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杂文的先声--论陈冷时评对现代杂文形成的贡献

我们详细辨析古今“杂文”概念,则会发现,现代意义的杂文并非出自鲁迅。鲁迅杂感出现的条件是产生于近代的、快速感应社会生活的报刊。我们从近代报刊及“时评”栏目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报刊“时评”是杂文的滥觞。中国国内首创“时评”栏目的报纸是《时报》。陈冷（陈景韩）主持的《时报》“时评”栏目及其发表的大量时事评论,对杂文文体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冷发表的“冷血的文章”开启了时政批判的幅度、格局,其写作范式及嬉笑怒骂、雄健畅达的风格,均对鲁迅杂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杂文源流史视角看,陈冷的时事评论是现代杂文的先声。     

论新世纪报纸时评的勃兴

随着新世纪报纸时评的勃兴,新闻学术界开始关注报纸时评,有关报纸时评的文章散见于各新闻学术刊物或媒体版面上。但这些文章,多是对报纸时评个案或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全面而系统研究的文章尚未出现。论文不是从书本出发,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着重于对新世纪报纸时评实践进行全面而深入地考察,归纳和概括了报纸时评勃兴的表现,阐述了报纸时评勃兴的历史渊源,并分析了新世纪报纸时评勃兴的现实原因。     

古今杂糅与中西调和的当代标本——章士钊《柳文指要》述学文体论析

章士钊晚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巨著《柳文指要》用文言文写成,体现了章士钊在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语境中对中国古文传统的坚守、传承与创化。从中国的述学文体发展角度来看,《柳文指要》上部“体要之部”主要继承传统的“话体”批评体式,下部“通要之部”偏向于借鉴以逻辑见长的现代述学文体,其整体述学风格呈现出调和中西、融贯古今的文体杂糅倾向。具体而言,“体要之部”在宏观的编纂观念和体式上承袭了传统文话的“载道”观和“辨体”观,而在微观呈现层面上,传统的资料汇编类文话和随笔札记类文话以及古代文章学术语也提供了重要的文体借鉴。与“体要之部”按文类划分不同,“通要之部”按专题组织,其结构和表述都具备了现代述学文体所必需的系统的逻辑性。《柳文指要》上下两部以改良过的桐城古文笔法串联成一体,述学时兼顾“义理”“考据”和“词章”。它是章士钊一生述学精义的总结,为当代中国述学文体的创化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梁启超的两种“新文体”

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我们一般较多关注到其中的一种而多少有些忽略了另一种。事实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到了两种新文体：前一种是他“以宣传为业”时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的新文体;后一种是作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的“‘纯文艺’之文”的新文体。前一种侧重引入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后一种在主张“代译西籍”的语文翻译之外。也重视从文体古今流变的延续发展中锻造“国语新文学”。摸索二者的变化脉络,可知梁启超对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的不同态度。因此前后提出的两种新文体,既是梁启超为寻找理想的文学形式而进行不断探索的执著表现,也显示其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间的摇摆择抉。《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梁启超对两种新文体的论述,既是他对清末趋新文学的回顾总结,也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商榷。     

论复古者的文体意识及其影响

王蒙先生曾说 :“归根结底 ,文学观念的变迁表现为文体的变迁 ,文体是文学最为直观的表现。”① 此言不差。以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极其频繁的复古现象为例 ,无论每次复古运动的出发点和具体目标有何不同 ,文体的变革始终是复古者关注的焦点。如果进一步深究 ,便不难发现 ,复古者的文体意识在复古运动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甚至决定着复古运动的发展方向。唐代古文运动及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历程就正好说明了此点。何谓“文体意识” ?按照陶东风先生的解释 ,即“一个人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对于文体特征的或明确或朦胧的心理把握。…     

《文心雕龙》文体分类探析

刘勰之前,中国古代文论文体分类存在着这样两种方法,一是推源溯流,描述各种文体的性质和特点。一是共时静态分类,概况各种文体的特征和风格。前者是纵向的、历时性的,后者是横向的、共时性的。刘勰继承了前人在文体分类方面的传统,在前人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种纵横交叉的立体的文体分类的理论体系,表现出中国古代文论文体分类理论的系统性。     

