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作为翻译标准的历史与时代重构

翻译标准一直是翻译界颇有争议的话题。尽管中外学者们对翻译标准各有见地,但在“忠实”这一原则上却达成一致。但是,在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企图颠覆忠实的原则。本文通过揭示“五失本三不易”,“信、达、雅”和“多元互补论”中的“忠实”的真实内涵,旨在分析“忠实”原则错误的绝对化,还原其特有历史与时代相对性。     

学者的雅与俗

学者 ,即做学问的人。学者中既有受人敬重的儒雅之士 ,也有令人生厌的庸俗之徒。现代汉语中 ,“雅”即合乎规范、端庄、优雅之意 ;而“俗”乃庸俗、粗俗、俗气之谓。做学问的大凡都希望人们说自己雅 ,忌讳俗。雅 ,是一种品位 ,一种境界 ,一种润物无声的超越与淡然 ,是学者的灵魂和生命 ,是学者人品、学风、学识的集中反映。雅 ,就是淡薄名利 ,不畏权贵 ,品格高尚 ,甘为人梯的淡雅 ;是大智若愚 ,谦虚谨慎 ,举止文明 ,喜笑怒骂皆文章的文雅 ;是求真务实 ,心忧天下 ,情系民生 ,爱憎分明 ,刻苦钻研 ,追求真理 ,永不懈怠的高雅 ;是知识渊博 ,学富…     

试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五大缺失

改革开放后,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在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的同时,也至少暴露出五大缺失,即＂没有语言的语言＂、＂思想苍白＂、＂歧视翻译＂、＂科研与教学脱节＂和＂言必称欧美文学＂。弥补这五大缺失,有赖于体制的变革和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杨绛与翻译

杨绛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和翻译家。她在翻译方面的成就不逊色于在创作方面的成就,只是受到重视不够。她所翻译的《堂.吉诃德》曾经被西班牙国王授予＂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在翻译西班牙文学作品、传播西班牙文学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在翻译实践中,杨绛提出了对翻译活动的一些看法,比如＂一仆二主＂等观点,都给翻译家和学者们以启发。     

翻译等值理论综述

在西方当代翻译理论中,等值理论很有代表性,具有号召力,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语言学家、翻译家奈达。然而等值理论自提出就受到多方质疑,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更是引起了翻译界的激烈辩论。学者们对等值理论的空前关注也恰好说明了它在翻译理论中具有的价值和意义。等值理论的可行性和相对性使它在众多翻译理论中独树一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国外品牌译名的"雅"

国外品牌名称的特殊性使其翻译缺乏“信”和“达”的基础,译者只能进行“雅”的追求。大多数译者采用音译或音译加想象的方法进行国外品牌的翻译。但这种“雅”的追求仍应遵循一定的准则,首先应考虑跨文化的因素;其次应符合国人的审美心理。这样的品牌名才符合国人的欣赏习惯和文化传统,国外商家才能使自己的品牌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沃土之上,并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     

将"信"的标准融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作为近年来的一股新生力量,它给译界带来不少的活力,而且它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习研究视角.而中国译界中被长期视为翻译标准的"信"达"雅"也受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冲击,"信",这一重要而且最为基础的翻译标准应该怎样去认识呢?     

试析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观

马基雅维里是历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政治家、思想家。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权术思想及其历史背景来说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是僭主式统治者、半人半兽的＂山饕＂,但并不是暴君。     

戏曲史上的花、雅问题述评

在中国戏曲史上,花、雅是一对重要命题。在清人那里,关于花和雅的区别,主要有三种意见:戏曲脚色之别、戏曲声腔之别和戏班之别,而笔者以为花和雅的区分乃在于声腔的不同。花、雅的问题在近、现代人那里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主要集中在关于花、雅的概念,花、雅的内容与形式,花、雅兴衰的时间等方面,笔者以为花、雅的概念之别仍在于其声腔的有别,内容与形式并不能作为区分花、雅的依据,花部取代雅部的主导地位是在清末,而非清中叶。     

试论昆曲之"雅"

昆曲作为人类历史上最美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在其萌发的开始就同"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经过文人曲师革新后的昆曲更具"雅"韵而受到官僚贵族的赏识和追捧,这促成昆曲走向两百年的兴盛和繁荣.而昆曲在后来的"花雅"之争中败下阵来走向式微乃至衰落也是因为一个"难"字,真可谓是"成也萧和、败也萧和".     

