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场中的外来者劣势研究

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外来者劣势已经吸引了学者和实践者的广泛关注。但是,关于外来者劣势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产品市场,而关于股票市场中外来者劣势的研究较缺乏。鉴于外来者劣势会影响公司在股票市场中的绩效,因而有必要理解并克服股票市场中的外来者劣势。因此,选取股票市场中的外来者劣势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在某种程度上丰富已有研究。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合法性理论,检验信息缺失和合法性缺失对外来者劣势的直接影响。借鉴已有研究,探讨制度质量、行业类型和交叉上市对信息缺失和合法性缺失与外来者劣势关系的调节效应。依据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并建立概念模型。选取2005年至2013年在海外上市的145家中国公司为样本,通过SPSS软件对相关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信息缺失和合法性缺失对外来者劣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当在海外证券交易所缺失信息和合法性时,公司会遭遇外来者劣势;制度质量显著减弱合法性缺失对外来者劣势的正向影响,行业类型对合法性缺失与外来者劣势的正向关系具有显著的强化作用,而对信息缺失与外来者劣势的正向关系具有显著的弱化作用,交叉上市显著增强信息缺失和合法性缺失对外来者劣势的正向影响。 根据研究结果从弥补信息缺失和合法性缺失两方面给出降低外来者劣势的策略指导,建议选择制度质量较高的东道国和高科技公司聚集的交易所来弱化外来者劣势,研究结果对在海外上市时遇到外来者劣势的公司管理者具有一定的指导借鉴意义。     

外来者劣势、组织学习与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研究

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组织合法性两个研究视角,分析外来者劣势对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影响路径。结合组织学习双元性理论,探讨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在调节外来者劣势与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关系上的时效性差异。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关于外来者劣势、组织学习与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概念模型,以138家中国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SPSS 19.0对提出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外来者劣势对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存在显著负作用;探索性学习强调知识信息逆向转移,能够促进跨国企业突破性创新来弱化外来者劣势对长期投资绩效的负作用;利用性学习旨在促进内部技能与外部环境的融合,推动跨国企业渐进性创新,进而显著弱化外来者劣势对短期投资绩效的负作用,但利用性学习的调节作用未通过验证。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外来者劣势,并从组织学习角度给跨国企业降低外来者劣势、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提供实践意义。     

基于扎根理论的中国企业克服外来者劣势的边界跨越策略研究

外来者劣势是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显著劣势,现有理论在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如何克服外来者劣势研究方面存在缺口。选取4家中国跨国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三阶段编码程序对案例进行剖析,探索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克服外来者劣势的具体策略,构建以边界跨越为核心范畴的外来者劣势克服策略理论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面临的外来者劣势主要来源于信息缺失和合法性缺失。边界跨越是克服外来者劣势的有效策略,其中信息内化通过设置边界跨越角色、聘请外部顾问、环境扫描、产品策略和信息内部整合等活动将外部环境信息传递到企业内部,提高企业获取异国环境信息的能力,降低不熟悉危害;有利的外部显示通过品牌营销、企业社会责任、名人效应和获取第三方认证等活动向环境释放积极的信息,提高企业的规范和认知合法性,降低歧视危害和关系危害。针对研究结论,从构建环境扫描系统和外部显示机制两方面对中国企业如何实施边界跨越、降低外来者劣势提出具体的管理启示。     

跨越身份的鸿沟:组织身份不对称与整合战略选择

本研究针对核心问题"来源国劣势下后发跨国企业如何选择并购后整合战略"展开讨论。研究将重点放在组织层面,从组织身份视角来探索来源国劣势的微观作用机制,提出"组织身份不对称"的构念,深入探索后发企业跨国并购如何选择整合战略来应对组织身份不对称和并购动机产生的"自治—协调"困境,以及双重身份管理时的"隔离—整合"难题。研究发现来源国劣势具有组织异质性,最终的"净劣势"集中体现在后发跨国公司与被收购企业组织身份不对称上。进一步,组织身份不对称会导致后发跨国公司在与海外被收购企业的二元关系中"合作伙伴合法性"缺失,给协调和学习带来压力。为解决上述压力,后发跨国公司会通过实施不同整合战略、设计安排不同的协调机制来对两种身份进行管理以应对挑战、满足并购动机。由此,本文归纳出来源国劣势与组织身份不对称,组织身份不对称、并购动机和整合战略选择之间的逻辑关系,最终得到一个整合框架。     

