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南中夷、越辨析

南中是汉晋时期西南夷地区一个特定地理区域,大体以今云南为中心并含贵州大部及川西南部分地区。《华阳国志》称“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这为我们认识南中人群之族系面貌提供了一把钥匙。本文就如何区分南中地区夷、越两个人群系统以及史籍中对这两种人群之称谓在东汉以后发生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南中为“夷、越之地”的认识完全成立,“夷”为藏缅语民族系统,“越”(濮、獠)则属百越民族系统。文章还依据考古材料,提出古代云南地域主要为夷、越两系人群的格局形成甚早,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已基本形成。     

从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看黄河流域人群向川西高原的迁徙

本文通过对目前川西高原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晚期遗存石器类型和文化面貌的分析 ,认为他们主要是从黄河流域南下的北方人群系统 ,正是他们将源自于华北地区的小石器和细石器传统带入了川西高原。他们主要活动于川西高原的一些河流阶地 ,最南抵达了今攀枝花金沙江流域 ,并在此同由华南地区沿长江向西迁徙并有着大中型石器和砾石传统的人群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交流与联系。此局面开启了后来历史时期源自北方的藏缅语族群 (或称“氐羌”族群 )同源自南方的濮越族群两大族群之间发生交汇、联系和融合之先河。这表明藏彝走廊南部地区成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文明之间一个交汇地带的历史 ,目前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 1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质疑

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质疑龚鹏九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建议刘备跨有荆益，联吴伐魏，以成鼎足之势，诚为高瞻远瞩，明见万里。惟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方面，似无具体行动，恐当时本无此言，为修史者溢美之辞。今试以史证之。一、入川前，诸葛亮并无“西和诸...     

先秦时期的民族思想

一提起古代的民族思想,“严华夷之辨”、“异内外”、“夷夏大防”一类歧视少数民族的言语就会闪现在人们的脑际,并且还会毫不犹豫地将它们记到孔子和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账上。本文认为,早在孔子以前,我国的民族思想就已产生了（我们称它为“早期的民族思想”）,孔、孟等先秦儒家的民族思想中都含有歧视“四夷”民族的内容,但其核心思想却是认为民族（夷夏）可以变化和主张用夏变夷。这是由他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天下观决定的     

印度阿洪姆王国的政治体制初探

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居住着一个被称为“阿洪姆人”的族群,经考证,他们是从中国云南迁去的傣族的一支。阿洪姆人曾经建立过一个统治该地区长达600年之久的王国。在其统治过程中,阿洪姆王国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政治体系。本文拟就阿洪姆王国的政治体制及其特点做初步的探讨。     

论百越水稻向中原地区及亚洲的传播

<正> 古代越族是分布在我国东南和南方广大地区的一个大族群,这个大族群在古代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曾被称为“百越”(又称为“百粤”)。族以“百”称,说明种类繁杂,分布颇广,其中有吴越(包括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于越、扬越、滇越等,由于他们有共同的渊源和文化特征,故有一个共同的族称——总称为“越”;又由于他们因山川阻隔和不同的经济、地理、历史等条件,已形成各具特点的人们共同体,故在共同族称前又另加一个区别     

中国古代夷夏观的价值取向分析

中国古代夷夏观主要包括“夷夏有别”和“夷夏一家”两个命题。本文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夷夏有别”和“夷夏一家”命题并不是两种对立的民族观，也不存在落后与进步的分野。实际上，夷夏观两个命题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主张民族压迫、论证政权合理性、维护国家统一以及封建化是二者共同具有的政治价值取向     

十六国北朝的正统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

<正>十六国北朝的正统建构,突破了王权在种族血统上的藩篱,推动了汉人天下中国观的第一次调整,打开了汉人接受非汉政权的突破口;他们自居“中国”,促使“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中华”名号将南北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凝聚在了一起;他们以实现统一作为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推动“大一统”成为各民族的共同期待;他们自认华夏,确立了以华夷观为中心的民族观,在承认夷夏之别基础上推进柔和夷夏、混同一家的民族政策,推动各民族融合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或族群。这一切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自在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化漂流自徘徊--港澳台与东南亚族群关系研究之二

明清以前港澳台与东南亚族群的文化交流主要通过我国南海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来进行.明清以降,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后先后侵占港澳台地区,并把港澳台地区作为他们掳掠贩卖苦力华工和华人妇孺的重要基地.这些不同时期被从港澳台地区贩运到东南亚地区的华人,一方面深受着西方殖民者的欺压剥削和残酷统治,同时他们与当地土著的族群关系又时常被西方殖民当局所挑拨,故其常处于漂流徘徊的被殖民的境遇;另一方面,漂流南下的华人族群又因其内部的文化差异而曾一度徘徊不已,后才与当地族群有所融合.     

