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四年的突厥羁縻州

突厥官职中,设因领兵而独树一帜,致使唐朝于贞观四年为突厥设置羁縻州时,就依据颉利可汗、突利可汗、沙钵罗设苏尼失等三大突厥势力的范围而划定行政区划。传世碑文、史料均明确记载顺州、祐州、化州、长州、北开州、北抚州、北宁州、北安州等都督府是同时并置的。颉利可汗曾于大利城置牙,后来的定襄都督府的治所就治于大利城。云中都督府治于云中故城。贞观十三年,定襄、云中二府并废。十七年,两府复置于灵、夏地界。     

论唐代中央政权对契丹、奚人地区的羁縻统治

唐代曾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置羁縻府州,其中最早设置的是契丹、奚人地区的松漠都督府与饶乐都督府。唐朝中央政权通过营州都督府、东夷都护府和平卢节度使对松漠、饶乐二羁縻都督府相继进行统辖和管理,负责抚慰、安置羁縻府州的部落;以武力维持边疆稳定与安全;管理二都督府对唐廷的朝贡以及与边地州县之间的经济活动。为了加强对契丹、奚人地区的统辖,唐朝曾一度对松漠、饶乐二羁縻都督府实行留宿卫、驻兵与和亲政策。唐朝设置羁縻府州以后,促进了契丹、奚人社会的发展进程,为其日后由部落联盟阶段直接向封建社会飞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唐前期云南羁縻州县述略

《新唐书·地理志》说:“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这就是有唐一代在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推行的羁縻州县制度。 唐代前期,云南也广泛实行羁縻州县制度,并在云南历史发展中起了促进作用。本文打算对唐代前期云南羁縻州制度作一粗浅的探索,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唐代羁縻府州内部结构及其相关问题

唐代羁縻府州是唐仿内地行政制度而建,其结构多为府—州,府—州—县,州—县。但县及县以下组织则较复杂,如龟兹无县而有城,城下又有村坊;江南诸道则县下设村洞。这两种建制既有唐制,又有地方特色,而此种独具特色的基层建制却不是唐周边民族地区都能设置的,体现了唐羁縻府州的等级性,而此又决定了唐羁縻统治的多样性。     

从“二元分治”到“合署办公”——唐初西州三府关系考述

贞观十四年(640),高昌国覆灭，唐随即将羁縻州“西昌州”改为正州“西州”。唐在西州设置了两套军政系统：一为安西都护府，治所在交河县；一为西州州府，治所在高昌县。二者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分治”关系，一管军事，一管民政。贞观十六年(642),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南下，入寇西州。安西都护府约在此时成为西州唯一的州府级军政机构，治所也移至高昌县。显庆三年(658),为更好地经略天山以南的羁縻府州，安西都护府再次移至龟兹，唐在西州设西州都督府。西州都督府虽只治西州一州，但为配合全国形势，仍与西州州府“合署办公”,西州州府有名无实。     

唐代安东都护府研究

唐高宗总章元年灭亡高句丽政权以后,于其地设置安东都护府,至唐肃宗时期废止。高句丽政权灭亡之前,其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原地区已经较为接近,这决定了安东都护府是封建制类型的羁縻府州。唐朝对安东都护府统辖下的各羁縻府州县,实行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安东都护府设置之初,具有较强的军事统治色彩,并有唐朝的常驻军。武则天时期,安东都护府曾一度改制为安东都督府。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唐朝不断地调整对安东都护府的统辖方式,玄宗时期逐渐由羁縻府州制度转向一般州县制度。     

唐代营州都督府侨治问题研究

万岁通天年间(696)至开元年间(741),营州都督府二度侨治。《旧唐书》、《新唐书》对此均有记载,但不尽相同。从史籍中的不同记述考证,武则天时期契丹的叛乱,直接影响了营州都督府的管理,导致了营州都督府的第一次侨治,其完成侨治时间最迟在神龙元年。开元五年营州都督府由渔阳迁回柳城。营州都督府的复治一方面是唐玄宗"励精图治"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缓解幽州的压力。仅仅三年之后,营州都督府又迁到渔阳,再次侨治。     

唐朝收抚于阗与西域交通体系的建立及完善

利用传世史籍与和田当地出土文书，详细考察了唐朝建立后于阗王国的归附，以及唐朝与西突厥余部及吐蕃王国在于阗及其周边地区的争夺，并且阐述唐朝建立安西四镇、设置毗沙都督府等军政建置，设立和完善相应的交通体制等举措，根据出土文书来展现这些体制的具体运作情形。这是唐代西域史和丝绸之路史研究的多学科成果。     

于阗镇守军征税系统初探

史料记载羁縻府州"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传统认识也认为,于阗镇守军要依靠于阗王官系统来征税,但是,出土文书说明,安西四镇不同于一般的羁縻府州,于阗镇守军可以直接向当地百姓征纳赋税。本文运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于阗汉文文书进一步证实,于阗镇守军内部存在一个严密且完善的征税官系统。他们基本上以守捉和镇两级为主,由专征官、判官、典组成,兼有行官等进入。这样在管理上逐层对应,而且任务明晰,事务繁复,从而承担起自主供军的功能。     