并购后控制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合法性的调节效应

主并企业对被并企业的控制会影响并购绩效,而企业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并购的态度即并购合法性会对并购后控制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基于123个样本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主并企业对被并企业的非正式控制程度对主并企业的并购绩效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而正式控制程度与并购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并购的外部合法性对并购后正式控制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并购的内部合法性对并购后非正式控制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中国企业的并购后决策以及如何实现并购目标具有理论指导价值。     

投行关系、声誉与并购绩效——基于关系契约的视角

投行参与并购重组既可以提升投行声誉,又有利于提高市场并购效率。本文基于关系契约理论,以2013—2016年中国沪深A股发生并购事件的收购方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投行在并购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现有关系契约构建的投行关系损害了企业长期和短期并购绩效;投行声誉提升了企业长期并购绩效;在声誉较低的投行中,投行关系对并购绩效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低效率并购提高了外部投资者与收购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引发投行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降低了并购绩效。本研究揭示了投行关系和投行声誉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为现阶段政府职能部门完善相关制度,进一步提升投行参与并购重组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中国企业并购经验与跨国并购股权的关系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事件的二手数据,探讨并购经验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股权比例决策的影响,并研究文化距离与研发能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作为一种决策经验,并购经验具有情境边界,跨国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股权比例负相关,母国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股权比例决策并无显著影响;文化距离越大,使得具有同样跨国并购经验的企业选择的跨国并购股权比例越低;主并企业母国研发能力对跨国并购经验与跨国并购股权比例之间的关系不产生显著影响,但在母国并购经验高的企业中,研发能力低组比能力高组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较高的股权比例。     

并购后高管变更、合法性与并购绩效——基于制度理论的视角

并购后的高管变更对于企业的并购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但目前的研究结论没有取得一致性。本文基于制度理论的视角引入合法性的概念,通过123份并购样本实证分析了并购后高管变更、合法性以及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并购后高管变更与并购的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对于并购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本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的并购后高管变更决策以及如何提升并购绩效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来源国劣势与合法化战略——新兴经济企业跨国并购的案例研究

新兴经济体企业在跨国并购中如何根据不同类型来源国劣势来做出合法化战略选择?通过对吉利和万向六次跨国并购的多案例分析,本文打破现有文献关于"来自相同国家的企业面临相似来源国劣势"这一"同质化假定",把来源国劣势构念化为制度维和产品维。通过归纳式案例研究,本文发现,对于产品维的来源国劣势,新兴经济体企业倾向于通过组织制度设计、资源协同和声誉重构等合法性修复战略进行应对。对于制度维的来源国劣势,新兴经济体企业倾向于采用制度遵从、组织制度设计、资源协同等合法性获取战略来应对。当面临产品维和制度维双重劣势时,新兴经济体企业综合运用制度遵从、组织制度设计、资源协同、声誉重构等合法性获取和合法性修复战略,重点强调沟通协调这一合法性维持战略来应对。这些发现贡献于新兴经济体企业在跨国并购,乃至于更广意义国际化的文献,并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过程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股权制衡、并购信息披露质量与主并公司价值——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模型与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考察了股权制衡对并购信息披露质量以及主并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股权制衡能够显著改善并购信息披露质量,同时提升主并公司的价值.并且,由于控股股东在并购活动中一贯采用不共谋策略,使得股权制衡对主并公司价值的正面促进作用,不受大股东之间股权性质异同的影响,能够保持良好的稳定性.研究还发现,公司规模,盈利能力,独立董事比例以及股权集中度与并购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并购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增加独立董事比例和采用关联并购方式都有利于主并公司价值的增长.     

