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解析

对于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理解,一般认为所指的是《诗》的创作或文本的消亡;如果将＂《诗》亡＂放在＂《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语境下,通过论述《诗》与《春秋》对当时现实政治文化功能的重大影响,可以见出＂《诗》亡＂的内涵正是《诗》的现实功能的衰亡。     

《高等学校档案实体分类法》和《归档文件整理规则》之比较

通过对高校档案目前采用《高等学校档案实体分类法》和《归档文件整理规则》的两种整理方法进行了比较,从适用范围、分类、装订、查找、文件连续性、归档、整理、借阅等功能上的异同,阐述了以＂件＂代＂卷＂的利弊;提出了应结合高校工作和档案工作的自身特点,在继续保持《分类法》优势的前提下,吸取《规则》的优点,用其＂利＂而攻其＂弊＂,对《分类法》进行必要的修订和完善,找到两者最佳的结合点,制订统一的分类标准,使档案管理更加规范化、科学化,使全部档案在实体上构成一个统一有序、科学合理的类别体系。     

由“乱”看《关雎》的现代性解读

本文力图通过一些关键性资料的把握,以＂乱＂为切入点,探讨《关雎》的内在之旨。通过对＂乱＂的解析、对＂乱＂在理解《关雎》中的地位,提出一种现代性的解释。一方面文章以早期文论为主要依据,发现＂乱＂为《关雎》是＂四始＂之首的原因;另一方面,文章又从＂乱＂在解析《关雎》的重要意义出发,提出要从一种高度来理解《关雎》。对《关雎》的现代性解读：即《关雎》的现代性在于它的艺术美与民族语境。     

朝鲜时代《老乞大》和《朴通事》中的汉语句末“便是”句

以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老乞大》和《朴通事》为中心语料,探讨近代汉语句末＂便是＂句的相关问题。分析＂便是＂的性质,处于不同句法位置的＂便是＂有动词、连词和语气助词三种功能,分别占72.48%、7.34%和20·18%;句末＂便是＂有动词和语气助词两种功能,动词用法占57.63%,语气助词用法占42.37%。归纳句末＂便是＂句的句法类型,一种为＂NP＋便是＂,变体形式为＂NP1＋V＋NP2＋（的）＋便是＂,另一种为＂NP＋VP＋便是＂;对句末＂便是＂句进行共时对比;基于《老乞大》和《朴通事》不同版本语料对句末＂便是＂句进行历时对比。     

“A Cold Welcome”一文的经验功能浅析

韩礼德建构系统功能语法的目的之一是为语篇分析提供一个理论框架。文章从经验功能的角度出发,对《新概念英语》第二册中的一篇课文＂A Cold Welcome＂进行分析,以期通过分析了解课文的语篇结构和语篇体裁,提高对语言使用的敏感性,并检验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英语教材分析中的可操作性和可应用性。     

释疑《周易》之“贞”

＂贞＂在《周易》中受到的误解很深,通过对《周易》各相关卦例系统地分析,＂贞,正也＂,对女性则引申为＂从一而终＂的传统理解只是儒家的看法,并不合原意。《周易》不仅允许女子改嫁,甚至对年龄相差悬殊的＂老妇士夫＂婚配现象也不反对。其实《周易》并不反对女性应有自己的主见和思想,并视具体情况该坚定时就坚定。释＂贞＂为＂定＂,引申为＂坚定、坚持＂更符合《周易》主旨。     

《春秋谷梁传》时间观念探析

《春秋谷梁传》对《春秋》的时间性概念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提出了系统的时间观念。通过对《春秋》＂不遗时＂规律的总结,对＂合时＂观念的抉发,对＂日月＂之例的归纳和对谨而书＂日＂书法的提炼,《春秋谷梁传》将时间理解为一种有等级、有贵贱、有轻重的秩序结构;人类活动的正当性与这一时间秩序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人类社会的秩序正是通过效仿和提炼时间秩序结构而得来。     

《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创作风格辨析

通过对《教我如何不想他》与＂学堂乐歌＂的产生原因及创作形式进行了比较和分析,阐明两者有着＂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的联系。并且结合对《教》词曲构成的辨析,得出结论,即《教》虽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但它却始终坚守着中华音乐文化传统内核。本文对我们现今的音乐文化建设不无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林兰香》死亡叙事的悲剧意蕴

在《林兰香》的文本世界中,凝结和传导悲剧精神的载体就是大量出现于文本世界的死亡叙事。通过对消解了＂死＂的恐怖和无奈的死亡场景和死亡意象的建构,《林兰香》不仅具有了以＂死亡＂作为救赎途径的悲剧意蕴,也使《林兰香》获得了优于＂艳情＂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的美学品性。可以说,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历程中,《林兰香》的作者第一次深刻地揭示出生命＂有死＂的本相。     

主体间性暨《文学与人生》课程的哲学基础与教学实践

基于当今大学生人文素养不容乐观的现状,以主体间性哲学作为理论基础开设了《文学与人生》公共选修课程。以＂在文学中感悟选择审美人生,在人生中体验欣赏文学美丽,构建审美人生＂为课程理念与目标,《文学与人生》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文学与人生的基本原理＂和＂文学的人生解读＂两大板块,透过文学洞悉人生,通过文学指导人生。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彰显文学的形象生动性,延伸课堂教学空间,拓展文学对生活的指导功能,积极参与学生社团活动,进行审美人生实践。     

