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正名

在汉学与汉学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大有演变为“显学”之时 ,国内学术界对“汉学”概念的理解却颇多争议。在中国学术史上 ,汉学包括三种含义 :与“蕃学”相对的汉民族或中原地区文化 ;与“宋学”相对 ,反对空谈义理、注重朴实的学术流派 ;英语Sinology的意译 ,泛指一切研究中国的学问。对其第三点含义 ,争议最多。但在“汉学”与别的名称的反复掂量中 ,还是让人感觉到使用“汉学”概念比较合适些。     

惠栋与汉学

惠栋在继承家学的同时 ,明确地倡扬汉学宗旨 ,积极反对宋学 ,转而研究遗存的汉代学说 ,惠栋也因此完成了研究范式的转换。他的追随者们将他的方法又运用到其他领域 ,成为“吴派”。由惠栋及其弟子们立“汉学”这一名目以后 ,才真正地出现了乾嘉式专守汉学的考据学研究——虽然乾嘉学术远不是“汉学”所能概括的     

早期欧洲汉学线索

早期欧洲汉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耶鲜会士汉学阶段。１６世纪以后来华耶殊会士在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是西方人大规模全方位研究中国文化的开端,欧洲汉学也从此拉开了序幕。第二是欧洲汉学的兴起阶段。１７世纪末至１８世纪中叶,汉学在欧洲本土兴起。欧洲汉学的先驱人物提出了早期汉学所面临的语言学习这一基本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带动和影响了大批的学术人才。第三是学院汉学亦即汉学正式形成阶段。在１９世纪最初的十几年中,欧洲出版了广为关注的《汉字西译》,在正规大学里正式设置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院汉学的出现,标志着欧洲汉学的正式形成,汉学从此在欧洲学界牢牢地占有了一席之地。     

对海外汉学研究的三点反思

任何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需要及时进行反思,以正方向。国内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已经开展了近四十年,规模宏大、成果辉煌。但瑜不掩瑕,学界对于汉学-中国学的学术发展史尚有认识不清之处,在研究实践上也有所偏颇;所从事的汉学研究尚未能在东方学的大框架内充分展开,只是就汉学而汉学;汉学研究的路径也应充分考虑海外汉学"外国学"的本质,拓宽研究思路,吸纳外语学科的进入。     

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

汉学主义概念的出现与汉学或中国学以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有关,因为中西现存的少数涉及该词语的资料都赋予了它这样一种特征,认为它是汉学研究中的一种东方主义形式。因此,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和汉学都有关联。这种双重关系必然会导致两个问题:汉学主义是等同于或者近似于汉学或中国学的一种形式,汉学主义是另一种东方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汉学主义不是汉学,也不是东方主义或其他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汉学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带有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范畴,是关于知识生产的研究。确切地说,汉学主义是对相对于西方和世界的中国及其文明的知识生产的一种批判性研究。     

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

清代山东“汉学”的流变表现为 :清初 ,受实学思潮影响 ,考经证史 ,经史并重 ,旨在经世致用 ,此时的“汉学”可称为“经世的汉学” ;乾嘉时 ,经世的宗旨变为单纯的考据 ,学者致力于“阐许以通郑” ,小学取代史学与经学并举 ,“经世汉学”也蜕变为“考据的汉学” ;嘉道以后 ,治学重点转移到金石文字 ,金石之学遂成显学 ,是为考据汉学的余韵。尽管各期“汉学”旨趣有异 ,但在经学、史学、小学及金石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法国汉学发展史概述

法国是一个重视文化价值和传统的国家。在西方国家中,法国很早就被中国文化所吸引,把汉学视作一门“对中国进行科学研究”的学问。在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感召下,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对科学的热爱以及其学术的追求,法国的汉学研究逐步从个人自发的兴趣发展为专业、规范的学科,成为世界汉学研究的典范。     

《汉学商兑》与清中叶的汉、宋之争

嘉道之际 ,学界出现了第一部系统批判汉学的著作即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从而使长期以来的汉、宋之争公开化。此书在为宋学辩护的同时 ,也集矢于当时的汉学流弊。书中方东树对汉学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即汉学家的治学方法、汉学诸人提出的种种“理”论、汉学繁冗支离、泥古株守之弊以及所谓汉学的超接道统。其中 ,无论是对汉学支离破碎、泥古株守的批判 ,还是对汉学家埋头考据、不通世务的针砭 ,都可谓深中肯綮。然而过分强烈的卫道心态 ,使方东树不能客观地对待汉学与宋学 ,议论往往走向极端。方氏固然揭露了汉学的痼疾 ,但采取了近乎全盘否定的方式 ,甚至抬出皇帝压人 ,这就超出了正常的学术争论的范围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汉学和汉学研究

汉学是国外学者在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门独特的学科 ,而汉学研究则是中国学者对汉学成果进行再研究的反馈行为。二者都是在跨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而应具有自觉的比较文化视野。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 ,由于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 ,汉学、汉学研究、比较文学这三个原来互不相关的学术领域正在不断地靠拢 ,相互借鉴 ,并将为新世纪的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汉学是科学吗——现代中国汉学和宋学的对立

