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公共行政实践智慧:谋求主体、情境与规范交互建构的新探索

公共行政实践中的治理行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非常规的情境行动,这就需要一种更加强调灵活和迅速的行动思维与方式,而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智慧,则不失为一种与实践主体之行动者角色及其情境行动相契合的行动理念与方式。公共行政实践智慧具有双重构成要件,即对善—德行的追求和灵活聪明的智识,前者为灵魂保证,后者则为操作层面的方法性保障。公共行政实践智慧不能被简化为一套精确和普适的科学体系、理性模式或技术工具,而应被视为一种能够根据具体情境识别和践行特定的"善"的实践能力。这是一个充满主体道德考量、意义阐释和反思批判的过程,而实践主体的想象力、推理与理解能力则是其内核精髓。开启公共行政实践智慧,旨在为相关主体营造一种理解公共行政实践的全新思想与观念体系,而并非致力于提出一套具有预测和控制功能的管理模式。     

西方实践哲学视阈下的公共行政实践泛技术化之省察

西方实践哲学的两大传统为辨明公共行政实践概念的实质与分析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实践传统,培根的技术实践传统主张对科学理论的经验化、技术化、工具化的强调以及将实践视为科学理论的现实应用与结果,构成了分析现代性公共行政实践的哲学依据。基于此,可以将公共行政中技术理性和科学方法的极端应用称为公共行政实践的泛技术化。公共行政实践的泛技术化主要体现为技术理性与专业主义的结合,对象的分解、还原与简化,结构性控制与谋求稳定秩序,重视结果而非过程与价值,祛魅化甚至主体的消解,强调理性化程序,经济与效率的至上。公共行政实践泛技术化的后果将导致种种异化、实践主体缺席、道德缺失与合作受阻以及远离真实行政世界等问题。公共行政的实践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也应该是道德性的,需要探索出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实践观。     

论后现代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想像"——读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

从公共行政学产生之日起,它就是一门务实的科学,工具理性是这一学科的精髓.然而,在法默尔看来,公共行政的理性是它的现代性标志,在后现代的视野中,公共行政所需要的是想像,这一见解是有价值的.进入21世纪,危机事件的频发,特别是2008年开始出现的全球性经济危机,都表明人类进入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工具理性对于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建构起来的公共行政是充分的,但是,对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治理则是不充分的,从而要求突出想像价值.     

复杂性与公共行政的重构

复杂性是现代公共行政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杂性理论对既有公共行政理论的分析概念和研究议题进行了重构，使其更能解释复杂公共事务的治理逻辑。复杂公共行政的研究既有助于重新理解复杂的行政环境，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组织的变革或政策过程。复杂公共行政的研究是对治理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它拓展了对多主体能动性特征、关系网络的形态、“微观-宏观”机制方面的理解，并为治理行为的发生寻找到了意义框架。复杂性理论在诸多立场上与后现代主义公共行政是一致的。建构一种复杂公共行政的分析范式，对于丰富和发展公共行政理论具有重要价值。     

公共性语境下的有效政府模式构想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是通过考诘和批判公共行政发展过程中纯粹的效率性逻辑而获得肯定的。揭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本质属性,其意义在于为现代公共行政实践确立普遍性的价值基准,以此来观照、衡量和牵引公共行政模式的改进与完善。公共性在现代公共行政实践中所表现的具体形态,为有效政府的生成与存在确立了功能导向和基本框架。有效政府模式设计不同于管理主义思想所倡导的单纯追求行政效率的技术性塑造,而是力图根植于公共性场域下,从本土化的语境中求解对效率性与公共性两者的有机融合,从而体现出现代公共行政应有的品格精神和伦理意蕴,以此实现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回归。     

西方冲突化解中谈判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谈判作为西方冲突化解的一种基本方法与策略,不仅是一种互动性的社会交往形式,还是一种进行资源分配的重要方式,且日益成为现代社会解决公共冲突的一种重要路径。谈判因其在成本与成效、针对不同冲突情境的适应性等方面优势,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公共冲突化解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审视应然性——一种宪法逻辑学的视野

本文运用宪法逻辑学的方法 ,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角度探讨了“应然性”的内涵 ,指出在价值论意义上的“应该”的逻辑形式表现为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两个价值区域。作为确定性的“应该”表现为以认识论为基础而产生的“不得不”和“不应该”。“不得不”作为一种能力判断是被传统的法哲学所遗忘的范畴 ,它可以避免“假设”理论给应然性所造成的过度不确定性 ,因此 ,应当将“不得不”作为考察具有最低限度确定性的“应该”的逻辑准则。“不应该”是超越各种文化内涵之上的普遍主义准则。作者基于对应然性的逻辑分析 ,指出应然的宪法和宪法的应然性属于两个不同的价值范畴 ,并由此区分了“前宪法现象”与“宪法现象”在构建宪法价值体系中的不同功能 ,强调现代宪法的价值核心是一种“法治法”。     

论民族地区行政伦理责任

本文从分析行政伦理责任概念入手,提出民族地区行政伦理责任是以一种伦理的视角去关注行政责任问题,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价值取向、一种复合责任观。加强对民族地区行政伦理责任的重视,既是力求解决民族地区公共行政实践中不同责任冲突的需要,也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需要。     

实践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构建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体现着"实践精神"的哲学理论,其内在结构理应是"按照实践逻辑展开的一定时代的社会实践的哲学抽象"。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相一致,"价值论形态"作为马哲的当代形态或未来的可能形态,体现了当代实践中人与世界关系的时代性变化及其特点。     

