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环境意识中日比较研究——基于中国北京和日本东京的抽样调查数据

本文根据2005年对东京市民、2009年对北京市民关于环境意识的抽样调查数据,对中日两国公众的环境意识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两国公众的环保行动更多集中于日常环保行为,公益环保活动参与积极性不高。相比之下,日本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中国公众保护环境、改善环境的意愿更为强烈。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加强环保宣传教育、完善环保法制建设、全社会共同参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进一步提升我国公众环境意识水平的有效途径。     

发展民间环保组织建立公众参与的环保机制

文章分析了政府包办的环保机制的缺陷,进而进出建立公众参与的环保机制及其关键环节。     

“不完全合作”：NGO联合行动策略——以“5·12”汶川地震NGO联合救灾为例

中国NGO的发展策略越来越引起广泛关注,本文以“5·12”汶川地震NGO联合救灾行动为例,着重探讨当前中国NGO联合行动的“不完全合作”问题。本文认为,不完全合作是NGO在面对内外部制度约束和组织限制条件下的主动策略性行动选择,具体策略机制表现为联合行动目标的自我约束、有限的组织参与和弹性的组织形式等三方面。NGO不完全合作策略的产生是由外部政治机会空间有限、组织关系网络的非正式性,以及组织合作意愿不完全等组织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形塑而成。本文还指出,在当前整体限制性的制度环境下,正是这种不完全合作策略使得NGO联合救灾在面对各种挑战的情况下成为可能,但也因为合作的不完全性,使得联合行动难以持续。NGO进一步的持续合作还需要新的组织模式。     

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模型构建与实践应用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政府需要将公众参与引入环境治理全过程。在提高公众参与广泛性的同时,政府也面临着如何优化和改进参与要素,进而提高环境政策的可接受性和环境治理的有效性问题。文章构建了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模型,并选取典型案例分析当前环境治理有效性的实现程度及限制因素,提出应从提高公众的参与积极性、提高参与主体的参与能力、强化参与反馈和参与回应、构建参与问责机制和奖惩机制以及健全参与保障等方面来提升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质量和效果。     

中国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初探

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滞后,迫切要求进行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要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社会协同＂为指导,通过加快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和方式的转型,增强政府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责任和能力,协调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各方力量,加强政法机关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努力完善社会管理的公共调控机制和社会协调机制,构建力量多元、合作互动、基础扎实、主动高效、利益一致的社会管理网络。     

NGO社会责任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NGO的社会责任是一个嵌入制度和社会环境的话题.讨论NGO的社会责任需要区分互益组织和公益组织,互益组织的责任首先是服务会员,公益组织实现组织章程所设定的目标就履行了相应的社会责任,因此NGO社会责任的讨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使NGO规范发展.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宽松和历史资源的匮乏,中国NGO承担社会责任的状况并不乐观.NGO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是实现制度创新,维护公民结社自由,并加强对NGO的监管.     

行政决策程序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是实现公民监督政府的宪法权利、促进政府由统治转变为治理的重要途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所在.近年来,随着行政公开化的推动,我国在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目前我国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还存在许多问题:参与的主体不明确、参与的决策动议权缺失、参与的范围不够明确、参与的方式较为单一、公众提出的意见得不到充分尊重等,表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亟待法治化.因此,要检视我国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得失,尽快构建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机制,这是我国当前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     

公共物品、责任归属与发展观反思--中国农村环境保护等公共问题与一个案例

生态环境不仅是区域性公共物品,而且逐渐演变成全球性公共物品。因此,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归属于公共部门。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GO),应是环境保护的主导者。而同样作为公共部门的非政府组织(NGO),应是环境保护的主要实践者。并且,GO和NGO的环保活动范围应伴随生态环境全球公共物品属性的增强,而扩大到全球领域。中国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主要根源于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上缺乏责任认同,而这又来源于发展观的两个迷信对经济增长的迷信,对市场配置资源能力的迷信。两大迷信带来了中国农村公共物品提供的明显不足。明确政府、非政府组织的责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需要各方付出切实行动。     

政党统合的力量:党、政治资本与草根NGO的发展:基于Z省H市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转型时期党对于草根NGO的独特影响机制。在整合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Z省H市两个草根环保NGO的多案例比较,本文发现党对于NGO的影响存在一条与政府不同的独特机制。与传统资源视角和合法性视角所认为的不同,本文认为,党在拓宽资源渠道、增强政治合法性方面对于NGO的影响与政府相比并不存在显著优势,然而唯独党可以通过统合手段,从制度层面给予NGO领导人以政治身份,从而增强其政治资本、扩展其社会网络,为NGO的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制度环境。这一点单一的政府部门难以企及。本文不仅深化了学术界对于国家-社会关系层面更加细致的理解,而且在更广泛层面暗示了与国家的紧密联系并不必然意味着NGO自主性的缺失。未来的研究应当将关注点放在这种关系对于公共治理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而非NGO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本身。     

NGO:环境保护运动中一支不可或缺的积极力量

NGO在西方环境保护运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环境保护运动中NGO是与政府、企业和公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NGO在中国环境保护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介绍中国的NGO环境保护组织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问题和对策

本文探讨了国内外关于社会管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的现状及意义,分析了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本思路与对策.本文认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政府的责任首要.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体现.     

