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史官文化向战国士文化的转变及其对说理散文的影响

春秋末年,支撑商周史官文化的三大支柱——宗教神学意识形态、王官政治宗法系统和历史记载职能都发生动摇,史官文化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在史官文化内部,存在着向士文化转变的机制:战国某些诸子流派可以直接溯源到商周史官系统;商周史官与战国诸子在思想气质上一脉相承;商周史官和战国诸子百家在政治目标上有着共同的追求;商周史官文风也给战国诸子以直接的影响。孔子师徒在由商周史官文化向战国士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孔子师徒自觉地以"道"作为他们追求的最高价值,从而将治理天下之"道"成功地从王侯卿士大夫手中转移到士手中;孔子拯救乱世的积极态度为战国士林树立了典范;孔子开门讲学授徒,为战国士文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孔门师徒还开创了士人周游列国之风。文化转变带来了说理散文的深刻变革:记载者由史官变为孔门弟子;记载内容由君主卿士大夫言论变为孔子言论;文章由议论现实问题而变为务虚性的文化学术探讨。     

论《左传》中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之消长

《左传》以其张扬的理性精神,昭示着春秋时期史官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与此同时,卜筮现象的大量存在,使《左传》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并存的产物。本文从《左传》文本中出现的大量卜筮现象入手,分析了这一现象背后,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彼此的消长情况。《左传》中记载的卜筮现象,正说明史官文化最终覆盖了巫官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     

“秽史”种种

1、“秽史”之祖当推魏收。据说此公的名言是 :“何物小子 ,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 ,按之当使入地。”(《北齐书·魏收传》)潜台词是 ,我写史 ,也就代表着历史。这样 ,我也就有了裁判历史和众人的权力。这种奇特的权力既源于历史 ,又用于历史。历史既是史官的权力之源 ,又是史官的权力对象。这就使得历史的好坏对错 ,全系于史官一身。一时间 ,史官们竟然依仗自己手中那只秃笔在想像中把自己封为历史主宰和历史功罪的终极审判者。这种妄自尊大的浅薄心态既使史家伪造历史有一种道德依据 ,同时又使史家歪曲历史有一种学理基础。史官打着…     

被改写的政治时间:再论契丹开国年代问题

辽朝文献系统多将契丹开国年代记作公元907年,与史实严重抵牾,但关于这一政治时间的历史叙述却呈现出明显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并非史官疏忽致误,而属刻意为之。事实上,契丹官方史书中曾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开国年代书写:《辽史·太祖纪》有关"君基太一神数见"的记载实乃神册元年(916)建国前夜阿保机周边汉人谋臣所制造的祥瑞谣言,反映出当时历史的原貌;而我们通常所见其他记载则经过了后世史官的全面改写,本来清晰明确的开国年代遭到了彻底的涂抹和覆盖,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相关改写工作当完成于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所修之实录,将太祖即皇帝位的时间提前至唐朝灭亡之年,是当时重构契丹开国史乃至整个建国前史的重要环节,体现出辽朝后期对于政权合法性、正统性的强烈诉求。透过这一典型个案,我们尝试从动态、生成的角度对历史书写中的政治时间作进一步反思。     

殷代史官及其相关问题

我国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论及古代史官建置时说:“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由于史料无征,刘知几略过殷代未提,虽说当时只能如此,却未始不是一个不小的缺憾。 古代史官见于先秦载籍者,名目繁多;周代金文关于史官活动的记载也为数不少,学者运用上述材料对两周史官的建置职掌已经做了一定的研究,从而丰富了我们的知识。然而倘要上溯史官之渊源,探索殷代史官的建置及职掌,则只有从殷墟卜辞中可以略知梗概。从卜辞的记载来看,殷代史官的建置已较为完备,职掌分工较为明确,这些都在制度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值得深入进行探讨。     

先秦史官文化及其文学意蕴

中国史官文化萌发于殷末,形成于西周,“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和“巫史合一,瞽史合一”是其两大特征,前者显然不利于文学摆脱对史学的依附关系,后者则又促进了史学本身的文学化。春秋时代出现了史职泛化、文化下移的现象,儒家的“六经”一方面使原有的史官文化从制度化走向理论化、经典化,系统化,另一方面则通过形式化和主体性的加强而进一步推进了史学的文学化。继春秋士子文化对史官文化的冲击之后,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进一步瓦解了一统天下的史官文化,与此同时,作为文化载体的文学形式也迅速成熟起来并获得了相对的独立,但史官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积淀却仍然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创作和发展。     

论中国古代史职的产生及其文化意义

社会意识形态发展,要求原始的巫觋成为一个专业集团。他们为此开始记诵世系、族谱等,并使祭祀仪式变得更加精致、繁杂,这使得历史意识和礼仪知识能以“旧典”的形式传承,并成为他们职业性存在的依据。甲骨文字的出现是由巫而史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和前提。史官的职责就是记录祭祀过程和保存卜辞文献,见证祭祀过程,并渐渐进入祭祀的核心。史官最初的意义,首先是依据历史合理性和把握历史的技术,以保证巫觋的职业化,其次是通过对历史文献的阐释而进入现实阐释,从而获得一种世俗的话语权力。     

唐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以玄宗先天二年政变书写为中心

先天二年政变是玄宗最终掌握最高权力的惊险一跃,而这一事件牵涉到玄宗与睿宗父子间激烈的权力争夺,因此唐代史官在国史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面的讳饰。然而以张说所作的郭元振《行状》为切入点,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则可展示玄宗与睿宗及太平公主在政变之前激烈的政治较量、七月三日政变当天的整个过程,同时揭示政变后玄宗通过削弱政变功臣郭元振的权柄、最终掌握所有权力的真相。对于这场政变全方位的探索,显示唐代国史的书写通过遮蔽政治事件的关键性细节、重塑参与其中的政治人物,从而使史书记载最终符合其"政治正确"的逻辑。     