“龙虎榜”与中唐文体文风改革的演进

“龙虎榜”的录取过程为中唐文体文风改革的一次代群承传提供了最佳机遇,“龙虎榜”是中唐文体文风改革思想承传的一个联接点。陆贽、梁肃等人继承了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人的文体文风改革思想。进一步形成了自己时代的文化精神和文学观念。他们的文化精神和文学观念通过贞元八年（792）的这次科举取士被韩愈等人接受下来并进一步发扬光大,才有了文体文风改革运动的发展高潮。文体文风改革思想的发展从陆贽、梁肃传至韩愈、李观等人已日臻成熟。     

杂文历史小说:穿越历史和现实悖论的一种可能——论鲁迅《故事新编》与王小波的历史小说

鲁迅与王小波都存在着“杂文化历史小说”的内在文化逻辑和文体追求。批判现实性、历史叙事和民族主义的多重悖论诉求,构成了《故事新编》的特殊形态,而20世纪90年代后文化语境的复杂生成,为王小波继承并发展这种历史小说文体提供了契机。他对唐文明的弘扬,犀利的杂文证伪意识和文学想象力的解放,已为当代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有别于新历史主义的道路。     

《晨报副刊》与五四杂文的繁荣

《晨报副刊》对杂文的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晨报副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以自己的方式在五四时期促进了杂文这一特定文体的繁荣。报纸与杂文在直接参与社会方面有共同属性,但报纸在杂文文体文学性的建设方面却存在局限性。     

试论中国现代散文的文体变异

中国现代散文文体无论从概念的确立、理论的发展还是创作实践方面,都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首先,作为一种社会实用性极强的文体,报刊杂志的兴起为它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其次,外国散文,尤其是英国随笔,从概念、内在精神和外在体式上为它输入了丰富的营养;再次,散文(小品文)的文体概念在理论界的论争中最终确立起来。散文的两大分支——记叙抒情的“美文”和议论的“杂文”因其不同的文体功能,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呈此消彼长之势。     

近代报刊文体的演变与新文学

王韬、梁启超创造的报刊政论文体开一代新风,对清末的程式文风给予了有力地 批判和扬弃,继之而起的报刊“时评”、杂文以及由纪游、通讯发展而来的报告文学都是报刊文 体的发展、完善。报刊文体的通俗化和白话报刊带动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从而 使文化传播符号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为新文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以德治国”的源和流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对我们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一、“以德治国”的源“以德治国”是对国内外治国传统，特别是对我国德治传统的批判继承。在如何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上，中外历史上都有不同见解，被史学家概括为“人治和法治”的争论。这种争论最早起源于我国的儒法之争，在西方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不同主张。无论是柏拉图关于哲学王统治还是中国古代贤人治国的“德治”思想，最终都导向人治；而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道”与“普遍服从”的法治思想与中国古代…     

本体理论的进取与系统建构的缺失——90年代报告文学理论批评之研究

本体 ,作为一个话语系统 ,目前在不同的学科中其含义是不大一样的。即使在同一学科中 ,有时它所表示的意义也有所不同。我们这里给出的本体 ,主要用以指称报告文学的本体理论。这种本体理论关注的是报告文学何以为报告文学的文体“元理论”,它着重研究报告文学的文体特质、文体精神、文体功能及其相关的理论范畴。报告文学本体理论的研究贯串于整个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报告文学是一种互文体的“边缘性”文体。这样一种文体 ,决定它独特性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并且 ,报告文学这种相对历史较短的文体 ,它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因此 ,对…     