唐代辽东若干地名考释

唐代辽东地区属安东都护府管辖。对该都护府置废的原委,府治的迁徙等,国内外的前人都已有专论,其中金毓黻在《东北通史》卷四安东都护府一节作过系统叙述。安东都护府所属府州,《旧唐书·地理志》二载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新唐书·地理志》三所载数目相同。所不同的,《新唐书·地理志》七除谱列九都督府名之外,另有十四州地名,虽于四十二州仅存少数,较旧书所载又稍为详明。这些府州大体都在鸭绿以北。另外,文献记载还有一些别的地名。为了研究唐代辽东历史地理,谨作若干新定地名考释。     

"叙事学新发展"还是"伦理批评新道路"——叙事伦理的提出及其理论价值

近年来,"叙事伦理"逐渐成为时髦词汇,走俏干中西文论界.但由于具体语境的规约,中西学者各自强调叙事伦理意涵的一端:布斯等西方学者在"叙事学新发展"的意义上,侧重叙事机制的分析;刘小枫等中国学者则在"伦理批评新道路"的向度上,偏重伦理意涵的阐释.这两种理解和运用方式有其具体历史语境的合理性和不可否认的学术意义.但设若跳出中西文化语境的制约,从文论自身的逻辑类型及其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中西学者对叙事伦理的阐述,其实均未触及它所潜含的真正价值:两种文论类型也即伦理批评和形式批评有机结合的综合化发展趋势.     

释辛——兼论商族的起源神话

辛的本义是心宿。大火星是心宿的主星,商人农作即以此作为指示星,由此产生了对心宿的崇拜。商人的神话传说中,其始祖母简狄吞食了帝喾高辛氏令玄鸟所致之卵而受孕,高辛氏实为心宿神（大火星神）的化身。     

"番禺"考辨

岭南学者轻而易举地以"五羊献穗"的故事解释广州又名"羊城"的因由,惜未能续以把握华夏、荆楚文化南播的特点去释读"番禺".其实,"番禺之名最古"(屈大均语),番禺的得名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饶宗颐先生说,番禺的名字"亦大有研究价值".但是,毕竟年湮代远,线索难寻,彼古义冥昧,欲考辨精详,殊非易事.此前学者之意见颇不一致,有的说法较欠浅近,有的说法虽迫近源来但其考证不及本义.可以相信,多少前代学者穷思苦索的真义一经寻回,必能令世人一睹古番禺文化的斑斓耀目.     

基于语料库的Assure和Ensure两词的对比研究

利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基于英国国家语料库（BNC），比较分析意义相近的动词assure和ensure的词频、搭配、类联接及语义韵。研究发现，assure较ensure更常用于口语和小说中，ensure多用于学术文章和新闻中。assure用来表示向某人保证某事将要发生，既可以用来确证某事，也可以表示使某人确信，assure的宾语通常是人名或人称代词，抽象名词较少，而且做宾语的抽象名词多为积极语韵；而ensure后面的宾语通常是抽象名词，较少使用人名或人称代词，且做宾语的抽象名词也是多为积极语韵。通过观察索引行还得出ensure的5种典型搭配。     

“生态”的现象学思考

在"主体一客体"二分式的形而上学主导下,人们在意识中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在实践上表现为对自然的掠夺、对生态的破坏.从现象学视域来考查,可以通过现象学还原消解自然观上思维与存在的分裂,扬弃传统的"主体一客体"二分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通过对生态的存在论解读,防止认识论领域的形而上学对实践领域的僭越,还能够恢复人与自然原始的亲缘关系,最终以人对大地的情感和审美判断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以字句"略论

“以字句”,有的学者认为是处置式,也有的学者持反对意见。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以字句”的性质及前人与此有关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     

“曹国”考

曹是西周初年姬振铎在东方建立的重要邦国,它负有监管殷民、监视徐夷以及控制成周以东经济和战略要地的重任。然而,曹国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春秋后期亡于宋。这使得曹国成为一个被人们忽视了的侯国。对曹国历史的钩沉,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和理解其历史地位和意义。     

案有琴书家必贫——关于"苦难诗学"的重新思考

从比较文论的视野来看，认为优秀的艺术作品是穷苦人生的产物的“苦难诗学”，一直有普遍影响。虽然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深入地追究起来便不难发现，诸多的诠释往往显得似是而非。问题不在于艺术是否擅长于表现苦难，而在于如何表现。优秀的艺术尽管与苦难体验密切相关，但与其说这是对穷困的咏叹，不如讲是对苦难的超越。在根本上讲，真正的艺术杰作尽管远离消费主义的“欢乐诗学”，但却属于为人生祝福的“幸福美学”。     

“恨”的现象学分析

对韩国人的恨的多层结构--否定与肯定、消极与积极、过去意向性与未来意向性结构进行分析,从和解意向性角度来对恨的独特性进行确认,可以看出,恨的主体是以情促成和解的情绪,类似于把他者构造成自己的意向相关者的本能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