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山新语：彭崇谷诗词联赋选集》简介

《衡山新语：彭崇谷诗词联赋选集》（彭崇谷著）由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本书选编了作者2009年至2010年期间的大部分诗作及2011年的少量辞赋作品。全书由十一章构成：诗苑试步（一）赞美风光;诗苑试步（二）吟唱名胜;诗苑试步（三）咏誉风物;诗苑试步（四）讴歌贤俊;诗苑试步（五）记载盛事;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初唐诗杂考（十八）

初唐诗杂考（十八）杨墨秋《伤王学士并序》系年辨初唐诗人沈诠期有《伤王学士井序》一诗，关于此诗的写作时间，连波、查洪德的《中州名家集·沈诠期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出版）在此诗的注中写道：“这首诗的写作时间，由序中‘四年，余遭浮议下狱...     

宋代殿试评卷制度探析

宋代殿试评卷制度包括阅卷考校、评定等级和皇帝裁定名次三个部分。宋代殿试阅卷采用三级考校定等制度,宋初仅有一次考校,宋真宗时期开始实行二级考校,并由二级考校发展为三级考校,宋仁宗时期创立了别立等第法;评定等级在宋初变化不定,至宋真宗朝逐渐成型,进士分为五等,诸科分为三等,宋仁宗以后基本上继承和完善了这一制度;皇帝裁定名次主要集中于状元和前数名进士,裁定标准往往出自己意,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总之,宋代殿试评卷制度草创于宋太祖、太宗朝,成型于宋真宗朝,并在宋仁宗以后不断发展和完善。     

唐宋之辨与唐宋诗之争的发轫

唐宋诗之争,在宋代呈现出第一段曲折繁富的轨迹。从魏泰、叶梦得到张戒,开启了唐宋诗之争的大门;朱熹对唐宋诗的论析,丰富了唐宋诗之争的内涵;叶适与“四灵”的倡“唐音”,促进了对唐宋诗的更深层次的比照分析;戴复古、刘克庄的唐诗之论,则将对唐宋诗彼此消长、转替的观照及其意义进一步予以了深化。     

《锄田》诗作者考辨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此诗为李绅撰《悯农二首·其二》 ,几无异议。近读《全唐诗》 ,发现编者对此诗的注释 ,似有画蛇添足之嫌。《全唐诗》把“锄田日当午”四句作为“绝句”分别放在李绅、聂夷中名下 ,又在聂的《田家二首》的“锄田”四句下注“此篇一作李绅诗” ,而在李绅《古风二首》这四句下却未加注 ,令人扑朔迷离 ,大惑不解。那么 ,此诗究出谁手 ?主出于聂手者主要根据是 :一、清代著名诗论家吴乔在《围炉诗话》中如是说 ;二、宋·陈景沂撰《全芳备祖》将这四句《田家》诗作为聂夷中作品辑入该书赋咏…     

清代三家《诗》辑佚研究论略

贯穿有清一代的三家《诗》研究,在嘉道期间的全面复兴,以辑佚研究的大盛为重要标志。清代三家《诗》辑佚研究兴盛的原因与清代学术的发展相一致,并表现出自己独有的特征,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王应麟《诗考》的示范作用;二是辑佚研究体例多样,内容丰富;三是辑佚方法的创新;四是考据与义理结合的尝试探讨。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宋应星《思怜诗》探析

宋应星的传世著作除《天工开物》这部科技名著外,尚有《野议》、《论气》、《谈天》和《思怜诗》等四种明刊孤本。其中,《思怜诗》由十首《思美诗》和四十二首《怜愚诗》组成,反映了宋应星对人生的追求和对世俗的批判,是研究宋应星和明末社会的珍贵史料。     

王韶及其咏东林诗--兼补校《全宋诗》中王韶诗

王韶是北宋开拓熙河而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军,官至枢密副使.其著述颇丰,但<全宋诗>收录其诗仅四首,另据王韶家谱还可补辑诗一首.校录其中两首诗的诗题和诗句,可见王韶与东林寺有不解之缘.他的咏浇松的诗句,更是老将军自我精神形象的写照.     

陶渊明诗两首译注析

【写作时间】本诗写于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陶渊明15岁。钟优民先生指出：“细味其诗,疑系渊明早年自况之作。”（见《陶渊明论集&#183;陶渊明的咏怀诗》）又,诗中称“年始三五间”,即15岁。诗人54岁所写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中有言“结发念善事”。“结发、总发,指15岁（逯钦立先生校注《陶渊明集》第50页）”。     

宅居谈诗——与邵燕祥谈诗歌的特征问题

在与散文的比较视野下,诗歌的特征明显表现为:第一,诗是文精;第二,诗无达诂、诗尚多解;第三,诗具有象征性与朦胧性;第四,诗歌的语言讲究节奏与韵律;第五,诗歌具有创造性;第六,诗歌具有探索性。其中"诗是文精"体现了诗歌文短意深的特点,而"诗无达诂"正是在诗歌凝练性的基础上形成的,融合作者、文本、读者为一体的多元阐释特性。明晰诗歌的诸特征方可对诗歌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恰当的评论。     

论中国古代诗教的宗教性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像中国一样,对诗或曰文学赋予了如此之多的责任,让文学(诗)承担如此沉重的化育民众心灵、提升民众精神世界的功能,是谓"诗教"。在西方国家及许多其他民族中,这个任务主要都是由宗教承担的。在中国,为什么会以"诗教"来替代宗教呢?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伦理社会早熟,本土宗教没有充分发育的条件,外来宗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其本来的精神力量;孔子在匡复周礼无望的情况下,确立了"诗教观",汉代世俗王权接受了孔子的"诗教观",事实也证明了"诗教"的有效性;"诗教"之所以可以替代宗教,是因为诗与宗教在许多方面有相通之处,如思维方式和客观作用方面;"诗教"与宗教一样,都有一种隐性权力存在,这种权力保证了其"教"得以实现。     

