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美之嫌”与“失之眉睫”

“掠美之嫌”与“失之眉睫”曦钟有一次，日本研究中国六朝文学专家清水凯夫教授对我说，他读中国学者写的论文，经常发现一些文章的论点论据彼此雷同，觉得很奇怪。其实，近年来国内也不断有学者指出，在一些学术论著中，相同或相似的观点比比皆是。或者别人已经解决的问...     

从“主题人物”和“体裁样式”看郁达夫小说特征及其外来源渊

我们现在来研究主题和人物,主要是探索郁达夫笔下一系列“零余者”形象的外来源渊。我们研究的绞索是: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英国文学中“拜伦式的英雄”→和德国文学中“忧郁的人”→俄国文学中“小人物”和日本文学中的“自我形象”。郁达夫抒情小说的特征是多方面的,我们在体裁和样式中还会进一步研究,这里主要探讨郁达夫小说中系列自我形象的共同特征,目的是为了找出这些特征的外在来源。郁达夫很受法朗士的文学主张的影响,认为文学作品最主要的价值是表现自我。他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①于是他提倡写日记文学,不同意第三人称写作品。他自己也常常以自我为取材,甚至将自己的恋爱日记写成作品供于读者,这曾在文坛上引起过争论。然而,有人在论及郁达夫这种文学主张时,却将之引入歧途,完全把他笔下人物当成了作家自己生活的实录,抛开了艺术加工的成分,     

必须用阶级观点分析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的实质

在《资本论》选读课的教学中,我们遇到了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的性质问題。有人认为,“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是劳动”;也有人认为,“既是劳动,又是剝削”。而且都引用了《资本论》的某些词句为自己辯护。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对《资本论》的理解是违背马克思的原意的。这是脫离了生产关系,脫离了阶级关系去看待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的实质,既不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精神。辨识清楚这个问題,关系到我们广大青年划清劳动和剝削的界限这个根本问題,对于促进思想革命化,在当前兴无灭资的阶级斗爭中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我们感到有必要谈谈自己的看法。     

张星：“半路出家的手球新星”

“这个孩子从小就很独立。也有自己的想法。练上手球就是他自己选的。”妈妈张玉梅说得很平静，“初三暑假，我们家本来计划等他从苏州比赛完回来的第二天全家一起去九寨沟旅游，但张星到家后拿出来一份东西．我们一看。是江苏省手球队的大名单．上面写着第二天要去苏州报到。我们就问他自己的想法．孩子自己说．他要去苏州练手球。”第二天，     

加内里斯:《論法理哲学的历史和它的間题》

据《法国托马斯主义》杂志1963年1～3月号介紹說,作者著书的目的是想“把讀者引导到一个法学和哲学相遇的領域中去”。介紹說,作者只打算让讀者大略看到有那么一个“文化循环”。他并指出在这方面有三个基本问题:邏輯问题(关于法学的概念和它的定义);本体論问題(法学基础,它的来源和价值);非本体論问題(使用的方法等)。他的这个意見是很好的,不过按照三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同志郑重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现在是否还存在这个问题呢?自然,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作为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个问题是彻底地解决了。但是,对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来说,特别是文学青年,是否都明确了文艺方向,在认识和实践上都解决了这个问题?恐怕未必。前几年,有些文章直接地反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论点,有些人公开地主张“玩文学”。说明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解决了,在有些人身上表现得还很严重。今天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的教导,对明辨是非,加强社会责任感,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难答的“问题”?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天津市一家食品厂今年推出一种新的冷饮产品,就是以两种人即“小秘”和“大款”作了品名,那名儿就叫作“小秘傍大款”。 这则报道讲:“一些孩子看到这种冰棍与他们平常吃的不一样,出于好奇拿回家缠着家长问个清楚,‘小秘’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何要‘傍大款’?”结果是“让一些家长瞠目结舌”。孩子没法也不可能去问厂家,但当记者“前往生产这种冰棍的厂家问为何起这个名字时,该厂的员工对此表示无法解释。”他们还想问问厂长,“厂长又避而不见”。     

熊彼得关于資本主义发展的理論

要了解熊彼得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就必须认识他基本上是一个经济学家。在他的《资本王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熊彼得着重提出这个问題:“资本主义能够生存吗?”他的回答是:“不,我不认为它能够生存。”这个意见本身并无独创之处。熊彼得的悲观主义之所以新奇在于他并不怀疑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能够实现最新工业技术的最     

“暴露文学”理論主張的翻版——对邵荃麟同志的“只提出問題,不解决問题”剖析

一邵荃麟同志以西戎的《赖大嫂》这个短篇为例,宣扬了“写中间人物”的资产阶级文艺主张中的一个重要论点,即作家写“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时,可以只提出问题而不解决问题。据他说:     

李铁小说精神走势观察

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们,在用“生活的无限可能性”这种暧昧的说辞解说或鼓舞作家们写作时,总是忘记指明生活的无限可能性里,也是包含着无限的“生活的陷阱”的。李铁的转身,同时意味着他有了对“生活的无限可能性”进行分解的自觉,开始用他的小说去邀请、“想象”那种应然的、宜人的、有阳光照耀的“可能性”,将其组织到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去。文学虽然是一种感性方式的表达,但它的“形而下”方式归根结底通向“形而上”的意义和思想宣达。因此,文学家们若是“梦想”文学能够成为人世间一种善意、积极、正面的思想精神力量,就必须去亲近哲学家指给的这个“思想秘密”：让文学从强化昏暗的轻车熟路上,朝着有阳光照射的方向迈步。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开拓了中国文学史册出新篇章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把这个问题提高到文艺方向(基本方针)的原则高度上来加以论述。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又说:“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必须加以适当的修正。”遵循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方向,四十年来,经过成千成万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努力,我们的文艺     

论语言的“使用”与“提及”

先请看一课堂片断:老师让一学生说出两个代词.那学生答道:“谁、我?”那位学生回答了教师的提问没有?从一个角度看,他的答话表明他不知道教师是否在让他回答问题(“谁,[你问]我[吗]?”),而不知道老师是否在让自己回答问题当然就无从回答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他的答话中所出现的两个词恰好都是代词,因此我们又可以说:那位学生准确无误地回答了教师的提问.为什么对同一句话会产生两种背道而驰的解释呢?     

