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

"春秋决狱"即以《春秋》等儒家经典里的经义和事例作为审判决狱的依据,实质是用儒家伦理充当法条。春秋决狱对中国特殊的法律传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作为引礼入法的切入点和重要方式,它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立法传统;同时,也开创了经义决狱的司法传统,直至清末,经义决狱余风犹存。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加深对春秋决狱与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某些现实的法制问题。     

"春秋决狱"的国本位与家本位思想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国本位"与"家本位"思想的主导下,在"权"与"情"的双重作用下,"春秋决狱"尽管没有直接造就完备的法制,却开创了礼法融合的先河,为完善独特文化底蕴下的中华法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春秋决狱》佚文评析

深入分析《春秋决狱》六篇佚文,可见以经决狱之一斑。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针对特殊案件而实行,强调主客观条件,创造了若干司法准则,影响了中国封建法律的基本走向,促进了法律解释学的发展。《春秋》决狱在推进法制文明进程的同时,亦存在一些弊端。     

董仲舒“春秋决狱”思想及对法治建设的启示

中国古代有很多法律思想,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与儒家有很大关系,让中国古代法律一直走着儒家化的道路。董仲舒作为儒家的重要人物,其司法判决思想在中国古代司法思想中起着发端的作用,他提出了"春秋决狱"思想,主张以心治罪,让儒家思想有指导现实司法实践的效力。"春秋决狱"让儒家教义高于了法律条文,让儒家思想成了法律的源头,开启了法律儒家化,让中国古代司法实践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用思想管制维护政权稳定。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的司法建设仍有一定的启示,能推动法治建设和道德教育的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需要深度挖掘"春秋决狱"的时代意义,坚持程序正义,秉持司法公正,继承古代优秀的治理思想,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     

“引经决狱”的实质与作用

“引经决狱”是伴随汉代统治思想发生转变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它既反映了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也表现了儒家思想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对法律的补充。它在维持君主专制制度和统治阶级利益方面与汉代法律是一致的;在“德主刑辅”思想指导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引经决狱”并不意味着司法官员可以对儒家经典随手引用,任意发挥,而是有如董仲舒《春秋决狱》之类著名学者的规范性解释。     

浅谈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董仲舒开创的“春秋决狱”把儒家经典所体现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法等级观念首次引入司法领域,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据,从而开启了中国法制史上“纳礼入律”的先河。     

"春秋决狱"新探

“春秋决狱”所决的都是政治、司法中的疑难案件 ,应称为“引经决疑”才更准确 ;“春秋决狱”在汉武帝以前即已存在 ,汉武帝时开始盛行 ,但仅是政治、司法惯例 ,至魏晋南北朝时才形成法律制度 ;“春秋决狱”至唐朝基本结束 ,其余绪则延至南宋 ;“春秋决狱”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 ,应当予以肯定。     

略论唐太宗统治时期的法律思想

唐太宗统治时期(公元627—649年),是我国封建社会最著名的“治世”,也是封建法制最健全的时期.我国封建社会最成熟的法典、也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唐律》,就在那时制定的.那时,司法制度比较完备,执法也颇为严格.这固然应该从当时封建经济和政治的高度发展来作解释,但是也不可忽略法律思想所起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统治阶级总结历代法制实践的经验,都要通过法律思想而体现在法律制度中.唐太宗时期的法律思想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这里,仅就个人接触到的材料,从法律的产生、本质,作用和立法、理狱、量刑的原则等方面,作个初步的探索.     

封建伦理法律化与法律伦理化及其借鉴意义

封建伦理法律化体现为以伦理支配法、以伦理为法、引伦理入法;而法律伦理化则表现为法礼并举、德主刑辅、春秋决狱、同罪异罚。今天,我们有必要以封建法律的合理性为鉴,在实践中以民本思想作指南,加强德治法治相结合,力求以法促德求和谐,强化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的互补功能。     

略论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

儒家提倡的“礼治”、“德治”、“人治”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西汉中期，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思想得以形成。此后，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们的推动之下，儒家法律思想全面贯注到了古代立法与司法领域。这个过程便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它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决狱是其开端，以经注律是其深入，以经立法是其完成。《唐律疏议》的出现，则标志着中国法律儒家化过程的终结。     

