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坊组织与回族社区的内在逻辑与生存机理——一个组织制度的分析视角

寺坊组织是寺与坊的结合体,在社会风险日益剧增的今天,寺坊组织的功能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文章以组织制度为视角,通过对寺—坊与寺坊组织的内涵进行解读,系统而深入地分析了寺坊组织与回族社区的内在逻辑,即互动与共生。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寺坊组织在回族社区中的张力和限度,进一步阐析了寺坊组织与回族社区的内在生存机理。     

寺坊组织与回族社区的内在逻辑与生存机理--一个组织制度的分析视角

寺坊组织是寺与坊的结合体，在社会风险日益剧增的今天，寺坊组织的功能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文章以组织制度为视角，通过对寺—坊与寺坊组织的内涵进行解读，系统而深入地分析了寺坊组织与回族社区的内在逻辑，即互动与共生。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寺坊组织在回族社区中的张力和限度，进一步阐析了寺坊组织与回族社区的内在生存机理。     

法治背景下的“吊庄”回族寺坊组织——以宁夏银川市兴泾镇为例

在法治背景下,"吊庄"回族寺坊组织作为移民地区的宗教组织与社会组织,其在凝聚人心、互助救济、宣传法律政策、调解纠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构建"吊庄"回族和谐社区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寺坊组织这种本土性资源,以宗教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乡村混合门宦宗教社区中的寺坊结构及变迁——关于宁夏黑虎沟村的宗教民族志研究

派别意识和地理区隔是形成寺坊隶属结构的两大主因。在全球化、社会改革、教育普及、人口流动和媒体宣传等因素的影响下,西北农村伊斯兰教寺坊结构开始变化,人们的自主意识增强,教派观念淡化,村落行政权力下降,寺坊成为村民重要的交往和互动空间。乡村宗教获得了自由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世俗化、教育式微、寺坊人口下降、活动和号召力减弱、阿訇供养隐忧等困境。伊斯兰文化的传承、读书与念经的关系、寺坊人口的保持和稳定、新的宗教思潮的应对、宗教资源的分配、宗教社区的吸引力及其功能和角色等问题,将是未来农村伊斯兰教面临的较为紧迫的问题。     

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工作探析

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目前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稳定中起到越来到重要的作用。只有认清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中的关健问题、影响因素等,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才能促进社会工作在民族地区的顺利开展,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社会稳定。     

多元民族文化环境中的西北回族社区文化——以甘肃临夏市八坊回族聚居区为视角

本文以位于河湟民族走廊的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视角,通过对其成因的多种叙述,以及其所处的多元生态文化和多民族共居融生的历史、各民族多种生计间的互补、聚居区所处的宏观与微观资源环境中的生计选择等因素的分析,阐释八坊回族聚居区一体多元伊斯兰文化形态的形成。     

围坊而商的城镇回族经济刍论——临夏八坊当代回族经济调查研究

城镇回族聚居区社会文化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建立在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基础之上,围寺而居的教坊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居住单位和社会文化生活单元,而且是一个围坊而商的商业经营单元,体现了经济理性和生活方式的紧密相联。围坊而商的街居经济和依坊而商的贸易市场共同构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的形成,是回族特有的生计方式和社会文化模式共同形塑的结果。甘肃临夏市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从封闭到开放:城市回族聚居区的变迁模式

北京牛街回族聚居区的变迁 ,经历了由相对独立的封闭性寺坊社区 ,转变为开放性象征社区的发展历程。牛街的个案显示 ,探讨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模式 ,不仅要注意社会距离与文化融合、民族文化认同、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作用 ,以及城市民族分布格局与地理等因素的影响 ,更应当关注其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民族政策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特点的影响     

论武则天与感业寺的几个问题——与气贺泽保规先生商榷

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先生在《武则天的感业寺出家问题与德业寺》一文中认为,唐太宗驾崩后,作为太宗才人的武则天并未出家感业寺,而是栖身于长安城休祥坊母亲家中,"感业寺是在强烈意识着德业寺的心理状况下虚构的寺名"。揆诸史实,武则天出家为尼于感业寺,确凿无疑。感业寺不是"一个架空的影子寺院",并非人为虚构,它位于唐长安禁苑内,遗址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办事处感业寺小学内。感业寺与德业寺没有必然联系,都是唐长安禁苑内的宫人尼寺而已。     

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反贫困工作已经进入攻坚期,在主要矛盾改变的情况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存在较高的契合度。以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为背景,充分利用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之契机,运用社会工作研究方法,通过对宁夏回族自治区Y县W村乡村振兴的实地评估,探索反贫困政策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发现,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在农村社会生态及生活环境问题等诸多方面可以发挥倡导功能,保护生态环境,完善农村社会组织,实施教育扶贫,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培育乡村振兴人才。     