邓显鹤与《南村草堂诗钞》

邓湘皋是一位杰出的湖湘典籍的整理者,其为诗由魏晋而入唐,主学杜、韩与山谷。其诗歌雄厚峻洁,磅礴沉郁。早期诗冲澹、婉丽而流宕;中期诗清雅、流丽而雄浑;晚年诗深厚、整饬、苍劲和峭拔。     

古歌三章——兼论诗性的时效

殷商甲骨文和<周易>中蕴涵着远古的诗歌信息,其中<四方风>、<今日雨>和<后土颂>就是发人深思的宝藏.三首古歌是穿透时空的漏斗,让天地人神的博弈跃然纸上;也是化解学科块垒的卮器,为古今中外的诗性吞吐太荒.从古歌反思诗性的时效,或可推进小年轮向大年轮的榫接;由今学比照古歌的旋律,便于体察人性诗和神性诗的交响.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柴氏四隐集》误收《白云庄》组诗辨正

<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库本")《柴氏四隐集》收有题为《白云庄》的组诗四首,系于柴望名下,这四首诗又见库本赵抃《清献集》。《全宋诗》的编者在整理编辑柴望诗时,"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柴氏四隐集》为底本"(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6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9915页),又因袭四库馆臣之误,致使四首诗分别系于赵抃、柴望名下(《全宋诗》第6册,第4206、4210页;《全宋诗》第64册,第39915 39916页),不能不说是白璧微瑕。综合考察,当以作赵抃诗为是。《白云庄》组诗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柴氏四隐集》卷一《柴望诗词》,组诗为四首七律:"《掬泉     

王世贞的诗歌“风气”变化论和“体制”变化论

王世贞的核心诗变观一是"诗之变由古而近,则风气使之"。这里的"风气"不单指时代政治风气,还包含社会心理、民俗、艺术创作的价值取向等方面。首先反映在他的审美意识史和他对文学历史本质的认识上;其次反映在他对"习"和政治对诗歌影响的认识。虽然他不放弃"盛唐范式",但已经从整体风貌和审美特征视角关注四唐诗歌的变易。二是王世贞的诗变论体现在他细致的"辨体"功夫,以"辨体"发现"诗变",并将"诗变"归于"体"之变化。其格调论的特点,是以"意"渗透文本话语的整体,这一整体由材、辞、运笔、精神、意等五个要素组成;可见其从诗之"法"论诗歌变易,离不开主体与客体、内质与外形等方面;这使他能够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引入变量,改正格调论的理论缺陷,使"格调"本身具有发展的内在机制。这些做法,后来在胡应麟、许学夷等人那里得到承续并发挥到极致。     

初唐诗杂考(四十八)——《奉和太子纳妃太平公主出降》诗系年考辨

《全唐诗》卷四十四收录了刘祎之、元万顷、胡元范、任希古（一作知古,一作奉古）、裴守真、郭正一等所作《奉和太子纳妃太平公主出降》诗,刘祎之诗题下注：时咸亨四年。按：此诗系年有误。据诗题,太子纳妃与太平公主出降在同时。考《旧书·高宗纪》下：“（咸亨四年）二月壬午,以左金吾将军裴居道女为皇太子弘妃。”“冬十月乙未,皇太子弘纳妃毕……大　三日。”证知咸亨四年纳妃的是太子弘。而此时太平公主尚幼,据《旧书·高宗诸子传》载：则天皇后生中宗李显、睿宗李旦、孝敬皇帝李弘、章怀太子李贤。则天所生四子中,李旦最小,据…     

纳兰诗不逊于词

一纳兰成德是位大词人,自清以来,文坛评价之高竟达到“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高度,令人遗憾的是:却很少有人提到他的诗。实际上纳兰不但写过诗,而且在《本传》上还说:“性德善诗”。他的老师徐乾学在《纳兰墓志铭》上说的更具体:“(纳兰)善为诗。在童子,已句出惊人;久之益工,得开元、大历间丰格。”他的好友张纯修说:“其诗之超逸,词之雋婉,世共知之。”可见纳兰诗与纳兰词在当时还是并誉的。康熙三十年出版的纳兰《通志堂集》,其中有诗四卷,三百五十四首;词四卷,三百零九     

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

汉赋用《诗》以词章解读经义,内涵修辞、讽喻、引述、经传四方面,彰显了一代文学之赋的时代特征与用《诗》的文学传统。汉赋用《诗》以文引言,通过直引、论诗、乐歌、取义、取辞诸方法,表现出修辞艺术由言词向文本转化的趋势;汉赋于《诗》兼取三诗,而以《风》、《雅》为主,体现其偏重言情、陈义而略于述德的讽喻功能;汉赋引《诗》由断章取义到取辞见义的转变、对文学意境空间的重构,也使文章的意义得以增强;汉赋用《诗》有着以传解经的意义,内涵赋词与《诗》义的互文性,决定了汉赋对《诗》的摹写特征。汉赋首次以文学文本形式用《诗》,其引诗、解诗、化诗的文学化表现,以及常见的公式套语与举一例百之法,既隐含了赋体中经义与词章的矛盾,又为《诗》进入后世文学创作领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