外国诗歌在我国出版和翻译的若干问题分析

诗歌的翻译追求的是一种信、达、雅的意境,“信”是指译文要准确无误,“达”是指译文要通顺畅达,“雅”就是指译文要优美自然,诗歌的翻译反映的是异域的风土人情,诗歌翻译对加强地区的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诗歌翻译过程中在诗词风格、文化意境、形体比喻及表现的手法上均存在很大的差别,外国诗歌在我国出版和翻译上存在不少的难点,将外国诗歌的意境在翻译的文体中体现出来是艺术性较高的一项工作。     

崇雅词学观的不同审美取向——兼论浙西、常州二词派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

清代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论词都崇雅,本文以浙西、常州二词派词学选本中的宋季遗民词为中心,考察了宋季遗民词在清代的接受情况,通过分析,得出其崇雅的词学观各不相同,浙西词派的崇雅观重视词体的艺术形式、修辞特征,常州词派则重词选题立意的风雅、雅正,故而雅中有别。     

儒学精神在宋代词论尊“雅”观中的映射

宋代是儒学全面发展的时期,儒学精神渗透到宋代词论中,尤其是深深地映射在宋代词论的尊"雅"观中,其中儒学的诗教原则、复古与崇正思想、修辞立诚的观念等成为了尊"雅"观的重要哲学渊源。在儒学精神的影响下,尊"雅"观中出现两种性质不同的中和之美,即诗教影响下形成的特定艺术风格和复古、崇正思潮影响下的艺术辩证法,而尊"雅"观中文质之间的关系由重文轻质、重质轻文发展到文质并重。     

北宋茶诗与文士雅趣简论

饮茶作为一种雅趣之事,受到北宋文士的推崇。他们认为,只有雅士才能懂得品茗,品味茶的芬芳,体味茶的三昧。茶诗作为茶文化的有机组成,也呈现出"雅"的品格,是透视文人心态的一面镜子,文士的雅趣透过对饮茶的技雅、境雅、人雅的追求表现出来。     

文化差异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是跨文化的语言转换艺术。在面对文化差异和语言转换的困难给文学翻译所带来的挑战时,创造性叛逆往往成为译者自觉或不自觉的一种选择。创造性叛逆既可能造成译本在新的接受环境中增值,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原作文化信息的失落。得失之间,恰好凸显了翻译研究的文化价值。     

从译者改写行为看葛浩文《狼图腾》英译(英文)

翻译必称"信、达、雅",这一理论导致中国的翻译一直停留在字、词、句的斟酌对应层面上,完全忽略了读者的感受与认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理论在中国逐渐获得一席之地,这也为译者对原作进行适当改写提供了理论依据。以《狼图腾》的翻译为例,译者对原作的改写使得该作品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及蒙古文化迅速被西方世界接受,为中国的文学输出开辟了另一条道路。     

从“目的论”的角度分析杨译与霍译对《红楼梦》习语的异化与归化处理

对《红楼梦》中习语的翻译,杨宪益先生基本上采取了＂异化＂手段来解决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即在译文中尽可能地体现译出语文化内涵;而霍克斯先生为了避免中英不同文化的冲撞和译入语读者的误解,采用了＂归化＂的手段。异译和归译是翻译过程中的两种＂方法＂,不存在哪种译法＂好＂或＂不好＂的问题,只要译文通顺、易懂,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合适性＂原则即可。     

《法句经序》文质争论的解读

《法句经序》是我国现存古籍中第一篇涉及翻译理论的文献,文中记载的"文质争论"是关于译文语言风格的争论,是保持质朴的语言风格还是迎合当时社会文丽之风的争论,文派主张对译文进行文饰,语言文丽;质派认为佛祖言辞无需文饰,译出意思和法则即可,主张语言质朴。《法句经序》的作者支谦是文派翻译思想的首位倡导者和忠实执行者,"文丽"、"简约"是其贯彻一生的翻译思想。"文质争论"拉开了长达数个世纪佛典汉译"文质之争"的帷幕,文质两派在长期的争论、磨合中,逐步完善,趋于统一,产生了玄奘"新译",玄奘"新译"是佛典汉译"文质之争"的圆满结局。佛典汉译思想对严复具有一定的影响,其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是我国古代文章学和佛典汉译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盗火”到“理水”——《新青年》文学翻译浅探

五四时代是一个西学东渐的时代,西方的文学作品蜂拥而入。《新青年》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旗帜和号角,自然承担起了翻译的重任。作为“一代名刊”,《新青年》的文学翻译不容忽视。《新青年》共翻译了40多位外国作家的100多篇文学作品,其中以屠格涅夫、泰戈尔、莫泊桑、王尔德和易卜生等作家的作品居多。从对源语作者定量分析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会发现《新青年》当时的翻译存在着严重的“误读”现象,但这在当时却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     

“韬光养晦”的认知与翻译

＂韬光养晦＂这一成语由于其特殊的外交含义,引起了众多学者和研究者的争论。作者归纳整理各家争论的焦点,并从认知角度对＂韬光养晦＂的翻译作出分析,借鉴纽马克的＂意义＂理论,深入探讨了从不同＂意义＂出发,译者可能提出的译本,并提出自己的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