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印太”愿景的演变、特点及制约因素

印度对“印太”概念的讨论和实践经历了初步接受、积极融入、回调构建和主动塑造等四个阶段的变化,以发展更贴合印度利益的“印太”愿景。当前莫迪政府对外政策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印度已成为世界大国,外交重点是与其他大国之间外交互动以及保持大国竞争的平衡等三个方面,其外交实践具备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强印美战略合作、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化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等四个主要特点。莫迪政府在发展和实践“印太”愿景方面的举措颇多并取得一定成果,不过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仍受到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国内因素方面,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制约印度改善国内投资和经商环境;印度自身实力不足,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却呈现萎缩态势,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参与“印太”地缘合作的成效。国际因素方面,拜登政府持续的“美国优先”实践和“印太”复杂地缘政治态势限制了印度的策略选择,使得印度在总体战略向美国靠拢的情况下,与美国的关系发展仍然存在竞争与合作的两面性。当前印度是区域内主要国家中唯一同时参与多个有竞争关系的重要多边平台,中印之间发展理性务实合作将帮助域内国家在塑造地区秩序的进程中形成更大的合力。     

对冲与制衡:日本“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制约因素

日本“印太战略”是依据日本在当前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地缘政治现实制定的,目的是对冲和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的扩展,以维护当前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进而实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印太战略”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主要依托“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以构建地区同盟架构的方式,逐步实现日本的地缘战略。这既是当前东亚地缘政治的现实,也是日本作为海洋型国家的战略选择。但是,由于合作国家的战略偏好和地缘利益的差异以及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功实施,特别是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从不同的层面制约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日本“印太战略”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针对性措施,对中国地区利益的影响较为广泛,中国应从战略上予以重视。     

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数字合作的诉求与矛盾

《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提出要构建开放、互联、繁荣、健强和安全的印太,其中数字合作成为新版印太战略报告的亮点,印度作为印太战略的支点国家和重要抓手成为美国优先合作的对象。由于美国与印度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美印两国在数据本地化、数字发展自主权和网络安全及治理等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美国团结印度提升自身印太地区数字发展影响力的尝试也没有得到印度的积极响应。美印数字合作的本质仍是相互利用,加之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存在不确定性,美印数字合作的未来可能矛盾重重。鉴于此,中国应认识到美印在合作目标和利益上的分歧,抓住美印数字合作的矛盾,扩大中印数字合作的战略空间,在数字人才培养、数字投资和发展中国家数字发展等议题上与印度积极开展对话与合作,推动两国乃至整个地区数字合作朝着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更好推动构建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     

印度和法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动向、动因与前景分析

2018年以来,印度和法国战略伙伴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两国延续并深化了在军事、经贸等领域上的长期合作,而且双边战略合作进一步扩展到太空、新能源、反恐、网络安全、印度洋区域治理等新领域。法国为了推进“印太战略”和维护海外领土的安全需要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印度则希望通过加强与法国的合作保障自己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利益并加强自身与欧盟的关系。此外,印度和法国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国崛起、国际秩序格局的深刻变化等问题上有着相同的战略认知。因此,印法双边关系的深化符合两国的战略利益,这也为未来两国继续深化双边甚至多边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是印度和法国在战略重心、对华战略认知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印度当前的外交战略与军事战略将对印法双边关系的深化形成一定的制约。     

印度崛起视角下的“东向政策”:意图与实践——兼论印度“东向政策”中的中国因素

21世纪以来,随着印度的崛起,其“东向政策”发展到了新的阶段,首要意图已经从谋求经济利益转变为战略利益空间的扩展,经济利益与安全因素仍然是“东向政策”新阶段的重要意图.印度崛起背景下,“东向政策”在地理范围上不断扩展,合作领域也在不断深化.印度实施“东向政策”有制衡中国的考虑,但是“东向政策”在战略上更多的是对中国的“软制衡”而不是遏制中国发展.印度“东向政策”对中国的软制衡,也取决于中国怎样应对“东向政策”,中印可以通过“安全互构”的方式建立战略互信,中印应理性看待对方战略利益的扩展.     