20世纪初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加速了科学与哲学的分化,汉学和宋学的对立也被卷入这种分化之中。在科学派一方,丁文江坚持科学万能论,主张汉学是科学,宋学不是科学;胡适认为汉学并非汉儒之学,而是宋学“格物致知”方法的延续和发展,与西方科学处于同一路向。在玄学派一方,张君劢认为宋学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企图以宋学包容汉学并由此重建新儒学;冯友兰则认为宋学是哲学而非科学,正是因为其具有空虚这一不同于科学的特征而成为中国哲学经久不变的主流。而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前,王国维早已对汉宋划界问题有所预见,他较为倾心于汉学并试图调和两者的矛盾,然终不可得。对汉宋划界形成过程的追溯为我们重新思考何谓“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思路。     

汉学与汉学研究: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主持人语】汉学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而汉学研究则主要是指中国学者对汉学本身所进行的研究。汉学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互相碰撞、交流、融合之后诞生、成长与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其历史可谓悠久。     

论江藩《汉学师承记》的体例特点及其学术情怀

从《汉学师承记》的书名选择到体例定制,江藩在门户家法的自知中有意识记录和展现了汉学学者群体的为学为人风格。本文具体分析了《汉学师承记》的纪传体例的特点,聚焦江藩作为“隐形传主”对汉学传统的执着、困惑与思考,关注其对现当代学者“冷暖自知”的思想启示。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论北欧汉学研究的转向与拓展

半个世纪以来,北欧汉学在研究内容、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已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北欧汉学研究表现出从古典到现代、从单一到多元转向的特点。这种转向既是时代发展的需求,也是汉学研究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体现。汉学备受关注,与中国世界地位的日益提升紧密相连,北欧汉学的发展趋向正是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缩影。     

新世纪以来国内海外汉学研究管窥

海外汉学研究是一个涉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领域,在中外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新世纪以来,海外汉学研究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研究成果数量呈螺旋式上升趋势,多渠道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成为推动学科建设的有效举措,术业有专攻的研究机构成为海外汉学传播的重要阵地,专业性的学术刊物既是传播海外汉学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同时又见证着中国海外汉学的发展历程。在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文化研究者应该以宏观的战略眼光去把握最新的海内外研究动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经常审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危机,综合运用传统研究方法和大数据分析方法,以求同存异的胸怀开启深度研究,推动海外汉学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充分彰显海外汉学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评汉学主义

后殖民主义没有涉及到中国,汉学主义试图弥补这一空白。汉学主义对后殖民主义进了修正和补充,它不是简单地将汉学主义处理为一种殖民侵略以至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深入到了文化无意识的层面,并且认为中国人自身参与了汉学主义的建构过程。就此而言,汉学主义的提出是很有意义的。不过,问题也不少。如在汉学主义构建中,中国人只是以自我殖民化的方式参与其中,却没有涉及中国人挪用西方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情形。这就是说,汉学主义看起来批判了萨义德,但事实上复制了萨义德,而对于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有关被殖民者发声及东西方主体间性关系的探讨完全没有注意。     

论游记在西方汉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就西方流行的中国游记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所提供的中国素材以及对西方汉学的催生和发展几方面 ,论证了游记在中外文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着重指出 :游记带给西方的中国信息、中国知识 ,为西方哲人研究中国、思考中国提供了直接丰富的思想素材 ,引发了 1 8世纪思想界由仰慕中国到排斥中国的大讨论 ,奠定了全方位研究中国的始基 ,迎来了“东方学”、“中国学”的自觉时代。这对西方汉学的确立和发展具有着深远的意义     

东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学研究

本文通过对近代西方汉学的发展及国人对汉学的研究,以期说明二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国学者对汉学的认识与借鉴,不仅在本土对象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斩获,而且也对汉学的发展有所帮助与促进。在这种双重互动往复中,推动了汉学与中国学术的共同发展。     

错位的尴尬——美国汉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汉学心态"

美国汉学源于欧洲汉学传统,虽然没有深厚的根源,却在1950年之后发展出自身注重文本解读、资料和理论阐发的特点.一部分华裔学者将这种美国汉学的特点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得出了一些具有解构性和颠覆性的观点,对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造成了冲击.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与美国汉学在学术中立、如何对待传统、现代性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错位,需要我们对其中的得失进行认真反思.     

欧洲汉学协会及其最近学术活动

国际上的汉学研究,过去多少年来,一向着重探讨中国的过去,自先秦汉魏直至宋元明清;而且以人文科学为中心,老庄孔孟、诗易春秋、李白杜甫、杂剧传奇各方面,东西方各国汉学家都有不少有关的论著。到了1948年,有几位年轻的欧洲汉学家,其中包括德国汉学创始人之一,研究我国明代历史的国际权威傅吾康(参看本刊1980年第四期181页),对汉学与老一辈的汉学家有了不同的研究方向、范围及方法。这些年轻的汉学家志趣相同,为了互相切磋研讨,成立了欧洲青年汉学会,后曾改名为“欧洲中国学术讨论会”。第一次创立会议于1948年在英国剑桥大学龙彼得教授家中举行,是一次非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