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LES方法的甘肃农村贫困线测定分析

通过对1982-2008年间甘肃农村贫困人口及贫困发生率的研究发现,国家"一刀切"的贫困线标准会直接影响政府对贫困状况的评估,甚至国家扶贫政策的决策。在充分考虑甘肃经济发展实际的基础上,以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2007-2009年对甘肃农村居民收入与支出的调查结果为原始数据,引入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方法进行测算,得到近三年甘肃农村贫困线标准,并将结果与甘肃现行贫困线进行比较,发现甘肃现行的贫困线标准较低,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的特征及未来政策选择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现象的基本特征将由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 ,且相对贫困将逐步成为农村贫困问题的核心和扶贫开发的重点。因此 ,必须及时转变农业、农村及扶贫开发政策 ,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 ,建立起有效的反贫困治理结构 ,提高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能力和农业生产率 ,在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中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农村贫困的影响面、持续性和返贫情况

2008年,我国将农村扶贫标准从绝对贫困标准调整为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的低收入标准。按照低收入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00年年末的9422万人,下降到2008年年末的4007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2%。然而,从年度间的贫困动态变化看,由于返贫人口的大量存在,受贫困威胁、非常脆弱、在一年或几年中陷入贫困的人口数要多于年末贫困人口数。而连续几年贫困的长期贫困户与仅在某年中     

西部民族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城乡贫困的比较

民族地区是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完成8900万贫困人口的建档立卡工作,精准扶贫在各地广泛实施。文章采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数据(2011年),对新疆、内蒙、宁夏、青海、广西、贵州和湖南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城乡贫困分布状况和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在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下,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高于汉族,但城市表现出汉族贫困发生率和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在不同地区各有高低的情况。在不同年龄组中,民族地区农村16⁶0岁劳动人口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儿童贫困发生率和老年贫困发生率因不同地区和民族表现出了差异性。城市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是老年贫困发生率最低,城市劳动人口贫困发生率居中,城市儿童贫困发生率相对最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提高以及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城市就业都会减少城乡贫困发生的概率。     

支出型贫困视角下农村社会救助扶贫效果研究

贫困问题的界定决定贫困问题的治理方式。我国对贫困的界定和测量都是以收入为标准,然而,考察当前农村贫困可知,由于重大疾病、子女教育、突发事件等原因形成的支出型贫困越来越多的成为导致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由此,针对支出型贫困的社会救助项目如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是提高精准扶贫效果的关键。本文以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FGT贫困测量指数对农村社会救助的扶贫效果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扶贫效果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在于针对支出型贫困的救助项目尚未得到重视。因此,为提高社会救助对精准扶贫的效果,今后农村社会救助需进一步提高低保水平、有针对性地对支出型贫困进行救助、建立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等。     

绝对贫困和主观贫困抑制还是激发农民政治参与？

以我国5省(区)10县1 000户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通过建构多维分析框架探究绝对贫困与主观贫困对农民政治参与的抑制效应或激发作用。研究发现：在当前农村政治环境中的不同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的抑制效应都不显著,但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各不相同。其中,在国际3.1美元贫困标准和2010年国家贫困线下,绝对贫困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均有显著抑制效应。不仅如此,无论贫困标准高低,绝对贫困对农民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正向自洽的抑制效应都不明显,然而在中等以上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均可显著抑制农民高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的正向自洽。此外,主观贫困标准虽对农民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和高层次政治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但对他们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和高层次政治参与态度有明显激发作用;而且农民主观贫困标准越高,越能促进其高、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的正向自洽。     

西部民族地区贫困成因及其对策探析

我国西部地区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尤其是农村,而其中大部分贫困人口又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人口和贫困人口在空间分布上的重合是我国西部贫困人口分布的重要特征之一,探讨西部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尤其是农村的贫困问题对于中国贫困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贫困治理机制转型北大核心CSSCI

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将在2020年底实现现有标准下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与此同时,中国也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在此背景下,贫困逐渐呈现出新的特征,绝对贫困问题将被相对贫困问题替代,发达地区的贫困问题会日益突出,贫困呈现出群体性特征,且贫困不仅是收入问题,更表现为社会排斥和阶层固化。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在于防止脆弱人群陷入贫困、缩小社会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为此,中国的贫困治理机制要实现两个转变,即从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治理、从超常规转变为常规的贫困治理,而转变的核心是从聚焦贫困地区逐步转变为聚焦贫困人群。     

非政府组织与农村贫困的消除

社会排斥描述的是一种由于制度缺失而导致的诸多社会现象.我国目前农村贫困现象非常严重,多年来政府一直是消除农村贫困的惟一主体.由于非政府组织自身所具备的特点,身处国家体制外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对于缓解和消灭农村贫困现象,提高农村贫困救助的效率,实现农村贫困救助主体的多元化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能力贫困视角下的农村新生贫困问题研究——基于贵州盘县的调查

在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的同时,一些脆弱群体成为新生贫困的高发群体.在农村,新生贫困主要发生在因矿产资源开发和大型工程项目建设而失地的农民群体中.本文在能力贫困的视角下,对贵州盘县失地农民的调查表明:基本生存能力、维权能力和人力资本积累能力的匮乏是导致失地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解决该问题需重视可持续生计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包括增加失地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实施家庭理财和生计培训计划]和提高补偿标准、增加补偿透明度等.     

