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毚）廿祀卜辞与帝辛廿祀祀谱——甲骨复原法的应用与改进

甲骨复原法是根据一个以上的甲骨残片复原成整版甲骨的方法.董作宾先生在《殷历谱》一书中大量使用甲骨复原法编制祀谱、旬谱、夕谱,为殷历和周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结合上（毚）甲骨复原实例对殷历中的大小月和闰旬以及帝辛廿祀周祭祀谱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     

帝辛十祀征夷方甲骨复原及其意义

帝辛十祀征夷方卜辞数量多,内在联系性强,据此可以编制帝辛十祀征夷方日程表。由于利用董作宾先生首创的甲骨复原法,对帝辛十祀征夷方的材料重新搜集整理,因而获得征夷方卜辞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本文结合帝辛十祀征夷方甲骨复原的实例,阐述甲骨复原法的重要作用及其意义。     

"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

近年来出土的有关"五祀"祭祷的简文,证明古代贵族按照等级祭祷家居之神的说法是错误的,至少大夫以上的贵族应当恒祭"五祀",并无等级之别,郑玄关于前者为周礼、后者为商礼的经注并不可靠.楚地出土简牍资料也部分地支持了章太炎在<大夫五祀三祀辨>中提出的论点--<礼记·祭法>在"五祀"的基础上,吸收了楚地广为流行的"司命"和"厉"两种神祗,形成所谓"七祀".根据楚地出土简牍的相关记载,还可对"五祀"的名称和顺序在历史流变中产生的变异进行复原.     

乙辛时期周祭周期例证

祭、、、彤、翌五种祭祀接连不断地举行,构成了乙辛时期的周祭制度。关于这一制度的周期,一般都认为有两种:三六旬和三七旬。如果抛开武乙文丁等在周祭中的祀序这一有争议问题,而仅用名甲先王图示的话,可以说诸家对周期为三六旬的周祭中五种祭祀间的接续关系的意见,是一致的。岛邦男先生的表述可作代表。他说,乙辛时期周祭的“三十六旬周期是由行祭工典于翌祀的最终旬,行彤工典于祭祀的最终旬而行翌工典于彤祀终了的次旬而得来的。”,这可由下面六片相连的甲骨作例证。它们是:     

甲骨文“首祀”纪年考

殷商晚期文丁、帝乙、帝辛三世周祭甲骨用“祀”来纪年，但至今学界未明确释读出表示第一个祭祀周期的纪年形式，同时学界对甲骨文“口祀”的释读意见不一。论文以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为出发点，以陈寅恪、徐中舒、饶宗颐、邢福义、叶舒宪等先生提出的“多重证据法”为指引，结合文字学、历史学、语言学、方言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证据对以上两个问题展开系统性考察。论文认为：1)从文字学角度证实了古文字阶段“首”构件除了直接描绘其形外，其字形类型谱系还有两个系属，一是取意首部轮廓型“■”,一是凸显首部器官的特征型“眉—目—自—白—囟”。2)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了“口祀”类材料之语音系联、语境位置、意义特点和功能分类，阐明“口祀”是纪年性质的语言材料。3)从方言学、民族学和甲骨文内在的纪月特征阐释了华夏族“头月”“头年”的专名化倾向。4)从历法谱系角度考察了“口祀”纪年材料与“元祀”的相容性，结果显示二者自洽的可能性较大。5)学界认为“口”形可以表示“首”,这是可信的，以往释作“口(曰)祀”或“廿祀”的甲骨文即为表示第一个祭祀周期的纪年形式“首祀”,“口”形实为“首”之简体，属于轮廓型“首”构形。这无疑是将始于...     

宋人的正祀、淫祀观

宋代祠神信仰十分活跃,宋人对“正祀”与“淫祀”的认识亦更为复杂。“正祀”包括祀典与获得封赐的祠神,而朝廷、普通官员、士人主要从民众生命安全、地方治安、经济利益、伦理道德、貌像仪式不伦、神灵出身等方面来认定“淫祀”,尤其关注仪式行为的不合法。官员、士人在判定祠神信仰是否合法时虽然有朝廷制度与儒家经典两套标准,但起实际作用的多为前者。理学家运用理气、诚等概念重新阐释传统儒家经典,提出了十分严格的淫祀观念。在大部分宋人心中,正祀与淫祀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这与学界将正、淫祀对立二分的观点有很大不同。     

厉祀、殇祀与《国殇》《礼魂》的祭义

周有七祀制度，王祀泰厉、诸侯祀公厉、大夫祀族厉，以厉祀祭祀无后者。殇祀则祭祀二十岁以下的殇者，使其附先祖从食。二者皆以祭祀的方式，使其魂有所归而不为祟。兵死者不入兆域，通过集体安葬而享受祭祀。楚有厉神，又有武夷掌兵死者，皆使兵死者享受祭祀而有所归。由厉祀、殇祀制度观察，《国殇》当为楚国为兵死者举行的公祀仪式，以安其魂。按照楚汉的魂魄观念，神灵魂魄合一，常人则魂飞魄散，故《礼魂》当为安魂曲，用于人鬼之祀，其当为《国殇》的附歌，而非送神曲。     

黄组周祭分属三王的再论证

殷墟甲骨文中的“黄组卜辞”应属哪个王世 ,学界有多种论点。从黄组周祭卜辞和晚商青铜器铭文中的康丁及其配偶对武丁、文丁、帝乙的称呼 ,从以王二祀、王六祀、王二十祀的周祭记录复原的周祭祀谱看 ,都证明黄组周祭应分属于文丁、帝乙、帝辛三王     

淫祀之禁与汉代地方社会

汉代淫祀之风盛行,对汉代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礼仪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一些有识的政治家和地方官吏竭力主张禁绝淫祀.淫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产生和沿袭有其自身规律,加之其与地方社会有着利益上的纠缠及难以逾越的时代藩篱等因素造成两汉淫祀屡禁不绝.     

