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写”的性情之文——废名散文美学风格

散文是理解文学家和哲学家废名的桥梁,是其创作整体性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散文以＂隔＂为特色,一定程度上造成研究难度,但可从废名和周作人师生之间＂隔＂的异同,窥其一脉相承的文学趣味。从散文形式上剖析,废名从六朝散文中提炼出＂乱写＂的观念,其实质是重灵感的创作心理。二者共同形成其散文独特的＂乱写＂之＂隔＂的美学风格,有助于理解废名后期创作走向。     

“大题材”、“第一手”、“高层次”——从《邓小平改变中国》看叶永烈的史传报告文学写作

叶永烈在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到他的纪实文学写作坚持＂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的原则,但对其内涵并未解释;评论界论述叶永烈的著作时也多次引用这一说法,对其具体含义也未界定。笔者认为这三个词精准的概括了叶永烈纪实性史传文学创作的特点,笔者还结合叶永烈的创作实际,对＂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进行了更为合理的调序,即＂大题材＂——政治题材的独创性、＂第一手＂——史学的科学理性、＂高层次＂——文史结合的兼容性,并尝试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精心创作的《邓小平改变中国》为切入点,分析叶永烈史传报告文学的这三个特点以及叶永烈这三点的创作经验对史传报告文学发展的意义。     

论“新批评”译介中的“观念至上”倾向——以新时期以来的译介为例

新时期以来,国内对＂新批评＂译介,存在着＂观念至上＂的倾向,即过度强调对其批评理论的译介,严重忽视了其批评实践的价值。这一倾向的后果是,既影响了国内学界对＂新批评＂的认识,又严重制约了我们对＂新批评＂的理解、接受和运用。改变＂新批评＂译介、研究和运用中的＂观念至上＂倾向,使其真正＂中国化＂,任重道远。     

文人审美情趣与明代“吴门画派”

明代吴门画派画家以士大夫群体所热衷的山水园林为主要表现对象,创作了以游园、居园等题材为主的的书画作品,在获得了＂诗意的栖居＂的同时,文人内心深处的理想人格与山水画创作形成了完美的契合,最终成就了吴门画派独特的审美趣味——追求高雅、崇尚个性。这种审美情趣表现为对＂典雅＂境界的追求和描摹景物时＂求真＂的审美标准。     

“义”“利”的对立与统一——朱熹的义利观辨析

朱熹释＂义＂为＂心之制,事之宜＂,并认为＂善善恶恶为义;＂其＂利＂则有＂自然之利＂与＂贪欲之私＂两个层面的涵义。在＂利＂的＂自然之利＂的意义上,＂义＂即＂利＂,两者有着高度的统一;在＂贪欲之私＂的层面上,＂义＂＂利＂的价值诉求则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因此,＂义＂＂利＂之间乃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而就朱熹的义利观所具有的超越历史局限性的普遍意义而言,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再论“土地财政”与城市高房价

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土地财政＂动机明确。政府垄断供地长久有之,可地价和房价飙涨却是近10年的事情。＂招拍挂＂只是发现了土地的真实价值和改变了土地利益的分配结构而已,本身并不抬高土地价值。＂土地财政＂过程合法、方式公正,＂土地财政＂收入的多少与增长速度更不构成房价上涨推动因素。＂土地财政＂与城市高房价无关。     

青海“少年”悲情意识的产生与消解

青海民歌＂少年＂产生于明代移民实边时期,＂少年＂自产生之日起就奠定了其悲情基调。而封建专制、军阀统治和封建礼教,又不断赋予＂少年＂厚重的悲剧意识。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民众政治地位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思想观念的革新,以及＂少年＂创作活动的开放性、多元化,使＂少年＂的悲情意识逐渐消解。     

文学视域下东西方文化语境比较——以《鲁宾逊漂流记》与“三言”“二拍”经商题材小说为例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镜像,深刻地反映出文化的特质。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和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二拍＂经商题材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十七、十八世纪东西方商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各自特点。这一时期东西方世界对个人价值肯定、对自由人格重视遥相呼应,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创作目的上,他们都是想通过作品来疗救人的灵魂或社会,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虽然同是对生命与个体的意义、价值取向的关注,西方是指向宗教,而中国则是指向史学。鲁宾逊和＂三言＂＂二拍＂中的商人群体都是特定时代的特写人物,这些作品围绕其文化内核在人物形象、义利之辨等方面而极具民族特色,反映出了东西文化的差异。     

从“兴”到“兴发感动”——试论叶嘉莹自成体系的“兴发感动”说

＂兴发感动＂说是叶嘉莹继承中国传统＂兴＂论中的某些要素,并融合现象学、接受美学等西方文艺思想发展而成的一个诗学理论。这一理论既适用于创作、接受、评论三个环节,又为我们鉴赏和评论作家作品提供了一个衡量标准,而且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为我们在现代社会应对和运用中国传统文论提供了思想和方法上的启发。     

“文革语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要真正重视并深入开展＂文革语言＂研究,首先需要解决对其意义和价值的认识问题。＂文革语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汉语语言学本身而言,无论从共时还是历时的角度,＂文革语言＂研究都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领域,并且为现代汉语研究增添许多新的内容。二是对社会语言学而言,＂文革语言＂研究也有相当的促进作用,甚至＂文革语言＂本身的很多内容也都可以归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之中。三是对＂文革学＂及＂文革史＂而言,＂文革语言＂研究理应成为其重要的内容之一,甚至可以构成隶属于前者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     