“印太”视域下的日法海洋安全合作及其对华影响

近年来,日本与法国在双方“印太战略（构想）”的相互交汇与影响下,陆续开展了涵盖机制建设、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及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海洋安全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日法两国能够在印太地区开展海洋安全合作,除了受到“印太”地缘结构变化及美国“印太战略”等外部条件影响外,也与双方巩固本国既得海洋利益、维护西方自由国际秩序和稳定的双边关系等内在基础密切相关。在当前美日等国不断扩大海洋安全合作联盟的背景下,日法海洋安全合作无疑会对中国的海洋安全及权益带来一系列影响。然而,由于法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多元化的外交传统、日法在遏制中国和对俄问题上存有分歧,以及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也将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这都不可避免地制约着双方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印太”视域下的日法海洋安全合作刍议

在中美博弈趋于常态化、乌克兰危机延宕不休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加速推进本国“印太战略”的同时，力图融合美国的欧亚两大同盟体系，推动欧洲与“印太”两大地缘板块的联动，以在“印太”地区构建全方位遏华机制。在此背景下，日法作为美国这两大同盟体系的代表性盟国，双边关系不断强化，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日法将海洋安全合作作为协同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路径与依托，两国在海洋安全机制构建与对接、印太合作项目的制定与实施、印太海上共同训练与军演等方面的合作均取得了明显进展。日法深化合作折射了两国多重战略考量：彼此拥有的印太地缘优势是促使日法合作的现实基础；在印太各次区域安全机制方面互相“准入”、通过海洋安全合作为彼此“印太战略”提供支撑是日法合作的战略动因；应对中国海上力量崛起、维护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印太地区秩序则为两国合作的长远目标。尽管面临一些制约因素，日法海洋安全合作仍将对亚太乃至印太安全局势产生不可忽视的外溢影响，中国需对此给予应有的重视。     

“印太战略”与“东向行动政策”的相遇：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刍议

近年来,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日趋频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日印除了海洋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海上军演、海洋装备与技术合作等具体领域的合作也在持续推进。美日印的接近有着多重战略考量:其一,美国需借助印度改良、强化亚太同盟体系,构筑"美日同盟+印度"的合作框架;其二,美日印意图借助海洋安全合作协同推进"印太战略",美日有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意愿,印度则有"东向"参与西、南太平洋事务的利益诉求,彼此需在地缘、安全机制方面互相"准入";其三,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最终目标在于迟滞中国海上力量崛起,构建美日印澳+伙伴国(QUAD+X)主导的印太海洋安全秩序。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已成为影响印太安全局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我国需给予高度重视。     

重复博弈、复合竞争与中印边界的互动态势

中印边界争端问题并非纯粹的领土主张,而是掺杂着多重现实性因素。重复博弈理论认为,边界争端因存在长期利益导向与“一报还一报”的理性报复策略,最终将走向一种可预期的稳定合作。重复博弈理论大致解释了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两国冲突烈度持续降低的基本逻辑。然而,近年来中印在边界区域的争端频率和烈度有所上升,尤其是2020年中印在加勒万河谷地带发生流血冲突后一段时间,双方保持着紧张对峙的态势。本文研究发现,中印受地位竞争、地缘空间竞争和与美国互动的复合竞争影响,导致印度产生本体性不安全。印度需要增加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的威慑力度,以消解其在边界对峙中的被动地位。     

“印太北约化”背景下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态势及印度的参与限度

拜登执政后美国更加重视打造“印太”多边联盟,倚重盟友的力量对中国实施遏制。美国一方面以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为依托,构建“印太版北约”,另一方面利用其在北约联盟中的特殊地位,推动北约国家追随其“印太战略”,不断介入“印太”事务。美国以两大联盟为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加速“印太北约化”。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层面不断增强对中国的压制态势,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作为四国合作机制中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的一方,印度对“印太战略”和四国合作的立场从“谨慎附和”转为“主动作为”。本文认为,基于外交传统、战略文化及国家实力等诸多因素,印度对四国合作的参与是有“限度”的。美日印澳四国合作不会发展成为北约一样的硬制衡联盟,印度在四国合作中对中国的制衡战略将以软制衡和有限硬制衡为主要手段。研判印度参与四国合作的限度,将有利于中国准确评估四国合作的影响,应对当前四国合作对中国形成的围堵和压制。     