对互动广告中的性别身份建构的统计分析

系统功能语法认为语篇具有三大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我们从人际功能和概念功能出发,以男女两组英语互动式性别广告为语料进行讨论,得出以下结论：男性广告在“祈使语气”、“消费者充当的主语一限定成分”、“消费者充当的动作者一物质过程”的构形分布上均明显高于女性广告;而女性广告在“消费者充当的感觉者一心理过程”的构形分布上明显高于男性广告。这些构形分布的显著性差异说明,这类语篇建构的不同性别的身份是不同的,即建构不同的性别身份。     

浅谈语域意识的培养

语域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理论之一。语域是指语言的功能变体，由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变量组成。不同语域对词汇和语法表达的要求不尽相同。在英语教学中，应该重视学生语域意识的培养，进而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故事、话语和叙事语义语法考辩

通过对故事、话语和叙事三个交叠性概念在语义和语法两个方面的考辩，发现三者在基本内涵、相互关系、基本假定、分析模式和对应类型五个方面不尽相同。这一考辩涉及以下四组术语:（1）故事、话语和叙事；（2）叙事话语、故事叙事和叙事故事；（3）生态故事、生态话语和生态叙事；（4）故事语法、叙事语法、功能语法和生态语法。四组术语在分析模式和对应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性，反映了叙事学和语言学等领域的生态转向。这一考辩可以为生态语言学与生态叙事学的融合提供新思路，可以为超学科生态语言学的连接性知识建立新框架，最终为生态叙事分析模式的构建提供新依据。      

汉语语篇研究回顾与展望

迄今为止的汉语语篇研究大体可以分为文章学、语法学和话语分析三个时期。文章学时期的语篇研究侧重宏观结构,即语篇直接成分及其关系,以指导写作为目的;语法学时期的语篇研究侧重微观结构,揭示小句组合成篇章过程中的结构层次关系,以描写为主;话语分析时期的语篇研究侧重各种篇章现象,引入了认知、功能观点,解释性成分明显增多。未来汉语语篇研究除了继续目前的研究外,还应加强语篇结构研究,开展语篇理论和语篇应用的研究。     

“谅+NP+VP”构式的多维考察

"谅+NP+VP"是现代汉语中常见的口语表达。分析"谅+NP+VP"构式的句法结构特点;从语义、语用视角考察其构式义、适用语境和话语功能;以认知构式语法为理论基础,探索该构式的成因理据,认为该结构的构式义是构式压制和词汇压制互动的产物。     

指示词短语表达功能研究

指示词短语在篇章中除了指称功能之外,还具有重要的语用功能.它是说话人表达自我感情、突显主观性的重要手段.运用认知语法中的主观性概念,可对"第一人称+这"这种复指形式进行分析,解释此结构的认知机制,旨在说明指示词短语特有的表达功能.     

“就是说”所标示的A、B之间的语义关系及语用特点

“就是说”作为话语单位之间的连接成分，它所标示的前行句A和后续句B之间具有解释与被解释、抽象与具体、深奥与浅显、补充与被补充、强调与被强调、限制与被限制、概括与被概括、前提与结论等关系。通过对“就是说”与其相关的“影也就是说”之间的语用特点进行比较后，发现“就是说”主要起表程序性的语法作用，具有强烈的肯定意味。     

维特根斯坦“语法研究”背后的隐喻——关于“深层语法”哲学的解读

作为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主要代表,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思想中认为语法研究是探索哲学本质的唯一途径,是哲学研究的核心。维特根斯坦从哲学的意义上使用＂深层语法＂这一概念,认为＂深层语法＂是对出现于语言实际运用中的语言形式进行内在的分析,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的描述。他指出只有通过以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深层语法分析才能消除哲学困惑,匡正人们的思维方式。     

英语信息结构和指称已知性/未知性：语法和非语法限定

诸如＂话题＂＂焦点＂和＂话语指称物的认知状态＂,这些归属于信息结构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与已知和未知信息的分布相关。有些信息结构特性可用语法限定来解释,而另一些可归因于对信息被加工和传达的方式的非语法限定。已知—未知信息有两个不同意义：指称性意义和关系性意义。有些现象,不管是指称意义还是关系意义,必须在语法中得到解释,而另一些现象则是不一定被表征于语法中的语用效果,因其为语言系统与制约交际中推理过程的一般语用原则的相互作用所引起。     

《韩文考异》与朱熹的文法学研究

通过对韩文这个经典的校读,朱熹的文法学研究从对具体的字句篇章之法的分析、总结入手,集中发明了韩文文法“文从字顺”的一面,批驳了《韩集举正》的“好奇”,对于现实中流行的怪奇文风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起到了正视听、导后学的作用,为当时及后代的文章写作灌输了平易、“稳当”的文法学思想,并进而建立起“文从字顺”的新文法标准。此外,朱熹所采取的文集校读的文法研究方式,在文法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