顾客授权与新企业合法性关系实证研究

从互动导向与合法性视角,基于中国转型情景下的大样本数据验证了政治网络对于顾客授权与组织合法性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这一结论说明转型背景下的新企业可以借助政治网络行为获得一定的成长资源并缓冲制度压力,其依赖顾客授权式互动获取合法性的市场动机与行为下降,从而表现出顾客授权与组织合法性关系强度上的减弱。     

互动导向与新企业绩效:组织合法性中介作用

新企业如何克服组织合法性门槛、实现成长一直是创业研究的重要课题,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新企业响应顾客日益个性化的需求和获得组织合法性提供了新的手段。整合互动导向视角和组织合法性视角,分析信息技术背景下新企业的互动导向对组织合法性和新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尤其是组织合法性的中介作用,选取中国情境下209个新企业作为调查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新企业互动导向正向影响新企业绩效和组织合法性水平,互动导向通过组织合法性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新企业绩效。这表明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中国新企业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平台提升互动导向水平,促进组织合法性,从而克服新企业组织合法性门槛,实现成长。     

网络信息不对称性、嵌入性与组织学习绩效研究

运用计算机仿真方法,研究学习网络形成过程中人际之间信息对称性和嵌入性两个因素如何影响组织学习绩效和社会网络特征。结果表明,在信息对称情况下,低嵌入性网络有利于探索式学习,高嵌入性网络有利于利用式学习;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信息不对称性抑制组织学习绩效,而且,高嵌入性网络倾向于形成路径依赖,对知识学习的抑制程度高于低嵌入性网络,导致高嵌入网络学习绩效低于低嵌入网络。在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中,信息对称网络的网络集聚系数小于信息不对称网络;信息对称的嵌入性网络的集聚系数变化过程呈现从高往低的变化特点。     

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与绩效的关系: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江苏与广东新兴企业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社会资本和企业家精神被认为是新兴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虽然很多学者认为组织学习在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与组织绩效之间起了中介作用,但了解“如何发生作用”的知识要远远难于“是什么”,并且极少有研究给出实证结果。在转型经济中类似的研究更是缺乏。本文以中国江苏和广东两省的676家新兴企业为被试对象,对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是否以及如何通过组织学习影响组织的绩效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学习在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组织学习—组织绩效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通过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提升组织绩效的瓶颈。     

政治关系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

以组织学习和动态能力、政治关系对绩效的影响为中介变量,构建了一个政治关系、组织学习、动态能力与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然后以广东珠三角地区166家企业为调查对象,采用SE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政治关系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组织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所在行业的特征与企业本身的特点:对于非知识密集型企业而言,政治关系可以通过组织学习与动态能力间接地提高绩效水平;对于知识密集型企业而言,政治关系对于组织绩效、动态能力以及组织学习均没有显著的影响。     

高绩效工作系统、组织学习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以往对组织学习能力进行研究的较多,但同时涉及前因及后果变量,从系统的角度对其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导入系统的观点,建立起以高绩效工作系统为前因变量,以企业绩效为结果变量的研究模型;对782个中国企业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学习能力在高绩效工作系统和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为高绩效工作系统以及组织学习能力的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提示企业应与现代管理方式接轨,注重组织学习能力与各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相互协同的作用。     

组织创新、组织学习与绩效——一个调节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217家企业为调查对象,对组织创新、组织学习与绩效之间的互动影响,以及基于三者关系建立的调节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层次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组织学习在组织创新与绩效关系之间确实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说明组织学习的高低水平会影响组织创新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企业组织学习的水平越高,组织创新对绩效的促进影响作用越显著.     

Culture and cross-functional coopetition: The interplay of organizational and national culture

Scholars now recognize coopetition—the joint occurrence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between functional units a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a firm's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We know little, however, about the drivers of cross-functional coopetition and in particular the roles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culture. This study introduces cross-functional coopeti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literature by illuminating the cultural antecedents of cross-functional coopetition. Specifically, we develop a cross-cultural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and national culture on cross-functional coopetition. Drawing on a dataset of 646 companies from seven countries, we theoretically advance and empirically validate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dividualism and uncertainty avoidance on cross-functional coopetition. Organizational cultural dimensions directly enhance cross-functional coopetition. Furthermore, strong social values of individualism and uncertainty avoidance weak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cross-functional coopeti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novel perspective on how organizational culture can represent a strategic resource by illuminating the cultural mechanisms that influence coopetition within the fi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