曾想改姓“硬”

看了这题目,想必你不是笑破肚皮就是跌破眼镜吧?谁会想改姓“硬”呀?我姓“阮”,“阮”正好与“软”同音。在我出生以前,姥爷就认为这个姓难取名,最好名字里有一个能与“软”相“克”的字。于是,他为我取名“阮克锐”。没想到,爸爸去登记户口时,工作人员一不小心把“锐”写成了“税”,我爸一念,“阮瞌睡”!这还得了!他急忙打电话请示姥爷,这才有了现在这个名字——阮弋帆。一年级开学那天,老师让我们作自我介绍。我刚一说出自己的名字,下面就炸开了锅。从那天起,我开始被别人叫成“软糖”、“软锅饭”,渐渐地,我对“阮”这个姓氏有了厌恶的…     

“发现”与“丢弃”——试论梁启超的小说观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无人可及的地位。本文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的近代小说观的得与失、贡献与不足。     

马克·吐温“总是站着”

有一次,马克·吐温被邀请到法国的一个城市去演讲,到达的当天,他去理发店理发,理发师非常热情,不一会儿就和马克·吐温聊了起来。理发师问马克·吐温:“您不是本地人吧?”他回答:“我说过了,我还是第一次到这个美丽的城市。”理发师很高兴地告诉他:“你真走运,马克·吐温马上就要来了。他的演讲精彩极了,您晚上一定要去听吧?”他也很高兴地回答:“对,我一定要去。”理发师又问:“您已经有了入场券了吗?”他说:“不,还没有哩。”“可惜,太可惜了。”理发师替他惋惜道,“那您只能站着听了,坐票早就没有了。”马克·吐温很幽默地回答:“我与这…     

可悲的“抽条”

什么叫“抽条”?有个学生问我:“老师,什么叫‘抽条’?我查过好几本词典,也查出了‘抽条’这个词,但是解释中却不包含我看到的那句话中的那个义项。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他是在怎样的一个语言环境中见到这个词的,看看能否结合上下文推断一下它的含义。他说:“那句话     

《拉奥孔》和德国戏剧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关于莱辛的论述中,提出了一个他没有作出直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莱辛集中精力把戏剧作为主要的文学活动形式?为什么在德国文学古典时期,戏剧起了如此重大的作用,而在十九世纪,就重要性而论,小说又超过了其他全部文学形式。这个问题很重要,但回答是不容易的。在这里,我们想指出几种或许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的观点。     

文化视角的艺术观照——《“文化小说”选》前言

“文化小说”的兴起是文学创作中文化意识自觉的表现。它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现象。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曾涌起一股“文化寻根”的浪潮。由于这种“寻根”着眼于“文化”,许多作家不独揭橥自己的此种主张,而且写出了大批相应的小说,有人就称之为“文化寻根小说”。但这种小说仅属“文化小说”之一类,并非“文化小说”的全部。“文化小说”这个概念的外延比“文化寻根”为宽,它包括一切着眼于文化视角去观照生活的小说作品。阿城曾把他的小说《棋王》等作品称作“半文化小说”。而较早给这类作品命名为“文化小说”的,大概是评论家滕云。     

署論过去音韵学上一些审音的問題——有关《切韵》的“重紐”問題及其他

我們研究汉語历史語音学,常常碰到的,就是对过去音韻学家所安排的資料如何认识的問題。这些問題之所以发生,倒不完全在于他们所用的說明工具不很清楚,而有些地方事实上是在于我們考察得是否全面,是否能接触到他們原来的审音基础而不是专从外表形式去看。问題很多,我现在就談談《切韻》里面所謂“重紐”的問題。这个問題直到现在还相当令人困惑,还沒有好好解决,我現在就略談一下。本文的內容分三部分,首先是說明《切韻》重紐的性貭和分类的根据,其次是說明重紐的来源和分类的例証。最后則涉及过去等韵学上的一些有关的问題,然后对三等韵和重紐的拟音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一“重紐”是指《广韻》(即《切韻》)某些三等韵中同是开口或同是合口有两套喉牙唇(喉音、舌根音、双唇音)声母的字。根据陈澧反切系联的原則,《切韻》同音字不分两切語,其两切語下字同类者則上字必不同类,上字同类者下字必不同类,“重紐”的反切上字同属一类,它們中間的差別只能从韻母方面去寻求。     

大脑

不久前,伊凡·彼得洛维奇叫我去,说:“昨天,我在头头们当中闲聊。有一家直属企业的经理退休了。他们问我,想不想推荐自己的一名副手去接替那个位子。所以,我决定跟您商量。从下面看一个人,更清楚些。让库利金去,怎么样?”“库利金绝对不能去。”我说,“他是您的右手,他替您写报告,您离了他怎么行啊?”“那么,封吉科夫可以吗?”伊凡·彼得洛维奇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