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增产与农业碳排放强度降低——基于中国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基于1998—2019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结合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非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用机械使用强度在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据此,提出因地制宜发展以突出区域特色,优化要素结构以推进绿色生产,推动农机换代以转换新旧动能等对策,以推进农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农业生态效率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评判指标,是我国当前农业发展关注的重点.文章运用DEA-Malmquist和随机效应Tobit回归等模型和方法,分析2010-2018年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总体未达到有效状态,生态效率相对较低的地区主要集中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粮食主产区政策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及分解方法分别考察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及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农户收入不平等差异的来源。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政策加剧了农户收入不平等,且使得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户收入不平等差距扩大;尽管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户收入不平等差异受健康状况、金融认知水平、人情礼收入等因素有关,但主要与系数效应有关。进一步分析发现,粮食主产区政策加剧了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不平等,但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具有削减功能;土地规模差异会强化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而社会公平、自由经济环境则会缓解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粮食主产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路径分析——以皖西皖北粮食主产区为例

我国粮食主产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不能将粮食种植调整为经济效益更高的非粮作物种植,更不能将耕地转化为工商用地去发展第二、三产业。所以粮食主产区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旋空间较小,必须另辟蹊径。那就是各级政府必须以粮食生产为中心,加大对种粮户和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力度,提高粮食销售价格,强化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能力,矫正粮食主产区三产融合政策上的偏误。     

公平和效率双重视角下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研究

本文以粮食总产量占我国70%以上的13个粮食主产区为研究对象,在测度2002—2020年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碳排放量、碳汇量、净碳汇量的基础上,构建农业碳排放公平与效率评价模型,综合考察了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的公平与效率情况,并基于改进的Kaya恒等式,利用LMDI模型测度了影响农业碳排放公平与效率的驱动因素及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平与效率协调视域下农业碳减排路径：制定公平有效的碳排放责任分摊机制,积极推进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采取因地制宜的农业碳减排政策,加大农业科技水平创新及推广力度。     

我国粮食主产区发展农业产业化问题的探讨

实现农业产业化是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是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的必由之路。我国小农经济生产方式难以适应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粮食主产区农副产品流通受阻 ,农民收益没有保障 ;农业比较效益低 ,高产穷县问题严重 ;农业生产、加工、销售脱节 ,利益流失严重 ;农业经营分散 ,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快。这些原因都要求发展农业产业化。当前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科技进步水平、各级干部和群众对农业产业化的认识程度、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组织规模和带动能力、相关的法制建设不健全等因素制约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对策 ,促进粮食主产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增产是否增收? ———基于粮食主产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增产"和"增收"是粮食主产区设立的两大重要目标。既有研究普遍强调粮食主产区设立对于粮食增产的贡献,然而,在实现增产的同时,农民收入是否提高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将2004年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设立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1997-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但对工资性收入具有削减效应。具体而言,与非粮食主产区省份相比,粮食主产区的设立使得13个粮食主产区省份的家庭经营性收入相对增加了455.852元/人,工资性收入相对减少了532.567元/人;粮食主产区设立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路径依赖于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张。整体而言,粮食主产区设立通过改变农民在务工与务农之间的资源分配模式,实现了农民总收入的动态平衡。本文认为,在继续推进粮食主产区政策兜底农业生产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强化扶持农村劳动力多元化就业等政策,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打好巩固"增产增收"的政策组合拳,实现农民总收入稳步提高。     

粮食生产对粮食主产区的影响及其 进一步发展的对策

对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现状与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分析了粮食生产在价格、贸易等方面给粮食主产区带来的不利影响,提出了进一步促进粮食生产发展的有关对策。     

结构调整与区域比较优势对我国粮食 主产区农业增长的影响

文章采用西方区域经济研究中应用广泛的位移-份额分析法,探讨了我国粮食主产区、主产省在1992～1995、1996～1999和2000～2002三个不同时期的农业结构变动和区位优势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主产省的总位移特征总是与其差异位移保持高度一致,而反映农业产业结构效应的均衡位移则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是推动粮食主产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但农业结构调整优化与区位优势的充分发挥配套将更好地促进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农业增长保持或超过全国农业平均增长水平,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困境与突破:构建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现代化的长效机制

粮食主产区农业现代化道路面临二元结构矛盾突出、收入差距拉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自然资源约束日益加剧、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低和粮食生产能力差异明显等困境。我国粮食主产区要突破困境,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需要构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包括耕地保护机制、农业自然灾害防范机制、粮食产业化经营机制、农业支持保护机制、农民增收机制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等。     

广东农业碳排放:时空比较及驱动因素实证分析

根据农地利用、水稻生长和动物养殖3大类13小类碳源,测算广东1992—2013年农业碳排放,发现1992年以来广东农业碳排放总量及强度总体上均呈下降态势,其中:农地利用碳排放持续上升,水稻生长碳排放持续下降,动物养殖碳排放年际间变化不大。进一步运用LMDI模型对广东农业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广东农业碳排放主要驱动因素是农业经济发展,其次是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碳减排效应明显,自2009年以来农业产业结构碳减排效应逐渐凸显,农业人口规模对农业碳排放累计产生负影响。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评估

利用中国2004—2018年25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减污降碳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大气污染物浓度,表现出明显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污染产业转移实现污染减排;异质性分析发现,...     