叶尔羌汗国的体制和官制

一、汗国的体制 叶尔羌汗国的体制,基本上是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的体制。“蒙古国的最高统治集团是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全蒙古百姓都是他们的臣民。按照分配家产的体制,成吉思汗将百姓分配给诸子、诸弟。”“蒙古对华北的统治方式,是草原贵族原有的统治体系在它所征服的定居农耕地区的延续。汉地户口的一部分直接领属于大汗;一部分被大汗分封给诸     

《皇清职贡图》图说中的“中华天下观”

《皇清职贡图》是为展现清朝“统一寰宇,凡属内外苗夷莫不输诚向化”的不世之功所绘制的古代大型民族志图册,勾勒了在清帝国日渐“一统”的广袤疆域上,经过改土归流、多年教化之后已经完成和正处在“化夷为民”进程中的边民形象。其图说纠正了地方官员“汉”即“中华”的错误认知,表现出强烈的“民化”取向,并使用多元文化标准如融合了儒家文化的满族发饰服装、“淳朴”特质等来评判族群向化,积极呈现儒学对少数族群的“教化”成果。这种多民族文化的塑造、融合和使用实践,构建了一个更具包容精神和宽阔胸襟的中华帝国形象,是乾隆“中华天下观”的重要体现,对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有重要意义。     

唐代弱水西山羁縻部族探考

今四川西北岷江、大渡河上游地区,曾被称为“弱水西山”,是唐朝与吐蕃长期争夺之地,本文所要探考的,主要是唐前期和唐中期该地区实行羁縻府州及都护府统治时期的部族分布及其社会经济、文化及人口发展情况,认为唐代中后期的“西山八国”,基本上是由唐前期弱水西山六十八羁縻州部族所建,他们是现代嘉绒藏族的先民。     

阿伊努人的历史—文化特征

阿伊努人的历史—文化特征川圭介阿伊努（Ａｉｎｕ，意为“人”）这一人们共同体在古代文献中称“夷”和“虾夷”，是日本原有的土著民族。现在主要分布在北海道及周围地区。由于明治时代以后实行同化政策，纯血统的阿伊努人已经很少，据《朝日新闻》报道，１９８０年时...     

鄂西的土家族

远在两千多年以前,土家族的先民——古代巴人就在鄂西一带定居了。巴人源于夷水畔的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县境),西周前大部迁徙入川。后来秦灭巴,巴人中有些又回到湘鄂西一带定居下来,并逐渐融合本地和外地迁入的其他民族,约在宋代形成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湖北鹤峰一带也称“贝锦卡”,意为本地土生土长的人)。自元代起,土家族社会长期实行土司制度,直至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经过“改土归流”,才废除土司制度,隶属于中央集权制政府。此后,取消了“汉不入     

高昌回鹘王国(公元840～1400年)的君主观念

当回鹘人在公元840年失去了他们对现今蒙古大草原的一百年统治时,这个民族的很大一部分人逃向了他们的近亲——高昌王国(今天的吐鲁番、塔里木盆地)的突厥人。他们与这个绿洲国家早已建立了频繁的贸易和政治联系。他们肯定清楚,在那里他们会遇到有着共同信仰的宗教徒,即吐火罗、粟特的佛教徒和突厥、粟特的摩尼教徒。可是,这个国家只有天山以北的那部分地区才适合于他们到那时为止的生活方式——半游牧生活,而这条高大山脉的     

明中期粤桂边界山区汉瑶族群冲突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及启示

以往针对岭南地区汉瑶关系影响的研究侧重于中央一地方的视角或批判“古代国家民族政策”.以明朝万历时期的罗旁起义为例,论述了从明初到明中期,两广边界的族群关系经历了从稳定到对立的过程,这既与汉瑶双方突破了各自设置的“边界”紧密关联,也是明中期全国性的流民危机对岭南地区带来的影响.     

古代賨人与现今土家族的共同之处

賨人,是古代活动于巴国和楚国边境(今湘鄂川黔四省边境地区)的一个土著部族。这个名称,是因该部族以“賨”为“赋”而得名。在战国秦昭襄王时(公元前306～251年),賨人因射杀白虎立功之后又被称为“白虎复夷”,又曰板楯蛮。上述诸名都是对该部族的他     

清初广西壮族地区习俗改造与政治认同

清初中央政府通过改土归流及相关基层机构的设置,稳固了国家权力在广西土司地区的统治。随着国家权力的进入,清政府加强了壮族地区由上层到民众的文化教育,从而稳固了中央统治的思想基础。壮族地区在长期的边缘地理位置、政治构架与环境适应的过程中,形成了稳固而别于内地的文化模式。清政府致力于该地区各族群习俗的改造,搭建起服从、适应与利于中央政府统治的政治认同。     

福佬人论略(上)

在我国汉族南方诸族群中的“福佬人”,其“福佬”的名称系由历史上的“福建夷獠”转化而来。六朝永嘉之乱、侯景丧乱,使大批中原难民辗转流入福建和广东东北部地区,开了蛮汉交流的先河;唐初闽南粤东地区发生的“陈元光平蛮”,促进了福佬先民的酝酿;隋唐时期泉州“市井十洲人”的出现,及由泉州土著与中原江淮移民两种语言融汇而成的泉州方言的基本形成,则意识着福佬族群已基本孕育成熟。     

城市传统少数民族的民俗建构与族群发展--解读广州世居满族的现代族群节日"春茗"

广州世居满族在广州已经生活了247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腾飞,他们与广州当地民众一样面临着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他们通过将传统的族群节日“春茗”现代化,在满族民众、国家权力和地方政府以及当地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强化族群认同,使族缘成为血缘、地缘、业缘之外新的跨地域社会动员手段,为自己争取到新的发展空间。他们的经验对于城市世居散杂居少数民族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