毕业生择业就业法律教育问题的探讨

毕业生择业法律教育是高校毕业生择业教育中的薄弱环节，由于学校就业指导工作中师资配置不合理等种种原因，造成毕业生在择业过程中一方面总会在毫无意识中违反法治社会的最基本原则，侵犯法律与道德底线，另一方面在对用人单位肆无忌惮地挑战法律的权威时，毕业生们又很少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为改善毕业生择业法律教育的效果，应当从毕业生维权意识教育、合同意识教育、引导学生关注劳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并学会掌握救济的方法、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及改善毕业生择业就业环境等诸方面共同努力，做好毕业生择业法律教育工作。     

梁漱溟法律思想发展脉络研究

梁漱溟的法律思想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不同的阶段。其早期法律思想取向主要是认为“中国必用西法”;中期法律思想取向主要是认为“中国必不能用西法”;晚期法律思想则认为“法制与民主的前途必在中国逐步展开”。其早期法律思想是其功利主义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中期法律思想与晚期法律思想,则是其现代新儒学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但侧重点不同,中期侧重人的因素,晚期侧重法的因素。     

儒家孔荀正名思想刍议

正名思想是先秦儒家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思想。孔子正名的率先提出,荀子对正名的继承与发展,为正名思想在先秦哲学思想中的价值体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中的＂仁＂、＂礼＂的思想,荀子正名思想中的逻辑制名,都是正名思想的价值内涵。先秦儒家孔荀正名思想不仅在礼崩乐坏、社会秩序严重失衡的春秋战国时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我们当下社会构建名实相符的社会制度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领导集体法律思想研究述要

学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法律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历史地位、历史意义、基本内容、基本特征及形成过程的概括和总结上，对三者的相互关系、它们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及三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思想形成过程中所做出的历史贡献缺乏整体性研究，需要今后进一步深入探讨。     

思想史视域下的宪政主义——兼议“constitutionalism”的译法

＂宪政＂是否有一种＂主义＂,目前在国内尚存争议,但从思想史或概念史的角度去审视＂宪政＂的英文对应词＂constitutionalism＂,在＂制度＂和＂思想史＂两种维度上将＂constitutionalism＂分别译为＂宪政＂和＂宪政主义＂既科学合理,也符合学界的一贯用法。并且,理解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宪政主义也能辨识作为制度实践的＂宪政＂在我国政治或法律进程中的历史方位。     

中国传统刑罚思想对毛泽东刑罚思想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多注重于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军事思想、建党学说、文艺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而对毛泽东法律思想和法制实践，一直没有有组织地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工作。笔者认为，毛泽东法律思想，尤其是刑罚思想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本文将从中国传统的刑罚思想入手来阐述毛泽东的刑罚思想，试图解析中国传统刑罚思想对毛泽东刑罚思想的影响。     

《中国法律思想史》教学若干问题研究

《中国法律思想史》课程存在定位偏低、易与法制史内容混同、忽视非正统法律思想、以现代眼光分析看待古代法律思想、教学形式简单等问题,需要提高课程定位,处理好与法制史的关系,重视非正统法律思想,客观评价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     

论我国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

确立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全面有效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重要方式,也是督促依法行政的有力保障,是国家、政府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体现.随着我国法律的日趋完善,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行政侵权精神赔偿制度,已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和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在阐释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内涵基础上,具体阐述了构建我国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充分性和必要性,行政侵权精神赔偿的原则、依据等.     

河南省农民素质现状分析及对策

农民是农村改革发展的主体,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农村改革发展的成败。通过研究认为,当前河南省农民文化素质有待提高,科技素质偏低;农村医疗保健体系落后,农民身体素质不容乐观;农民的思想观念落后,农民的法律意识、生态意识淡薄。河南省提高农民素质的关键在于完善农村教育体系,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科技素质;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提高广大农民的身体素质;探索农村道德教育的有效载体,提高农民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加强法制教育和基层民主管理,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民主意识;落实生态文明要求,提高农民的卫生保健水平和环保意识。     

重视对社会思潮的引导与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正是由于社会思潮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中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因此,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对各种社会思潮及其表现形式进行全面深刻的研究和正确的引导。正是由于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加剧了各种思想的相互激荡,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因此.必须对西方社会思潮进行科学分析和研究,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合理传播和正确引导。重视对社会思潮及其表现形式的研究和引导,就是我们党对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规律性认识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