗源骚既有其文化依据,又有其审美依据。     

远古至秦汉时期湘学之源流

湘学是湖湘文化数千年来积淀、蕴育的精髓,其思想源远流长。远古的炎文化和舜文化是湘学形成的重要渊源;古老的湘楚文化是湘学萌芽和茁壮成长的温床;先秦与秦汉时期流寓湖湘的屈原和贾谊,他们流传千古的作品和精神是壮大湘学的重要思想文化养料。     

论司马迁的帝王史观

史官之职与现实政治要求着《史记》以帝王为中心的格局。司马迁的帝王史观有四个层面：一是有德者居国，二是王者一统天下，三是英雄史观，四是礼乐文化。这四个层面拧结到一起便是“承天改元”的思想。“承天改元”是为新王立法的思想．在三统说的影响下，司马迁表达着汉“得天统”的宗教神学思想，确证着帝王在历史进程中的核心地位。     

天命之符与东汉文学的赋颂主题

东汉,谶纬成为显学,学谶之士的地位尤优于经学之士。符命思想深入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歌颂东汉君王的符命之文也就应运而生。符命之文成为儒生文士歌颂帝王勋业,又曲意奉迎的最好媒介和表达形式。天命之符寄托了汉代儒生的颂圣情怀;神雀翔集蕴涵着赋颂帝王的庄严主题;一个时代的封禅情结寄寓着人们对盛世明君的殷殷期盼。     

中国古代经筵概论

经筵可以定义为"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但在历史应用上有本意和引伸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汉唐,在宋代形成制度。历代经筵制度的具体内涵、性质不尽相同。经筵既是一种帝王教育制度,又是一种对君主专制体制有所制约的政治制度,还是一种文化礼仪形式,是各王朝崇儒重道文教政策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