从管理型文化到服务型文化:融入公共行政的人类实践

公共行政中管理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的演化过程.作为一种普适性价值,以“主体—客体”关系作为认识论基础的管理型文化由于对人的主体性的不完整的表达而与人类实践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找寻一种新型的公共行政文化以重新发现人的主体性,就成为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我国的公共行政实践而言,需要在服务型行政的建设过程中,同时建构一种服务型文化.从本质上看,服务型文化就是一种人的主体性的文化.它不但重视作为主体的人的主体性的生存与发展,而且重视作为客体的他人、社会、自然的主体性的生存与发展.只有这种基于“主体—主体”关系的服务型文化才能最终超越管理型文化,反映和融入公共行政的人类实践,同时推动服务型行政的构建.     

论人的实践本质

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人是大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 ,是在劳动实践中自我创造与发展的 ;物质本体论也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世界的本质是物质 ,人的本质特征是实践。把实践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的实践本体论违反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随着劳动工具的进步和劳动社会性的日益广泛 ,人的本质也在发展、丰富着。     

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及其当代应用

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是从实践理解一切有关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不同于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思维方式、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维方式,它是一种批判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超越一切旧哲学的关键所在。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蕴含思维和存在的实践同一律、实践中的对立统一律、实践中的质量互变律、实践中的否定之否定律、实践中的历史与逻辑统一律等基本规律。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缜密的战略思维、严密的辩证思维、独特的创新思维、清晰的底线思维、理性的历史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分析中国问题、阐释中国实践、解读中国道路,实质上就是坚持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并且在实践中对其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运用。     

以人为本的公共行政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中国政府提出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反映了现代社会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是对政府价值的伸张和倡扬。以人为本的公共行政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多重价值向度,值得人们深入挖掘。在现实的公共行政实践中,中国政府贯彻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作为指导公共行政实践的核心价值,将对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发生深远影响。     

社会冲突的根源与功能探讨

社会冲突是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是社会主体之间的一种基本的互动方式,对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研究社会冲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社会冲突的涵义、根源及功能等三个基本问题进行探讨,为拓展和深化社会冲突的全面研究奠定基础。     

世界宗教关系史学研究初探

"世界宗教关系史研究"研究的对象是世界宗教相互之间及其与区域宗教相遇的历史现象和客观过程。迄今已有两千余年的世界宗教关系史,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古代,作为信仰共同体的世界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概括人们的生存状态,标明不同区域的古代文明;教际间发生关系是个别的、偶然的事件。近代,作为信仰社会的世界宗教是人们生活群体的精神依托,它概括人们的生活习俗;与信仰共同体不同,信仰社会是强势者有意识建构的结果,它伴随着利益争夺和暴力统治的过程,教际关系必然地呈现合作或冲突、融合或战争、陌然或排斥等交错复杂的态势。现代,世界宗教常常表现为某一政权的观念形态,它更多地概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理想目标;宗教间的关系内容带有更加明显的必然性。"世界宗教关系史研究"使用传统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以期对于当今世界宗教关系的种种现象、国际关系的宗教背景、全球性事件潜在的宗教因素等等问题,进行历史学科应该给予的描述和解释、分析和思考。     

马克思唯物史观中蕴含的复杂性思维方式——兼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唯物史观以实践为逻辑起点,遵循复杂性思维方式的基本原则,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认识历史的科学的方法论。历史虚无主义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简单性思维方式修订、剪裁甚至重塑历史,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违背了科学的复杂性思维方式的基本原则,是极其错误的。     

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实践中农民的主观体验与政府信任的构建——来自贵州省的实证调查

农民对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观体验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农民在对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观体验上呈现出对制度认知的匮乏性、权利意识的淡薄性、冲突应对方式的趋消极性和暴力性、功能意识的工具性、社会参与意识的缺失性、社会公平感的低落性等特征。在这一新的制度实践中,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偏低,且受农民的主观体验的显著影响。在所考察的一系列主观体验因素中,对制度的认知、公平意识和对冲突应对方式的选择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正相关,权利意识则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负相关。     

国际教育交流与冲突化解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与和平的历史,但人类冲突及冲突化解是一种文化现象,当代和平必须产生于世界文化的创造性对话之中。积极的和平意味着一种合作体系,人类能在其中向着一种和谐社会的美好方向持续发展。国际教育交流应该从自身及其对方的文化中汲取有关和平的理念,促进世界和平。国际教育交流是跨文化对话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和平机制和手段,应该得到更加充分的重视和发挥。     

谣言传播与社会冲突的内在逻辑探析——从瓮安“6·28”群体性事件中的谣言说起

谣言作为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它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人类社会冲突的发生几乎都可以看到有谣言相伴随。谣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行动,它与社会冲突的内在逻辑,在转型期中国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对大量社会冲突事件的现实考察,可以发现谣言贯穿于社会冲突的全过程,对社会冲突的孕育和发生都发挥着重要影响。而谣言最终止于信息的公开、了解事实真相、对政府的信任和公众的理性。     

贝叶斯网络模型对风险因素的分析

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后果发生的可能性,风险的不确定性来源于世界图景的非决定性、技术理性的局限性、主体认知的有限性以及研究程序的逻辑倒置等。贝叶斯网络模型作为因果性和随机性结合的模型,可以排除风险中的不相关因素,而且能够通过概率值的变化来表示风险发生的支持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