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删诗说辨正

<正>孔子删诗之说,一般认为始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司马迁的这段话叙述孔子对于《诗经》的整理,只说到“去其重”,并未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东汉,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伏羲画卦,书契后作。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篡书删诗,缀礼正乐。”与他同时的王充也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论衡·正说篇》)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     

孔子删《诗》管见

孔子删《诗》之说,起源于司马子长。《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 对于孔子删《诗》之说,唐以前历代儒生都没有提出过相反的意见。唐人孔颖达在对“书传所引之诗”进行反复考证后,首先对“古者,<诗>三千余篇”提出了异议,实际上是对孔子删《诗》之说持否定态度。宋以后,对孔子删《诗》之说进行考证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朱熹认为,孔子只对《诗》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刊定,而不曾删《诗》。叶水心非常同意这个意见,他说:“<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但当时持相反意见的也大有人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就不同意孔颖达的意见。他说:“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余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雍也说:“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现代学者     

“孔子删诗说”辨正

自司马迁断言孔子删诗以来，“删”与“未删”之辩，纠葛千年，迄无定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深感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司马迁谓孔子删诗，言之凿凿，确为不刊之论。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予以申论。一、关于“淫诗”和“逸诗”的考辩凡主孔子未曾删诗者，大都举出今本《诗经》有“淫诗”存在，以此为据，力主孔子未曾删诗；既然孔子主张“放郑声”，何以《郑风》多至21篇，且有多数“淫诗”保留？问题在于对“淫诗”的理解上。今以《郑风·溱洧》篇为例：《诗序》说：“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毛诗正义》：“郑国…     

“孔子删诗”公案发生考

司马迁首倡“删诗”说。从孔子所言“正乐”,到司马迁所谓“去其重”,再到王充、项岱的“删诗”,其内涵不断变化。孔颖达仍持“删诗”说,齐威最有可能提出反命题。《毛诗正义》从《诗经》的编订,从“逸诗”等角度来考察孔子与《诗经》成书的关系,这些都指向孔子“删诗”的反命题。而自六朝以来追求学术创新的思想,古文学派客观求是的精神,孔子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正义》体例的隐蔽性,则是反命题产生的基本条件。反命题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价值。     

《易经》卦爻辞的诗性阐释──中国古代诗歌之起源

我国最早诗歌总集是《诗经》，这个名称是汉代定下来的．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用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远古、上古流传下来的诗歌，我们且认“三千”之数，那么被孔于（或周代其他乐官）删掉的其他二千七百首．是否还有迹可寻呢？现存“《诗》三百”，主要是西周时代的诗，有少量商代之诗（《商颂》是宋国人正考父依据商代的祭祀乐歌改写的），那么殷商以远至契、后稷时代的诗又何在呢…     

孔子删《诗》诸说的辨证与阐释

孔子删《诗》说源于《史记·孔子世家》 ,历经数百年后至唐代孔颖达提出质疑 ,孔认为孔子无删《诗》事 ,嗣后两说并立纷争了一千多年。在 2 0世纪的百年中 ,两说衍化成四派 :即删《诗》说、未删《诗》说、修订刊定说及不置可否说。在经过对孔子删《诗》说自原创至今的两千多年的源流衍变进行学理性追问之后 ,我们认为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做确证前 ,应该诸说并存 ,而原创的删《诗》说仍占主流话语地位     

论汉赋的结构

赋的“讽谏”说汉代人从一开始就把赋和讽谏相连，赋应当具有讽谏功能是最流行的看法。在迄今为止最早评论汉赋的文字中，司马迁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史记·司马相如传》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雅何异。”即把赋的价值与讽谏等同起来。后来汉宣帝的观点也与此相差无几：“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这种把赋与讽谏相连的理论根基是建立在《诗》学的基础之上，当时对于《诗经》的批评，其极端的例子是树诗》当谏书使用，所谓“以三百五篇当谏书”①。由于把《诗》当做经，所以…     

司马迁《诗》学体系试析

司马迁的《诗》学观大致基于汉儒“诗言志”说,但又融汇了自己的身世遭遇。他的《诗》史观,主要坚持“孔子删诗说,”但亦不完全否认流行于先秦的“献诗说”。在对《诗》的使用方面,主要承绪先秦“赋诗言志”和“诗载史”传统,又颇多形式创新。     

孔子司马迁治史态度比较

<正>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史家之一。关于他著《春秋》之事,屡见于先秦、两汉人的记载。他的治史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史家,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个,然而他们毕竟有所差异,今试作比较如下: 一,直。孔子主张“秉笔直书”,他赞美“书法不隐”的董狐,许以为“古之良史”(《左传·宣公二年》)。他的《春秋》也由此而使“乱臣贼子惧”。这一点与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直录”(《汉书·司马迁传》)笔法是一致的。但孔子又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治史风格,以     