博弈与调适:回族民间教育与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之关系研究

长期以来,表现出"非正规性"、"如是性"、"民族性"等特点的民族民间教育生活持续地被研究者忽视或者漠视。事实是,千百年来,正是这种"非正规"的民族民间教育生活,与国家举办的制度化的学校教育系统一起,共同支撑起某一民族教育生活的大厦。民族民间教育与官方普识教育(主要表现为学校教育)的关系,也绝非各行其是,互不相关。而是民族民间教育主动地、有选择地,在保持民族教育文化个性的基础上,不断调适、主动对接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并走向融合的过程———这一点,从业已走过一千多年的我国回族民间教育的历史演进中清晰可见。     

新的先秦说理散文发展观——以七十子后学散文为枢纽

先秦说理散文从<尚书>、<国语>历史记言文发轫,虽然这些记言文还有一个叙事框架,但其说理文字已具备论点、论据、论证等基本要素.春秋末年,说理散文作者由商周史官变为孔子师徒,著述模式由商周王侯卿士发表思想言论、史官执笔记载,变为孔子口述、七十子载之简帛,散文内容由政治评论变为阐述礼学,散文形式则逐步去掉叙事因素,纯粹的说理散文在七十子后学手中正式成型,七十子后学散文因此成为上承历史记言文下启诸子散文的枢纽.战国两百多年,诸子百家巩固并发展了七十子后学散文成果,对语录体、对话记事体和专题论文各种散文形式都有较大的变革和创新,到战国中后期,以孟、庄、荀、韩文集为标志,说理散文从成熟走向辉煌,成为中国封建时代说理散文的典范.     

北洋时期的宗教学校教育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北洋时期的宗教学校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全国教育事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整个宗教学校教育来看,教育体系日趋完备,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宗教学校教育体系,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宗教学校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世俗化的人才,活跃在当时中国的政府部门、工商业、文教事业等各个领域。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诸领域都发生急剧的变动。作为历史存在——宗教学校教育也给予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于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人文教育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人文教育

历史上,大学人文教育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形成并保留了各具特色的教育传统,男一方面随着社会变革又加以发展、丰富且赋予了新的内涵,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视域下人文教育的特征对当代中国人文教育的重建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主要体现为:以历史的眼光,把握人文教育的根本;以开放的眼光,吸收世界人文教育的精华;以战略的眼光,重塑未来人文教育的形象。     

"唯一的结构"与"生存的历史性"--一种对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思想的阐释

以祈向超越之维的生存哲学进入文化史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当其把哲学的慧眼投向与人的自由选择和生存交往关联着的历史时,也便自然地由此提出了一种独具人文智慧的历史哲学。本文通过在历史绝对主义与历史相对主义所构成的张力下悉心体悟雅氏历史哲学中的核心范畴“轴心时代”,以期对关涉其历史哲学枢机的“唯一的结构”有所省思;并借着对他的“生存辩证法”与“生存的历史性”的阐说,试图对“轴心时代”涵贯的人文意蕴有所掘发。     

教师专业发展视阈中的小学教育专业办学模式

教师职业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教师个体成长与发展是一个逐渐专业化的过程。专业化是教师专业成长与发展的基本目标和理性诉求。教师不是“教书匠”,其基本职责是教书育人,其应然角色是教育家。以培养小学教师为宗旨的各种小学教育专业办学模式各有优缺点,但它们与小学教师专业发展需求与规律的契合度不尽相同。选择学科化小学教育专业办学模式是实现小学教育专业办学模式与小学教师专业发展规律契合的逻辑结论。     

美国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对我国教育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美国教师专业发展学校(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简称PDS)是由大学与中小学合作,以中小学为基地,融职前教师培养、在职教师培训和学校改革为一体的教师教育新模式,强调学校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场所,关注大学与中小学的有效合作。本文主要新解美国教师专业发展学校(PDS)的成功经验并反思其教育性启示。     

试论历史意义

之所以关注"历史意义"这一主题,是因为人们对此颇有争议。自上世纪以来,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相应的,传统的历史意义也遭致批判。一方面,历史意义的原有内容被消解,但另一方面,它所蕴含的新意渐现出来。当然,相信有一个黑格尔式的理念来统摄整个历史进程的时代已经过去,相反,人们开始谋求在历史境域中的意义生成。     

关于生态文明的内涵、结构及特征的再探析

生态文明从本质内涵看,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共生。从生态文明的内在结构看,一方面是生态文明的观念形态、制度形态和实践形态三者的统一;另一方面是生态文明的主体形态、客体形态和主客体关系统一形态三者的统一。同时,在其内涵中蕴含着生态文明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结构性与和谐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过程特征。     

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述评

自2013年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概念被提出以来,国内学者围绕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价值、困境、建构路径等问题展开研究。学者们突出时代性和技术性,认为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是立足新时代运用新技术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新形态。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以新的思维方式、强大的监督力量和引导功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同时也在专业人员、数据处理、隐私保护等方面面临新问题。学界集中从国家、学校、教育者三个维度研究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建构路径,强调共生主体、制度保障、思维转换、技术提升等内容。     

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区域突破

自六所部属师范大学招收免费师范生以来,教师教育本土化趋势日益增强,具有区域特色的教师教育形式纷纷涌现,教师教育改革呈现区域突破的特质:幼儿教师培养"自成体系";地方院校免费师范生教育"相继崛起";农村地区教师发展"深受重视"。为推进整体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应从以下四方面着手:高水平院校应承担幼师培训重任、在更多地方师范院校实行免费师范生制度、试行教师定向培养机制、实行教育实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