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家和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日本众议院议员田川诚一为例

作为日本阁僚级的保守政治家,田川诚一在中日复交前积极主张对华友好,为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深入展开尤其是备忘录贸易体制的维系身体力行,对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田川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所有行为的主要精神基础则建立于中国之于日本国家利益的增进具有重大意义这一认识之上,也正是这个基于现实政治需要的对华观,从根本上规定了田川对华认识及其实践的特质。     

论东北亚区域冲突结构与和平体制构建——以中日关系为例

中日两国有着长达几千年的文明交流历史。但从近代以来,日本以武力挑战中华秩序,企图建立其“大东亚共荣圈”,从而在东北亚地区形成“结构性暴力”,形成了中日两国的战略冲突结构,阻碍着东北亚地区多边合作的进程。因此,中日两国应从东北亚国际关系体系的发展中吸取教训,用和平方式化解两国战略矛盾和冲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达成共识,共同构建东北亚和平体制。     

抗日战争前的广州日本人群体——以人口及职业问题为中心

对于近代在华活动的日本人群体的研究,是横跨日本史研究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交叉性学术领域,因而受到两国学者的重视.但是以目前的学术成果而言,对近代活动于华南地区重要口岸的日本人群体的人口及职业情况的研究相对薄弱.通过对大量日文史料的解读,从人口方面看,抗日战争前广州日本人群体经历了两次明显的人口增长,其背景都与日本对华贸易的勃兴有关.而从职业分布角度看,清末、“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及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广州日本人群体的构成特征各不相同,而这种差别的背后则存在着中日关系以及日本对广州贸易关系的起伏.     

黄宗羲日本乞师事考:兼论南明士大夫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黄宗羲日本乞师应确有其事,次数当为一次,时间应在1648年的五、六月左右,同行者应包括黄孝卿、冯京第。同时,黄宗羲赴日乞师一事体现了明末清初士大夫的国家民族意识,日本在明朝人心目中的地位上升了,由附庸变为了对等的邻国,这一方面由实力决定,另一方面可能与文化认同有关。     

"双重中国认知"的演绎经纬与事实定位 ——对近代日本来华知识人"中国体验"的再观察

在近代日本知识人来华考察的过程中,塑造于古代经典的中国形象与近代现实社会所感受的中国形象始终交织在一起,共同参与建构了近代日本知识人的中国观.以日本知识人的中国游记为对象,探讨幕末至昭和初期以知识人为主体的日本人的来华体验,进而考察其来华过程中的感性因素在建构近代日本人中国观中所发挥的作用.由于个人体验与时代状况的差异,幕府末期至昭和初期,日本来华知识人的中国认知大致呈现出五种表现形态.对各种形态的认知做出历史还原和事实定位,对于准确把握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过程及其后世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中日关系的现状及未来走向——基于“撞船事件”和日本大地震后的考察

中国崛起以及日本对中国崛起的矛盾认知决定了中日关系的基本格局.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低点,但现在乃至未来的长时段内,中日关系仍是一种“竞争中合作”的关系.撞船事件平息后,中日之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调整期,日本大地震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中国在这次中日关系调整中将占据更多的主动.考虑到日本的灾后重建与经济恢复离不开中国,日本民主党对历史问题的现实态度和中日之间的权力变更,在未来,中日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将会进一步加深,政治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在军事安全、能源安全等领域的竞争有可能加剧,但不会演变成大国对抗.     

试论中国民意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和作用——以2005年反日“入常”事件为例

在梳理并重新界定“民意”概念的基础上,本文以2005年反日“入常”事件为例,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意对中日关系的杠杆推动作用。从这一作用也可以看出,中国民意已经具备了国际影响力。当然,这种民意外交影响力的增强给中国公共外交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进一步加强中国公共外交工作必须重新审视中国民意的战略价值和意义,建立与民众信息交流和反馈的有效机制,拓展民意表达渠道、提高民意的外交影响力。     

日本法学博士与清末新政——以交往、舆论与制度转型为视角

梳理庚子国变至辛亥革命十余年间的历史事实,中日两国关系呈现复杂的三重面相:第一,中日两国政府高层、精英人物之间有着十分频繁的、或公开或私密的交往;第二,国内各地报刊大量翻译和刊载日本政府高层、精英人物围绕清末各项改革事业的言论主张;第三,大量留日学生归国后进入政府各部院,参与地方事务,全面主导了中国社会的变革。特别是日本法学博士在清末新政中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推动了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的转型。     

朝鲜战争爆发与大陆迁台自由派学人言论方向的转变——以《自由中国》半月刊为中心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游走,只是他们的问政心态和言论方向常随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这种情况在战后台湾社会也有延续。1951年前后,大陆迁台自由派学人的言论方向发生过一次大转变,这次大转变的内因,当然是国民党当局"国策"的变化,而外在契机,则与朝鲜战争直接相关。这是因"内外"问题而影响"上下"问题的典型案例之一。     