“美为人而存在”:鲁迅“立人”文艺观论析

21世纪的鲁迅研究应当致力于鲁迅整体价值观念和精神框架的建构而非解构,＂立人＂作为一条明晰的思想脉络贯穿其全部著述及文学活动,是鲁迅思想的核心,也成为他的基本价值尺度,成其始终不渝的理想乃至信仰;唯有承认＂立人＂的本质性意义,才能合理地解释其文艺思想强烈的现实性。其人本主义的文学起源观与创作观、超越＂功利—非功利＂界限的文学功能论以及＂不用之用＂的批评实践特色,从本质、效果、方法3个维度构成了鲁迅的＂立人＂文艺观。     

论“学院派”舞蹈创作的审美特征

以北京舞蹈学院为代表的＂学院派＂作为整个中国舞蹈界难得保有的相对纯粹的学术与研究阵地,作为中国舞蹈教育与科研的重要场所,它代表了高层次的文化品位和审美价值观,担负着承前启后的舞蹈艺术创造者和传播者的职责,分析＂学院派＂舞蹈创作的审美特征,旨在通过＂学院派＂自身创作所具有的文化含量与艺术品格去引导和提升非＂学院派＂舞蹈创作,以至带动中国舞蹈艺术创作的整体水平,提高中国舞蹈创作的总体文化含量和审美品格。     

从“生活”到“舞台”——论“十七年”话剧的舞台形态与观念变革

＂十七年＂是我国话剧舞台形态与观念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话剧创作中对西方写实传统的汲取,对斯坦尼斯拉夫体系的借鉴与反思,对舞台民族化、风格化的追求与尝试,成为这一时期观念探索的重要特征。本文以＂十七年＂话剧的舞台呈现为个案,考察了在写实传统的影响下中国话剧舞台从＂生活化＂到＂写意化＂形态的美学嬗变,并探究了其观念上的成就与不足。     

从“重生”到“知死”——简论孔子的人生哲学观

以《论语》为原典,集中分析和讨论了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生死有命＂和＂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等人生哲学思想,指出：孔子重视＂生＂并不意味着忽视＂死＂,强调人之＂知生死＂就是＂知命＂,即明白＂死生有命＂;面对＂求之在天者＂而非＂求之在我者＂的生死问题,人所能做的就是以＂践仁＂来实现生命的永恒价值,并借此获得对个体生死的超越。     

论沈从文“乡族”与“军族”叙述中的“生活”与“生命”——以《丈夫》和《连长》为例

沈从文小说《丈夫》与《连长》可以代表其小说世界里＂乡族＂与＂军族＂的两个题材,在＂乡族＂与＂军族＂的叙述维度中,作者隐含的＂生活＂与＂生命＂观多有抵牾,充满了潜在写作的无意识悖论。     

关键的“误译”和有意的“误读”

林纾在翻译Uncle Tom’s cabin时,看似好像留下了三种关键性的＂误译＂,即同名异译、删减基督教和增润＂吁天＂,塑造了一个内涵完全不同于原著的汤姆形象。然而,这并非缘于通常所谓林纾不通外文造成的败笔,而是深思熟虑的有意＂误读＂：为唤醒同胞而有意曲笔为之。事实上,中国近代小说翻译最初以思想启蒙为动力,同时受社会传统文化的制约,迎合当时接受者阅读习惯和情趣,包含了大量改制创作成分。不过,国人在翻译外国小说的同时,对西方文学从隔膜走向了解,逐渐通过选择、引进、吸纳,革新了中国小说,进而萌育了现代翻译观念。     

“无为而治”与中国古代民间纠纷解决范式

＂无为而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治国理念。中国古代民间纠纷解决的基本范式以民间调解为主要手段,以民间习惯为主要依据,以追求＂无讼＂为价值理想。＂无为而治＂理念对传统民间纠纷解决范式具有重大影响。在＂无为而治＂理念的引导下,国家司法权在民间实行＂无为＂,主要运用调解方式,充分重视民间习惯,化解民间纠纷,最终达到＂无为而治＂的治理效果。社会和谐的价值考量、熟人社会的情理需要、调查取证难的客观要求等,是＂无为而治＂理念渗透民间纠纷解决范式的原因所在。     

中国特色宗教政策的“理”与“力”——人权的视角

中国特色的宗教政策,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理＂与＂力＂的结合,＂理＂是基本的,＂力＂是必要的,两者缺一不可。从人权的视角看,中国特色宗教政策之＂理＂体现在逻辑上和道德上、理论和实践中其内容的正当或正当性;中国特色宗教政策之＂力＂体现在其＂理＂的基础上的生命之＂力＂、逻辑之＂力＂、道德之＂力＂以及法律的保障力等。同时,论证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的界定过程。     

英国“公民宪章”运动的现状与前景

改善公共服务是９０年代英国行政改革的目标之一，其措施是在各级公共服务部门实行＂公民宪章＂、本文论述了＂公民宪章＂实施以来的状况，并通过对＂公民宪章＂的核心价值──公民授权思想的考察，分析了这一措施对改善公共服务的作用。     

元散曲“宫调”和“曲牌”的翻译

散曲是元代的韵文体裁,它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与唐诗、宋词一脉相承,而又有所变革和发展,吸收了俚歌俗谣、说唱、戏曲等的丰富养料,形成了独特的诗歌形式。本文旨在探索元散曲汉译英过程中＂宫调＂和＂曲牌＂的翻译方法,在强调二者在散曲中的重要性的同时,通过比较和分析,得出结论：在翻译＂宫调＂时,使用拼音即可;而在翻译＂曲牌＂时往往需要对其含义加以调查和研究,使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