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解释学、批判理论与政治

法国的解构以及德里达的跟随者对我们的西方传统极为重要,因为他们通过提问,进而通过削弱被认为是处于现代伦理与政治思想中心的形而上学基础向我们提出了挑战。J.D.开普托的《激进解释学》就是如此,它试图阐明德里达的解构方法在应用于新的激进伦理时的意义。开普托在其著作里已开始着手制定一个积极的伦理-政治计划,即他从德里达和列维纳斯的思想那里得出的散播伦理学。开普托在《激进解释学》第九章“走向散播伦理学”中开始讨论何谓后形而上学的伦理学这一问题。     

自然能成为伦理主体吗?--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几点质疑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伦理问题上争论的焦点是自然万物能否成为与人一样的伦理主体,从而具有与人一样的内在价值、权利与尊严的问题.本文认为,正是不合理、非正义的人类社会制度决定着自然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公,正是剥夺者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自然资源的迅速枯竭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看不到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不从社会内部的制度改革和伦理关系的合理调整入手,让所有的人都能享有平等的人性尊严,而热衷于无原则地谈论"生态伦理乌托邦"式的"自然尊严"、"生态中心",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想误导,它有可能产生人与动物之间尊严颠倒的现象,而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却无所助益.     

现象学的声音

"声音"问题是德里达与胡塞尔思想关系的纽带,德里达正是用"声音"来标识进而解构胡塞尔的现象学.但是"声音"如何能够与"现象"建立起内在的关联?在这里许多胡塞尔研究者对德里达的解读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在我看来对德里达有失公允.     

动物试验的伦理问题

在西方关于动物试验的伦理问题的讨论中 ,目前大抵有以下四种观点 :1.基督教神学观点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上帝造人时也造了动物 ,但后者不是上帝的化身而且没有灵魂。十戒中没有保护动物的禁令。教会之父奥古斯都和托马斯 .阿奎那认为上帝为人造了动物 ,所以人类可以使用和屠宰动物。但这受上帝禁令和神学自然法度的限制。对动物的无意义的残忍和宰杀是没道理的。2 .康德观点　根据康德的学说 ,只有对能确定自己理性目的的生物 (即人 )才配讲伦理 ,对动物无伦理可言。只有当对待动物的残忍行为使人类变得粗俗时 ,这类残忍行为才应受到伦理…     

论德里达对胡塞尔的批判

目前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德里达的众多文献都集中在他的著作上,很少有人论及他的哲学的基本内核和问津他评论其他哲学家时的哲学内含。肯定地说,德里达的信徒们总是无条件地接受随后又极力用同样的术语去重复德里达说过和解释过的东西。无论在英美分析哲学方面还是在现象学方面,严肃的哲学评论很少见,只有约翰·瑟尔例外,他是分析哲学家中唯一全面注意德里达的人。     

别一种唯物"主义":德里达如何"解构"马克思

为解构"逻各斯中心论"德里达创造了differance(延异),制造了一个重大的"唯物"事件.这个词活跃在主体或先验意识结构之前,暴露了在逻各斯的说话结构之外吐露真相的"物质内容",打开了一个空间的十字路口."解构"作为一种"异"的哲学形态,既不同于东方思想强调"合"的传统,也不同于西方古典哲学的分析传统,所以是一种原创性的思想.所谓"解构"的异的空间,是在堵塞纵向或深度思维模式后的增补式活动空间,是各种活动要素之间横向的并置排列关系.在德里达的异域空间中,精神活动的统一性变化为精神活动的分裂性.德里达诉诸的"延异",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异化"或"扬弃"等辩证法概念.所谓德里达对马克思的"解构",就在于德里达所理解的事物的出场和传播方式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解有所不同,即无论"精神"还是"物质",都可以以一种脱离了逻各斯中心论框架的方式"出场".     

启蒙的悖论及其出路

文章对近代以来由启蒙所带来的各种悖论问题进行了重新反思,并对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等哲学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梳理、比照和批判性的检讨,指出其各自得失,提出在伦理实践的层面上寻求走出启蒙困境的道路,从而避免对启蒙进行二元论解释.文章试图以卢梭晚年的思想和生活为例来重新理解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审慎"的"实践智慧",用以发掘我们这个时代的"启蒙"的意义.     

环境伦理学研究中的几种伦理境界及其意义

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来自对西方传统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从对传统的强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的批判到弱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西方传统伦理学不得不将自然资源和环境纳入到伦理学的研究视域中,体现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伦理应对,这无疑是人的伦理境界的进步。而从动物解放/权利论到生物平等主义、再到生态整体主义,伦理的对象已逐步从人及其社会扩展到了动物界、生物界以及整个生态系统;尽管这使人在自然中的地位越来越低,但人的伦理境界也在被不断提升,充分展示了人的伦理潜力和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伦理追求,体现了人对自身的超越,也为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伦理支持。     

“环境进入伦理”的两种道德哲学方案——对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之争的实践哲学解读

"环境进入伦理"必然涉及环境伦理学史的基本论争,即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之争.作为两种相互对立的道德哲学方案,其论争是从根本上处理哲学问题和文明问题的尝试.它作为"环境进入伦理"的基本问题之争,实际上指向了文明之演进、哲学之转变、实践哲学与哲学实践之突破、人之类型的转变以及建立在生态基础上的实践方式之确立.从这一意义上看,环境伦理学不是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非此即彼,而是"思"入"环境一伦理之论题"并进而探索"环境进入伦理"在实践视阈中呈现的道德世界观之改变与伦理世界观之转变的实践的哲学或哲学的实践.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