中国农业贸易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通过构建环境投入产出模型,采用WIOD数据计算1995—2011年中国农业贸易净出口隐含碳与碳减排指数,考察中国农业贸易的碳减排效应,并基于贸易逆差的视角分析未来农业贸易的碳减排趋势。研究表明：中国农业贸易从隐含碳净出口地位转向净进口地位,表明农业贸易有利于降低国内碳排放水平;与不存在贸易往来相比,中国在1995—2011年通过开展农业贸易可以降低农业29.14%的CO₂排放量,但减排效应呈现减弱趋势;中国农业贸易未来仍将存在碳减排效应,且减排作用也将保持在较高水平,有利于缓解工业贸易增长带来的污染加剧问题。     

地理分区视角下的农业碳效应驱动机理研究

在科学评估我国七大区域农业碳效应的同时对其碳排放的公平性与否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运用LMDI模型剖析了各地区农业碳效应的驱动机理.研究表明:①七大区域均表现出了农业净碳汇特征,其中以华东地区净碳汇量最大,西北地区最少;所有区域相比2000年均有较大幅度提升且以东北地区增幅最大,西南地区增幅最小.②东北地区农业碳排放生态承载能力居于全国第一位,高达1.680,而华南地区农业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最高,为1.241;各区域所呈现的演变轨迹集中表现为波动上升、波动下降、先升后降、轻微下降等几类形态;根据各自农业碳排放生态承载能力与经济贡献能力的数值差异可将七大区域划分为“高-高”“高-低”“低-高”“低-低”等四种类型.③经济因素、效率因素以及劳动力因素在影响农业净碳汇量变化方面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且经济因素为驱动因素,效率因素、劳动力因素为抑制因素;而结构因素具有两面性特征且作用力度较小.     

粮食主产区农户粮食生产投入决策行为分析

粮食主产区是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农业经济区域。主产区农户从事粮食生产投入的决策行为，实质是在农户自身决策环境下，在对预期收益和风险的综合衡量基础上追求投入回报最大化的过程。一方面，农户在决定生产要素投入方向及结构时，要综合评价粮食产业和其他农业及非农产业的收益和风险；另一方面，由于粮食生产对农户来讲具有满足自身消费保障和获得经济收入的双重作用。因此，农户在进行粮食投入决策时是分类考虑的，对于消费保障功能的粮食生产和经济收益功能的粮食生产，农户分别进行不同的收益和风险评估决策。     

两大政策破解“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我国长期推行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城乡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过度提取农村发展资源的结果.治理"三农"问题,必须实施以加快城市化为主的空间政策,推动人口从山区向平原、农村向城市、内地向沿海集中,实现人口与国土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竞争力;实施以加快产业化为主的产业政策,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并为农村人口实现空间迁徙奠定物质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文明的构建

为了深入认识安徽省农业碳排放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为区域低碳农业发展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采用Tapio与LMDI模型对安徽省农业碳排放的脱钩效应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998—2014年安徽省农业碳排放总量呈波动上升趋势,具体表现为“快速增长-持续〖JP2〗下降-缓慢上升”三阶段特征;研究期内农业碳排放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脱钩关系以弱脱钩和强脱钩为主,说明安徽省农业低碳减排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效率因素、劳动力因素和结构因素均对农业碳排放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它们在研究期内的累计减排贡献量分别为896.51万t,341.62万t和253.67万t,〖JP〗而农业经济发展则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其引发的累计碳排放增量高达1552.29万t。     

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兼议数字乡村发展的门槛效应

基于1999—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普通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与数字乡村发展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相较于东部地区、粮食主产区以及贸易顺差区间,这种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非粮食主产区以及贸易逆差区间更为显著; （2）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下,农产品贸易对本地区和“毗邻地区”农业碳排放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相较于农产品出口贸易,农产品进口贸易抑制农业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显著;（3）农产品贸易影响农业碳排放的过程中存在数字乡村发展双重门槛,即随着跨越数字乡村发展两道“门槛”,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呈现出边际递增的特征。由此,提出推动农产品贸易深度开放、构建农产品贸易交流协调机制以及增强数字乡村建设力度等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冲击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

基于农产品价格超调假说,考察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影响机理及效应。理论上,货币政策冲击影响了农产品的投机性需求,导致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大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得到的实证结果,支持了理论分析的基本观点：短期内,货币政策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主要是经由需求渠道而非供给渠道,在货币冲击下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幅度较大,并且波动的峰值超过了其新的均衡水平,即存在“超调”现象;但是,长期内货币政策对价格的影响是中性的,农产品价格最终趋于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相同的均衡水平。货币政策应盯住农产品的长期价格水平,管控农产品的投机性需求,以平抑农产品价格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