一个“中等强国”的战略空间拓展——“印-太战略弧”视阈下的澳大利亚安全重构

澳大利亚在安全领域提出的"印-太战略弧"一词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呼应,透露出澳大利亚未来安全战略的视野指向。澳大利亚在参与"印-太战略弧"地区的国际博弈中,面临着在中美之间、既有强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太平洋次区域组织与泛太平洋组织之间的"选边困境",其战略空间也受到来自这三方面的共同挤压。澳大利亚未来安全战略空间的拓展总体表现出"三向性"特征,努力寻求安全战略转型中的战略增长点,为中国把握太平洋安全形势的发展方向、投放力量和谋篇布局提供了有益启示。     

“9·11”以来南海通道的安全形势及其影响

"9·11"以来南海通道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海上袭击比以往更有组织性和协调性,东南亚水域的海盗、有组织犯罪和潜在的海上恐怖主义三股势力存在着合流的可能,南海周边地区存在的武装分离主义运动与恐怖组织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美、日、印等区外大国纷纷藉此插足南海,东南亚国家在南海及其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合作方面对中国存在着矛盾的心理。     

中印关系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崛起中的亚洲大国,中印关系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印之间既有独立外交、发展要务、共同崛起、健康竞争、睦邻政策、亚洲大国、地区合作、全球协调等确定性的方面,它们是中印关系稳定和良性发展的基础和机遇。同时两国之间又存在信任赤字、边界问题、力量对比、美国因素、巴基斯坦、海上通道、核武因素、印度入常等不确定的领域,它们是中印关系不稳定和有可能朝不利方向发展的问题和挑战。     

东亚区域合作趋势研究

10+3,即东盟加中国、日本、韩国,是东亚地区最富活力和潜力的合作机制,集聚了东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力量。几年来,经过东亚国家的共同努力,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已经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展望未来,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建立东亚共同体将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     

论阿富汗重建与南亚地区的安全建构

历史上,阿富汗与南亚地区存在着密切的交往,前者成为影响南亚地区安全的关键因素.阿富汗重建以来,印巴两国在阿富汗影响力的扩展、反恐与民族和解,以及跨越阿富汗的地区合作等领域各有所长,并进行着激烈的博弈.阿富汗问题也因此与印巴冲突产生级联效应,对南亚地区的安全影响甚大.印巴两国在阿富汗“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印巴交往的文明化对于地区安全与合作、阿富汗重建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967～1991年印度对东盟政策的演变

东盟成立时印度对其反应冷漠。在最初几年里印度重视与东盟国家的双边关系,但对东盟这个地区组织重视不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东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印度开始重视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但是受美苏冷战以及印度与大国关系的制约,印度的东盟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研究冷战时期印度对东盟政策的演变,有助于我们理解目前的印度东盟关系。     

政经合一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

新世纪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有赖于平衡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两个方面。本文首先梳理了周边外交在整个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格局中的地位,进而分别以中国亚洲贸易格局调整与企业“走出去”战略为例,论述了贸易、投资如何与安全合作、地区合作相互促进,拓展了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建设快速增进了东南亚、中亚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关系,而投资贸易关系的深化又促进了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日渐均衡的相互依赖阶段。     

中印政治关系的内涵与特点

中印共同崛起构成了分析当今这个亚洲重要双边关系的重要背景。历史经验显示大国崛起既可能在高烈度冲突中完成,也同样可能以和平方式进行,而且后者对有关大国的利益更明显,这有助于正确理解中印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而中印双边政治关系的走向又是决定两国崛起之结果的关键因素。中印政治关系的本质是共存,共存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合作还是竞争甚至冲突,则取决于一些基本的条件与因素,而处理两国关系的要害是找到两国共存的合适方式。这是分析中印政治关系的切入点。     

21世纪初日本的对印度战略及其影响

进入21世纪后,日本开展"价值观外交",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更加重视发展与印度在政治、安全保障、经济合作等各领域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日本以经济合作促进其与印度的政治和安全保障合作的发展,增强了其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维护了海上通道的安全,使中国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日本在亚洲的战略态势显著改善。中日印三国要管控相互间的分歧,加强相互间的各种战略对话,增强战略互信与合作,进而形成互信基础上的协商合作机制。     

民进党当局的“台独外交”与东南亚

民进党当局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在东南亚重点推行“台独外交”。一些东南亚国家由于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考虑,采取的是一种在大陆和台湾之间搞平衡的实用主义政策,因而在台湾问题上不断突破对中国的承诺,使双边关系受到影响。东南亚国家应与中国联手遏制“台独”,这不仅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也符合东南亚各国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