略论宋代淫祀政策

淫祀是指对不在国家规定祀典中及不在国家权力控制范围内的神灵之祭祀。宋代基层社会淫祀十分流行,并具有对地方进行控制的黑社会性质,部分淫祀甚至迫使地方官员对之屈服,有与国家政权争夺地方控制之性质。对于淫祀,宋代政府一方面加大了打击力度,同时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合法化措施,承认淫祀的地位。     

明代文官恤典中的祠祀

明代文官恤典祠祀是根据已故文官的功业、品德等因素,由国家主导的建祠奉祀活动。国家以此方式褒奖已故官员,激励在任官员,也希望通过壮丽的祠宇和定期的祭祀活动向更多的民众传达国家赏功酬劳之意,宣扬忠义价值。虽然民间对于这类祠祀有不同于官方的诉求,一些祠宇在缺乏官方力量支持后迅速走向衰落甚至荒废,但是官民并未停止申请恤典祠祀,祠祀所构建的荣誉体系、教化功能仍得到民间的认同。     

民间祠祀与李靖神化

唐代开国名将李靖因其丰功伟绩而为后继历朝列于国家祀典。然而,对李靖神化具有主导因素的却是民间广修祠庙并不断附之以异说。这种民间的祠祀加速了历史人物李靖向神祗的转化。     

光绪间关于王夫之从祀文庙的争论

光绪间关于王夫之从祀文庙的争论陈勇勤文庙即孔子庙，是为推崇孔子、表彰儒学而建造，并列入国祀典的礼制庙宇。封建王朝把文庙作为显示国家崇儒重道的象征，依照定制，庙内既奉孔子，又配享先圣及祀先贤、先儒。文庙从祀的先贤、先儒，不论京师国子监还是省、府、州、县...     

论明朝皇帝"祀天"态度的演变

"祀天"是历代"大典",皇帝必须亲自出席,以表示作为"天子"地位的合法性。明朝从太祖至孝宗,都亲祀天地,缺席祀典从武宗晚年开始。嘉靖十九年,祀天由勋臣代行,此后成为惯例。神宗在位的四十八年,仅祀天两次。从"祀天"的态度,可以看出明朝皇帝从亲政到疏懒的变化,但反映的却是整个社会对传统礼教的蔑视,是明朝中后期上下互动的"自由之风"在上层的表现。     

由圣到医:元代医祀三皇考

元代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尤其是蒙古人的重医传统和医者的行业习俗,促成元时三皇神格由上古圣王到医药之祖的转变。围绕着由谁主祀三皇的问题,元代的儒、医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为推进医祀三皇的现实化进程,时人从政治、文化和医统上论证了医祀三皇的合法性。元代医祀三皇不仅开创了王朝尊三皇为医药之祖而加以祭祀的先河,而且塑造了民众的心理和行为并演化出相应的民间习俗。     

释“■”

甲骨中关于祀■的卜辞出现不少。例如: “庚戌卜、■” (《龟甲兽骨文字》一·一八·三)     

东汉碑刻所见地方官员的祠祀活动

汉碑记载的地方官吏祠祀对象包括山川自然神灵、本地先贤以及新生之神灵等。这些祭祀活动通常由地方吏民提出申请,中央太常等相关机构批准,地方政府和大姓负责具体实施。地方官吏祠祀活动是其在新莽以至东汉时代旧有祭祀系统紊乱的背景下所施行循政的手段之一;汉末巫风盛行亦是重要的推动因素。这类祠祀活动反映出地方长吏权力日增、地方宗族势力开始向精神信仰领域伸张、中央对地方控制渐趋削弱的东汉地方社会政治生态。     

贞旬卜辞与殷王朝的年代

贞旬卜辞在甲骨卜辞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类卜辞,数量众多.传世文献中有关殷王朝年代的记载现在看来是不可靠的,应该通过统计与研究甲骨文贞旬卜辞的数目,求得甲骨文的总年数,由此得出殷王朝总年的下限.笔者的研究结果证明,最早的有关记载殷王朝年代的历史文献是有很大问题的,而甲骨卜辞才是可信的研究殷代史的第一手史料.     

宋真宗“东封西祀”略论

北宋真宗时掀起的一场长达十余年的“东封西祀”运动,并非仅仅是以往史论所言对“澶渊之盟”的涤耻洗辱事件。该运动的目的,不仅在于以盛大规模的封祀礼仪来证明赵宋皇权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而且也是礼治社会整合和调适统治阶级政治秩序、强化意识形态和构建精神信仰的一场思想运动。     

唐睿宗亲祀南、北郊背景探析

公元712年,唐睿宗在一年之内亲祀南、北郊,这种行为在整个唐代仅此一例。其中,与亲祀南郊同月进行的还有亲祭太庙、亲耕籍田,这与贞观三年、永徽三年祭太庙—祀南郊—耕籍田的亲祭模式一致,折射出睿宗意图将本朝与武周至中宗这一时段划分开来,恢复贞观、永徽故事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在睿宗登基后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改革中亦有体现,虽然在他执政中后期出现了恢复二陵名号、加则天谥为帝的事件,但这并未改变“走出后武则天时代”的历史趋势。亲祀北郊的背景在于,为患多年的东突厥于此时向唐朝请求和亲,睿宗认为自己施行的保守对外政策已获成功,边境问题已经解决。改元“延和”则代表着他期盼在未来,唐朝与周边民族尤其是突厥的关系能够继续保持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