近代日本人对中国国民性的评说

近代日本人评说中国国民性从研究方法的角 度可分为研究“文章文化”式、走马观花 式、长期观察“生活文化”式三种类型，而从思想倾向上看又可区分为“左、中、右”三种 视角。他们较为集中地分析了中国人的天命思想、家族主义、守旧观念、重视形式、福禄寿 的功利生活、文弱和平、矛盾特性等特点，还对中日国民性进行了对比，尤其是以日本人的 “认真”比照中国人的马虎。日本人的中国观对鲁迅等中国启蒙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治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和政策的一个倾向——以亚洲主义者荒尾精的言行为中心

明治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基于此的对华政策,奠定了整个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和政策的基调.这种认识和政策并非从一开始就固定不变的,也并非自始至终都呈现为单轴的状态.各个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利益群体都试图从各自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观察以及各自的思想背景出发,对近代中国做出各自不同的阐释.就国际关系的社会思潮而言,在明治中期大致形成的既彼此乖离而又相互交错叠合的亚洲主义和"脱亚论"是最主要的两种主流意识或社会倾向.亚洲主义代表人物荒尾精的言行体现了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以及政策主张.     

论日本人的敬语和敬语观

在日本,各种各样非语言通讯设施比比皆是,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语言的传播形式,敬语的广泛使用,由于载体技术的发展,从书面文字到电脑网络、电话、电视、多媒体通讯等等,也迅速改变了日本敬语的使用方式。在日本,日常生活中人们开口说话时都必须留意敬语的使用,世界上数千种语言中日语敬语这种广泛而非部分,即高度化、体系化发达的特点是十分显著的。     

从法律文化的特点来认识地理环境的作用——以日本为例

地理 (文化 )要素根据逻辑因果关系进行位次上的划分对于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具体适用以及对区域文化特征进行分析总结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然—生存—情感—上层建筑 ,由此四个方面对日本的剖析可以看做是对这一方法进行的一种应用或论证     

近代日本知识人的满蒙史观研究——以稻叶岩吉的"东亚史观"为中心

稻叶岩吉是近代日本重要的东洋史学家之一,主攻中国的清史、东北史和朝鲜史.他师承内藤湖南和白鸟库吉两位学术大家之长,积极为日本的对外扩张提供所谓的"历史依据",先后提出"满鲜不可分论"中国衰亡论"中国革命无用论"和"外族统治中国进步论",晚年积极为伪满洲国论证"满洲独立发展论",其研究方法和学术主张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试论民国时期的日本研究——以《日本评论》为例

中国的日本研究可谓历史久远,截至民国时期,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研究日本的高潮,每一次研究高潮都是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历史背景之下出现的.民国时期曾出现了第三次研究日本的高潮,此时期恰好也是中国期刊大发展的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难之际,一批“知日派”知识分子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日本研究的工作之中,因此这个时期出版了为数不少的专事研究日本的期刊,《日本评论》即为其中优秀代表之一.     

试论日本人错误历史观形成的中国因素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内部的争斗,使得中国人没有保持胜利者的尊严和地位;中国政府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使得日本人没有付出犯罪成本,甚至没有犯罪感。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胜利观是非常错误的,只注重道义上的胜利,不主张胜利者的法律权利;中国人以阶级区分战争的受害者与侵略者,模糊了犯罪的主体;以"和为贵"处世原则结交世仇邻国——日本,使得中国没有很好的履行胜利者的法律权利。这些都是日本人错误历史观形成的重要原因。     

1919年日本报纸对华态度之转变——以《大阪朝日新闻》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1919年,以《大阪朝日新闻》为代表的日本报纸对中国国内的社会动态进行了密集报道.在这个过程中,其对华态度经历了比较明显的转变过程:从—开始积极倡导“日中亲善”,到巴黎和会后对中国强硬批评;从五四运动期间感到愤怒和失望,再到五四后期对中日关系表达深切担忧.日本报纸的这种态度变迁,与日本政府在不同阶段的对华政策与外交形势密切相关.在政府的严密管控下,日本报纸一方面通过倾向性报道配合本国的外交方针,同时亦反过来试图影响政府的对华立场.有关这一历史事实的解读和分析,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中日关系以及改进对外宣传方式仍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日本的中国节日研究——以七夕研究为例

围绕日本几部体系性的关于中国节日研究著作,以七夕部分为中心,对日本学者开展的中国节日研究状况进行考察。透过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内容和方法,了解日本的中国节日研究历史和最新动态,从而了解日本学者在中国节日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以期为中国民俗学关于岁时节日的研究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民国时期的跨界商人、地方财政与中日关系——以福建省政府借款为中心

民国初期,福建省政府财政发生了严重危机,台湾板桥林氏长房幼子林熊祥利用其在福州的地域人际关系,以私人借款方式介入福建地方财政。这一举措是在台湾总督府和台湾银行的推动下而展开的,也符合闽台世家、官绅的利益。但动荡的政局使该款偿还、利息核算等环节出现了诸多问题。1920年代开始,在债务纠纷中,板桥林氏家族、福州官绅、地方政府、日本福州领事馆、台湾总督府、台湾银行、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和外交部等机构和人士交织出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后经多方利益均衡达成整理方案,但最终因抗战爆发而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