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与生活质量研究

以200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养老模式研究》调查资料为基础,以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为切入点,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农村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仍以家庭居住为主;不同居住方式的老年人对生活总体感觉是比较满意的;老年人选择居住方式与老年人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儿女数量的多少、个人爱好的满足程度等因素关系不大,但与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有没有孩子、孤独及害怕等因素密切相关.     

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与生活质量研究——以贵州为例

本文使用贵州644名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调查数据,对不同居住方式下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不同居住方式中的老年人生活质量存在较大差距;三代户及以上中的老人生活质量最好。二代户中的老人次之,再次是夫妇户老人和隔代户老人,独居老人生活质量最差。笔者对不同居住方式下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出现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并构建出老年人居住方式与老年人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图。当前农村独居户和隔代户老人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来自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的证据

经济增长和政府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增加国民福祉,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我国民生领域的重要工作之一。基于2016～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老年人的主观生活质量。采用稳健性估计与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互联网使用对不同老年群体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社会网络是互联网影响老年人主观生活质量的中介变量,即互联网使用通过维系和扩大老年人社会网络提高了主观生活质量。因此,应加快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能力,进一步强化互联网使用对老年群体的幸福激励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农村数字化的发展,互联网已然成为影响农户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状况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总收入,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及利用倾向值匹配纠正样本选择偏差后,互联网使用的增收效应依然存在。同时,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互联网所发挥的正向作用呈现出U型走势。异质性检验发现,青壮年与中等教育阶层家庭收入对互联网使用更敏感,互联网使用对其家庭收入的积极效应更大。影响机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农户人力资本与拓展社会资本作用于农户家庭收入。因此,不断推进农村数字化建设与提高农户互联网普及率,有助于农户家庭增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代际支持对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为基础,通过构建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理论模型,运用分组的广义结构方程模型(GSEM)分析代际支持的三个方面和老年人个体特征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并检验了健康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意识和水平,可以提高代际经济支持效果;农村文化资源的匮乏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水平的提高;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专门的资源,农村地区子女照料效果相对较差,农村社区养老设施和人员、养老机构建设、专业护理、医疗设施和人员的规划投入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居住模式、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关系研究

老年人居住模式与主观福利的关系是家庭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代际居住距离为切入点,考察“亲子同住”、“分而不离”以及“既分又离”等居住模式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差异,同时进行影响异质性及影响路径的讨论与检验。研究发现：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抑郁程度呈正“U”型关系,与生活满意度呈倒“U”型关系,“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状况更具优势,尤其是女性、年龄相对较低和有一定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从影响途径看,“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主要通过增加子女的经济支持、改善代际关系以及提高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水平,从而促进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其中,代际关系的改善是“分而不离”居住模式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的主要原因。     

代际互惠对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从西方学者关于代际互惠的研究传统出发,认为得到子女支持和向子女提供支持这两种行为只有在形成互惠的条件下才对老年人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有显著的提升作用。通过对2010、2012和2014年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深入分析,验证了代际互惠对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积极影响;并且,双向互惠的代际交往关系对那些资源相对匮乏的老年人更加重要。这些发现有力地支持了西方学者关于代际交换与交换公平的理论,同时也对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家庭的代际交往关系及其对老年人福祉的影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互联网使用对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SEM的政治价值观中介效应检验

关于互联网的使用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相关研究充满了混杂的观点和证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可以验证互联网使用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个体的使用内容偏好,互联网的用户使用差异比技术效应更能解释个体的政治行为。这也证实了政治价值观是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政治参与的有效中介变量。其中,互联网娱乐性使用推动了公众从威权向民主的价值转型,并导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增长,而信息性使用显示出积极的政治认同效应,即政府借助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与政治动员,推动了更满意、更信任的政府—民众关系,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调和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进而消解或减少个体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显示出我国政府互联网治理的积极效果。     

居住方式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

根据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使用OLS模型以及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探讨居住方式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以及代际支持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以独自居住的老年人为参照组,与子女居住(B=-1.963,P<0.01)和与非子女居住的老年人抑郁水平均较低(B=-1.691,P<0.05),与子女居住的老年人能获得更多的代际支持,得到家务支持的老年人抑郁水平较高(P<0.05),与子女见面频率高的老年人抑郁水平较低(P<0.05)。结果表明,居住方式对抑郁水平有显著性影响,代际支持在居住方式和抑郁水平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消费升级视角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村生活垃圾减量的影响