农村人力资本公共投资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注重农村贫困人口脱困问题,而人力资本缺乏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公共投资在基础教育、职业技术培训、医疗保健和转移就业等方面都存在不足,而人力资本公共投资则能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务工就业收入等途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贫困。统计检验表明,农村人力资本公共投资与农村贫困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教育投资与健康投资对缓解我国农村贫困有显著效果,培训投资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也愈被重视,迁移投资对我国农村贫困并未起到明显缓解作用,但不容忽视。因此,政府部门必须强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以有效减少农村贫困。     

论我国农村信息贫困的原因及其对策

农村信息贫困是我国农村长期欠发展的结果,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农村信息贫困开始演变成制约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阻力.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农村信息贫困这一问题,切实搞好农村信息化建设,搞好信息扶贫工作.只有消除农村信息贫困,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农村跨跃式发展,最终取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胜利.     

迈向共同富裕的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之策

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农村的贫困样态由绝对贫困转为相对贫困,农村工作的重点将围绕解决相对贫困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展开。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呈现出人口规模大且分布广、多维性和长期性特征,而相对贫困的治理又面临诸多挑战,如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测度难、收入之“贫”和发展之“困”的双重困境、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引领能力不强等问题,治理农村相对贫困需要建立相对贫困人口识别机制,拓展增收渠道以摆脱收入之“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破解发展之“困”,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决胜全面小康背景下关于我国贫困标准的思考——基于多种贫困标准的比较分析

文章通过对三种贫困标准的介绍和比较，发现利用收入标准衡量贫困容易造成对贫困实际情况的低估，而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考察范围更加广泛。我国目前的贫困标准属于绝对贫困标准，按照现有贫困标准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解决贫困，但解决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贫困的消失。随着我国脱贫工作的进一步推进，绝对贫困标准应适时调整为保障程度更高的相对贫困标准，并利用现有的住户调查统计和扶贫监测，构建多维贫困监测数据库，结合“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制定出包含收入、健康、教育、居住条件、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的多维贫困标准，这样才利于提高脱贫效果，实现长期脱贫，推进全面小康进程。     

农村残疾人隐蔽性贫困及社保制度缺陷

以广东省定点残疾人跟踪监测数据为基础,通过关键指标及其与对照组对比分析,发现农村残疾人家庭在生存状况重要指标上均大幅低于对照组。同时还发现,农村残疾人家庭的贫困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外界对其的贫困程度存在较严重低估。农村残疾人生活生存状况并未获得趋势性提升,相反,还存在进一步恶化的可能。结论表明,企图依靠现行社保制度和扶贫济困政策来使农村残疾人家庭摆脱贫困,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资本的培育:我国农村社区多维贫困治理路径

贫困现象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虽然近些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但贫困现象仍然存在,尤其是农村社区。我国农村社区发展基础差、底子薄,贫困人口数量多且有返贫问题,治理难度大,可以说,我国扶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然而事实证明,经济增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困,但却不能永久地消灭贫困。我国农村贫困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问题。贫困与资本缺失密切相关,我国农村社区因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不足、文化资本缺乏、社会资本缺失而呈现出经济、人力、文化及社会权利多维贫困。基于我国农村社区资本缺失导致的多维贫困,通过增加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再生产文化资本、保障社会权利资本和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来培育农村社区资本,是治理农村多维贫困的有效新路径。     

中国城市贫困分析(1989-2009)

长期以来,我国扶贫开发政策主要针对农村贫困问题,但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和政策干预将日益重要。从城市贫困研究容易争论的两个问题出发,简要介绍了中国城市贫困的由来及其原因,分析了城市贫困的特征及表现,并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上实用了多种贫困测量指标对城市贫困状况进行测量,得出了城市绝对贫困在1989～2009年期间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相对贫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不公平程度也是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等结论。最后,针对实证测量结果给出系列缓解城市贫困的建议。     

农村贫困老年人精准脱贫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安徽省六安市为例

作为贫困人口占全省1/7的安徽省六安市面临着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六安市贫困老年人占全市贫困人口的比例接近40%,且农村贫困老年人的贫困问题更为严重。在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以每年3%速度增长的背景下,针对农村贫困老年人的精准扶贫就具有了特殊而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六安市针对农村贫困老年人实施了包括健康扶贫在内的一系列扶贫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扶贫效果,但在精准扶贫措施上依然存在着不小的提升空间。课题组在广泛调研和深入分析后认为,采取细化健康扶贫条款、设立针对性的产业扶贫项目、发展适合贫困老年人的电商扶贫项目、推广“家风+扶贫”模式等措施,来增强农村贫困老年人扶贫政策的精准性。     

2020年后中国农村贫困的类型、表现与应对路径北大核心CSSCI

当前脱贫攻坚战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标准属于与基本需求相联系的绝对贫困标准。2020年后的中国贫困总体上表现为相对贫困,即收入显著低于社会平均收入与中位数收入的低收入贫困,但也有其他表现形式的贫困:如以“困”为显著特征的特殊群体贫困、刚性支出或不合理支出过量的支出性贫困、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的城乡流动性贫困、受风险冲击产生的暂时性贫困,以及区域不平衡的发展型贫困等。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贫困的产生既有发展不充分的原因,亦有发展不平衡的症结,甚至兼而有之。基于此,反贫困的公共政策应遵循加强能力建设、发展社会市场经济、完善公共服务、加强社会保护等路径,从而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基础福利覆盖、发展条件和环境、就业机会、风险防范和兜底保障等。     

信息不对称:农村贫困识别面临的困境

瞄准贫困是精准扶贫的关键,准确的贫困识别建立在对信息充分把握的基础之上。在农村贫困识别过程中,乡镇政府与村干部、村干部与村民以及"信息优势"与"信息弱势"村民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导致贫困识别扭曲。为了打破贫困识别困境,须降低农村贫困识别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可从规范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加强政策宣传与执行监督、完善行政理念与政策标准这三个方面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