孔子删诗说

司马迁的孔子删诗之说,自唐代孔颖达开始怀疑之后,日趋否定,如郑樵、朱熹、赵翼、崔述、魏源等,皆否认孔子删诗之说。当代研究《诗经》者,几乎都认为孔子没有删诗,否定孔子删诗之说似成公论。依据有三:一是根据《左传》季札到鲁国观乐时孔子才八岁,而季札听到的诗歌分类及先后顺序,和今本《诗经》基本相同,以此论定孔子不曾删诗。二是根据《论语》,孔子自己说过《诗三百》,因而认为在孔子之前已有定型的《诗三百》。三是根据逸诗少。我们认为《左传》的记载不可信,《论语》中有删诗之证,逸诗少符合规律,《诗三百》成书于孔子四十六岁之后。     

赋体源流辨

“赋者,古诗之流也。”自班固首创这种赋体源流说以来,历代辞赋评论家大多沿袭班固的说法。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自诗出,分歧异派”,把赋看作“六义附庸”。宋人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清人程廷祚也说:“赋与骚虽异体,而皆原于诗。”直至晚近,仍有些论著坚持这种说法。如有个辞赋的选注本说:“《诗·大序》说《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赋即其中之一。到了后来,它成为一种独     

孔子删修《周易》试探

《周易》是否经过孔子删修?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国学术界有所争论。我认为今本《周易》是经过孔子删修的,这与《周易》的哲学思想当有关系。现把我试探所得的提出请同志们指教。一怎见得《周易》经过孔子的删修孔子年老回鲁后,要在文化上做些工作,就是司马迁说的“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下引迁说同),那是要把《诗》、《书》、《礼》、《乐》、《易》、《春秋》凑成六部书,孔子认为是行王道的六件法宝。《诗》、《书》都经过他删定,《礼》、《乐》经过他厘定,《春秋》是拿《鲁春秋》另行改造,这五件他都     

走出孔门独树一帜的墨翟——关于墨翟的从新探索

孔丘所创立的儒家和墨翟所创立的墨家在中国古代的一个时期,曾并列为显学。孔丘的生卒年代颇为明确,这是众所周知的。关于墨翟的年代则众说纷纭,尚无定论。西汉司马迁对此作疑似之辞,引用了两种说法:“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班固《汉书·艺文志》列举《墨子》七十一篇,原注:“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但未举佐证。唐司马贞作《史记索隐》,认为根据刘向的《别     

孔子的思想特点浅析

孔子的言论大部分载入《论语》和《礼记》里。他在整理周以来的《诗》、《书》、《易》、《礼》、《乐》、《春秋》著作中,总结了古代历史并继承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而且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第一,关于“自然观”。孔子对殷周以来的鬼神迷信取存疑的态度。他的主张是“以孝治人,以人道治人”。认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不讲神怪,“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篇》)孔子的这一思想精髓,直接注入汉民族文化传统。中国儒家从孔子开始重人     

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六艺”出自巫史考——兼论孔子与《六经》之关系

《诗》、《书》、《礼》、《乐》、《易》、《春秋》原称“六艺”,在孔子之前和孔子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不称作《六经》,直到《庄子·天下篇》出来后,才将“六艺”称作《六经》。孔子创立儒学、兴办私学,以“六艺”教人,这个“六艺”不是指《周礼》中的礼、乐、射、御、书、数,而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直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仍然称这六部典籍为“六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自人之学习言之,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谓之《六经》。本文所论之“六艺”或《六经》者,均指以上的六部典籍。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建立、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孔子对于这六部典籍的编纂、诠解、传授是分不开的。     

也谈《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问题——兼与谢炳军博士商榷

谢炳军以"王官删诗"否认"孔子删诗",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是《诗》之"逸诗"为由否认《周公之琴舞》可作"孔子删诗"说的证据,这两个否认理由都不充分。王官删诗与孔子删诗时代不同,编辑思想不同,各有其政治、历史、文献背景,各有其用,二者并不矛盾。对出土文献中"逸诗"或《诗》本的发掘是解决孔子删诗是否将《诗》由"三千"删至"三百"的有效途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被认为是《诗》之"逸诗"是有道理的,它具备为孔子删取的可能性。     

释《论语·子路》“鲁卫之政兄弟也”

《汉书·儒林传》说司马迁曾经向孔安国“问故”,可见司马迁原来是孔安国的弟子。孔安国做过《论语》的训说(见何晏《论语集解序》),因而司马迁对于孔安国《论语》的训说,照理未尝没有所闻。至今看来,司马迁所有叙述到《论语》的地方,就很可珍贵,可供采取的胜义确实有的。兹举一例如下: 《论语·子路》说: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单从《论语》的简单字面上,我们完全看不出孔子当时在怎样的情况下讲这话的。读了《史记·孔子世家》,才明白孔子说这话是在卫国的时候。《世家》说:     

司马相如对辞赋创作的贡献

“两司马”是人们对西汉文坛翘楚司马相如和司马迁的并称。自汉代班固论武帝得人,举凡“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以来,历代论者即多以二人相提并论。如《北史·文苑序》谓汉自孝武之后,“扬葩振藻者如林,     

《诗经》的社会交流功能和符号学——兼论赋诗言志风气形成的原因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著名的诗歌总集,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之一。但《诗经》除了具有不朽的文学价值外,它在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时期还有其实用的价值与功能.作为教育手段来说,它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作为社会交际手段来说,它是贵族阶级、士大夫特别是外交官员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结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