基于湖北省967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模型,聚焦抑制废弃物产生源头措施,着眼农村地区和微观层面,在“反事实”分析框架下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减量的影响,并进一步从消费升级视角探究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减量,反事实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的农户假如未使用互联网,其生活垃圾产生量将显著增加。（2）消费升级是互联网使用作用于生活垃圾减量的主要传导机制。其中,互联网购物带来的消费数量提升会增加生活垃圾产生量,但是消费结构优化又进一步抑制生活垃圾产生量。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对男性、老龄人群、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影响效果更为显著。提出为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各级政府应积极采取夯实互联网基础设施、倡导理性消费、加快生产和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等措施,促进农村生活垃圾减量,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效率。     

代际共居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

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将老年人个体经济行为嵌入家庭代际关系中,构建一个“代际共居—家庭代际关系—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机制,并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运用IV Probit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代际共居能显著提高老年人劳动供给;代际共居的不同细分维度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效应值存在差异,其中与经济不独立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效应值最大;家庭代际关系在代际共居与老年人劳动供给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其中代际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促进效应”,代际照料支持对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挤出效应”。     

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 ——基于CFPS的微观数据

进入乡村振兴阶段,中国的反贫工作的重点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而农村老年人口将是相对贫困治理中重点关注的群体.构建经济、健康、生活条件、精神4个维度及11个指标的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体系,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A-F法对农村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进行测度,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探讨主要针对子女的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经济是农村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最主要的贡献维度,健康、生活条件、精神均是农村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贡献维度;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年人口精神相对贫困及多维相对贫困均在1％的水平上负向显著影响,即代际关系质量越好,其对农村老年人口精神相对贫困及多维相对贫困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     

数字融入与代际团结——老年人网络使用对亲子关系的影响研究

随着社会生活的数字化和人口发展的老龄化,老年人数字化生活状况不断受到关注。数字鸿沟不仅可能影响老年人权利的实现,加剧他们所受到的社会排斥,更可能影响代际团结。因此,老年人的数字生活融入问题值得深入考察。文章运用代际团结与冲突理论,基于CFPS2020年调查数据,探讨了老年人的网络使用和网络依赖对亲子关系的影响及内在原因。研究发现,老年人工作和社会交往的网络依赖程度与亲子关系具有正向的关联,而老年人的商业行为网络依赖程度则会对亲子关系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的序列中介作用

以654名流动老年人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探讨不同的代际支持水平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的序列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代际支持、生活满意度、自我效能、心理弹性四因素之间两两显著相关。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弹性在代际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均有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198和0.078,且两者在代际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具有序列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107。结果提示,代际支持通过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效应,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     

子女代际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参与新农保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老龄化背景下,子女经济支持与新农保在农村养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旨在分析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对老年父母参与新农保的影响。主要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CHARLS）,利用spss的交叉列联表相关检验功能检验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与农村老年父母参与新农保的相关关系。发现有无子女的经济支持以及经济支持的水平与父母是否参与新农保是显著相关的。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与参与新农保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农村子女对父母的代际经济支持都会不同程度地“挤出”或“挤入”父母参与新农保。在鼓励参与新农保、提高待遇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家庭子女赡养的“反馈模式”,促进二者相互融合。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和互联网使用日益普遍化,研究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的健康成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议题。基于2022年农村中老年人数字素养专项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农村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同时,互联网使用通过影响健康行为、与子女关系融洽程度以及社会地位评价等渠道影响农村中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通过提高社交活动概率、社交活动数量、可支配收入、与子女联系频率与频次以及社会地位评价等渠道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此外,互联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研究结论表明,要不断加强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农村中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相关培训,建立和完善农村地区互联网使用“精准帮扶”政策,进而稳步提高农村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的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其经济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该结果通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年龄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全年龄段老年人经济参与均有抑制作用,仅对低龄老年人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有促进作用;性别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使用对男性政治参与的正向影响高于女性,对女性志愿参与的正向影响和经济参与的负向影响高于男性;地区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的正向影响呈现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递减趋势,对经济参与的负向影响呈现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递增趋势。调节效应分析表明退休后的高收入水平会强化互联网使用对经济参与的负向影响。中介效应表明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社会网络和文化资本影响城市老年人政治参与,通过信息渠道和社会网络影响其志愿参与。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厘清互联网对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实际影响,提高积极老龄化政策实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