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体的文学魅力

报告文学并不存在叙事上的乱伦 ,这种文体对真实性或者说非虚构性的坚守 ,是其根性所在 ,是其“立文”之本 ,其名称中的“文学”二字 ,也并不等于虚构。“文学”本身理应包含有虚构与非虚构的因素 ,它在小说那里主要体现为以虚构为核心的文体建构方式 ,在报告文学中则不表现为虚构 ,而是除虚构之外 ,通过语言、结构、视角来实现其文体富于艺术性的建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充分显示出其作为非虚构文体的文学魅力。而文学魅力的展现 ,主要有赖于其“跨文体性”的文体规范 ,这一特性是指其对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影视等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表现方式的兼容 ,以及在此基础上而形成的独具自身特色的艺术个性。这主要体现在叙述结构的变化、叙述语言的丰富与个性化以及对自身艺术表现局限的超越等方面。     

浅析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突破性发展体现出的几个重要特征

邓小平理论是以坚持和继承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基本点”的,其坚持和继承表现为,基本原理、根本方向及思想精髓上的坚持和继承;同时,邓小平理论又是以对马列主义在一系列理论观点上的创造性丰富和突破性发展为“生长点”的,其丰富和发展体现出“全面推进式”的发展、“实践结合点上”的发展及“观念更新上的”发展等特征.对于马克思主义,是继承与发展的辨证统一.     

“破体”：钱锤书批评文体的特征及意义

“破体”作为钱锺书批评文体最突出的特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文体意识之“破”,即破除新旧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形成极具开放性、包容性的文体意识;二是文体运用之“破”,即突破新旧中西不同文体的畛域,各种文体的特点互渗互补。钱锺书批评文体的“破体”特征,对于反思中国文论的现代建构问题具有积极的参照意义。     

“小说”考辩

“小说”一词在《庄子》中首先出现，后为《汉书·艺文志》借用而成为诸子十家之一。“小说”一词的原始含义本来鲁迅先生早有定论，然而近些年又有学者提出异议。《庄子》与《汉志》中“小说”的含义有同有不同，均非指虚构性故事。但《汉志》“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文体特征，为后世虚构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探研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早期发展路径（1898—1936）

本文针对近代以来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的孕育与初步发展路径作整体的概览,尝试通过纵向的历时性梳理,对中国报告文学文体发展初期情况进行描述,以期展现19世纪末至全面抗战前夜中国报告文学作为独立文体的发展风貌及所体现的相应的文体观。本文将历时性梳理与文体观的流变融合在一起探讨,从近代不同的时间分期考察中国报告文学在发展初期呈现的文体特征。主要将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作为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的孕育和初步成长期,而在这个阶段内又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在这一阶段报告文学上承中国古典散文等文体,在西方报告文学理论引介的影响下,同时受到“左联”的推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体意识。     

赋文体渊源再论

自汉代迄今,研究者站在不同立场对赋体的渊源进行多层面探析,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遂导致结论千差万别。探求文学体裁的源流变迁,应回归文学文本和产生其文体的时空地域,这无疑已为主流学界所认同。汉赋虽全盛于两汉,但产生汉赋的时空背景更多来源于楚国。从文字学上厘清“赋”义的历史演变,认识“辞”“赋”两种不同文体的本质差异,还原文本、从文本出发考察赋体产生的直接来源无疑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宋玉继承“屈辞”传统,但又推陈出新,开创了“屈辞宋赋”双峰并峙的文学新局。宋玉将“赋”义在战国时代广为应用的“赋诗言志”以及“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传统融入于自己创新性的文学体裁“赋”,与“屈辞”言情不同,宋玉诸赋重在体物,此体一经宋玉发端,遂演进成为两汉文学主流范式。     

"大众化"与"经典化"--"红色经典"论之五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在确认这种经典化文学遗产价值存在的合理性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话语概念就是“大众化文体”。本文先将“大众化”作为一种“现代性”思想文化现象进行检视,继而从“大众化文体”与革命意识形态、“大众化文体”的“一体两面”的审美言说方式这两个论述层面,解析了“大众化文体”在“红色经典”中的审美构成功能和创作思维机制,并阐释了“红色经典”是如何通过“大众化文体”解读世界、建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