解放前兰州清真寺述略

随着元代回回的进入中国,居甘肃的回回民族逐渐增多。明清以降,甘肃仍为回族最集中的地方,“甘肃在明代几为回民全部区域”。①回回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他们所到之处就以清真寺为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活动场所,进行诗经布道等方面的活动,形成了与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有明显界限的坊寺区域,清真寺也就我为坊寺伊斯兰教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     

周至仙游寺为唐代基督教大秦寺考辨

通过以诗证史的方法对唐代白居易、宋代苏轼、金代杨云翼等人游历周至的诗作进行考证,发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在的唐代大秦寺既不是长安义宁坊大秦寺,也不是现在的周至大秦寺,而是周至仙游寺。而碑文的撰述者僧景净为中国基督教总监督,仙游寺在唐代曾经是中国基督教的总部,它在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唐代游历过仙游寺的士人思想中明显有基督教思想影响的痕迹。因此,对大秦寺具体地理位置的考证,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研究热点可视化研究

本研究采用Bicomb和SPSS20．0软件对289篇民族社会工作研究文献的题录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发现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研究热点主要在民族社会工作实务、理论与本土化,以及民族工作与社会工作关系几个主题上。其理论视角主要为多元文化视角、增权理论、社会性别视角等。随着2014年我国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召开,民族社会工作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因而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加强民族工作与社会工作关系、民族社会工作实务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对促进新时期民族工作和民族社会工作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民族社会工作的内涵和实践切入

厘清民族社会工作的内涵是构建民族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与实务技术的前提条件。依据国际社会工作实践和我国一些地区社会工作的实践,结合社会工作的本质特征,以服务对象的民族特征为基准,可以对民族社会工作的概念进行新的界定。立足我国民族地区的现实,其发展问题、社会支持问题和社会适应问题是民族社会工作所面临的三个最重大的问题,也是民族社会工作的实践切入点。     

试论唐宋时期的蕃坊

本文通过唐宋时期蕃坊的产生、蕃坊与羁縻府州的比较、蕃坊的历史地位等方面的论证, 揭示了蕃坊与唐宋政府关系的特殊性及其在中国回族社会结构形成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与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基于黔东Y自治县乡贤参事会建设为例

传统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着村组组织的效力式微、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及农民的低组织化状态等诸多困境,阻碍着民族地区乡村自我整合和有效治理。黔东Y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治理资源,成功探索建设了乡贤参事会这一重要农民组织载体。依据文化基因、制度基础、利益理性和精英再造等方面对乡贤会的运行逻辑分析显示,其具有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优化村级治理体系和实现村级民主治理等多重价值,这种探索对于实现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化,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而要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水平,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明确角色定位,在提升农村组织化的内生动力方面进行路径完善。     

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与和谐社会建设

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社会工作被历史性地推向了中国社会的前台,并在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稳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强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不但是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而且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和内容。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重视并加强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解决处理好相关问题,必将对民族地区发展和社会稳定、更好地实现民族团结发挥巨大作用。     

边界与聚合:社会互动视角下的云南回族圣纪节考察

与其他地区回族相比,云南大理上丰呈庄回族在举办圣纪节的时间选择、可参与者身份规定等方面表现出一些差异性地方特点。对上丰呈庄回族圣纪节仪式的考察表明,作为社会互动的重要环节,仪式中的互访与共餐既增强了回族内部的凝聚力,也通过允许、接纳其他民族参与而实现了族群边界的跨越。在多民族交错杂居地区,不同民族在长期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社会互动密切,在各自保持传统的同时也不断突破固有的边界,促成了彼此社会关系与文化关系的聚合,建构起民族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     

民族地区乡村人民调解工作的现代转型——基于G自治区H市的经验考察

当前我国民族地区乡村人民调解工作正面临着现代转型需求。以G自治区H市乡村人民调解实践为研究样本,分析转型时期H市乡村人民调解工作回应民族地区"转化型乡村社会"矛盾纠纷发展变化的特点及现实困结,提出新时代实现民族地区乡村人民调解工作的现代转型,应当从优化乡村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组织构成、提升乡村人民调解员专业化水平、创新推进乡村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纠纷调解回访机制以及加强纠纷预防法治宣传等方面下功夫。     

新时期边疆民族乡村民间互助组织的兴起与发展——以滇西北民族乡村为例

民族地区民间互助组织在全球化、中央对民族地区扶持力度加大和市场逐步发育中不断发展壮大.数量不断增加和管理体制缺乏的民族乡村民间互助组织体现出很强的民族性、地域性,其不断发展依赖于民族乡村强大的社会资本,而传统的血缘关系联系的紧密性被大大削弱,权威和乡村能人成为其发展的核心力量.从民族地区民间互助组织的动力机制来分析,主要归因于民族乡村基层管理的变革、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村民固有的传统文化、市场经济中村民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人口不断外流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