社会组织发展三题

【核心提示】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积极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管理格局的建构过程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NGO)的二者的关系引人瞩目。事实上,基于社会组织的公益宗旨与政府的"执政为民"理念天然的藕合性,政府与NGO间以"合作与共融"来形容亦不为过。政府为NGO提供注册管理、购买服务方面的宏观支持,NGO则不断推进自身能力建设、探索适于群众利益诉求的运作模式,成为政府改善民生的支持力量。下面的几篇文章就展示了政府部门与NGO合作与共融的景致。     

从“欧典地板事件”看监督责任的缺位

由于监督责任的缺位,导致一家没有注册过的“欧典”企业竟然公开通过虚假宣传和欺诈行为严重损害公众利益“。欧典事件”说明,监督责任的缺位是导致企业违法和政府失职的主要原因,其最终结果是政府公信力的破坏和公众利益的损害。因此,进一步通过建立健全包括公民责任和政府责任这两大责任体系的监督责任制度以确保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实现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论企业环境守法激励机制的建构

我国在构建企业环境守法激励机制上尚属空白,国外关于企业环境守法激励机制的成功经验可给我们以启示:可以采用企业自愿、协商、非强制方式来调动企业守法的积极性,引导、激励企业行为向良性的轨道前进.构建企业环境守法激励机制,有利于实现环境优化、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加强环境执法的实效性.我们可从政府层面采用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非强制的方式引导企业环境守法行为,制定激励企业守法的相关制度;从企业层面更新观念,在企业文化中强调企业环境责任的理念,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定期公布企业环境行为信息;从公众层面发挥社会监督的力量、利用环境公益诉讼捍卫公众的环境权益等几个维度构建企业环境守法激励机制.     

企业环境责任探析

企业环境责任要求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企业环境责任以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形式存在.我国企业环境责任承担还存在不少问题,其直接原因在于法律约束的乏力,但背后更有立法理念、政策导向和道德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原因.企业环境责任实现机制的完善途径主要包括:完善法律机制、发挥政府的作用、重视市场引导与社会监督.     

论低碳视角下的中日韩环保合作

发展低碳经济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中日韩基于各自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战略,通过各种模式向低碳社会经济发展道路迈进,并不断加深和拓宽三方相关领域的合作.低碳环保技术是中日韩环境合作的核心领域,但目前中日韩低碳技术转让中存在激励不足等诸多障碍,因此,应通过政府间的合作为中日韩企业技术转移搭建平台,为企业参与技术合作消除各种障碍,提供正向激励,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推动社会经济的低碳转型.     

新媒体时代政府回应公共参与的路径选择

传统媒体因单向传播而缺乏互动机制,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政府向受众的单向传播,成为公众参与的积极推动力量。然而,新媒体对公众参与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因此,政府需要积极回应,发挥新媒体在公共参与中的优点,遏制其缺点,促进公民参与,使新媒体成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     

社会组织发展三题

【核心提示】 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积极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管理格局的建构过程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NGO）的二者的关系引人瞩目。事实上,基于社会组织的公益宗旨与政府的“执政为民”理念天然的藕合性。政府与NGO间以“合作与共融”来形容亦不为过。政府为NGO提供注册管理、购买服务方面的宏观支持,NGO则不断推进自身能力建设、     

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内部治理机制研究

公司治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通过设计激励与监督机制来影响CEO的决策行为,公司治理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为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最为深厚的微观制度基础.由于中国控制权交易市场尚不完善,外部监督效应难以发挥,因此组织内部的约束、激励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董事监督、CEO激励及二者的交互效应来研究内部治理机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有助于揭示内部治理机制对创新投入影响的微观机理.强化董事的监督有助于减少代理成本,重视CEO的股权激励有助于减少知识成本,关注二者的交互作用有助于寻求总成本的优化.     

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影响

在环境领域,公众通过环境信息公开了解相关事务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意见,进而向政府提出,在诉求的表达与回应过程中实现磋商互动.本文拟在现有公众参与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及其现状、公众有效参与的评价标准以及目前我国环境信息公开时间、公开方式、公开内容的情况,探讨环境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广泛性、可接受性对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影响,进而提出健全披露的刚性制度、运用多种公开方式、建立公开信息辅读制度以及明确细化信息公开范围等建议,以期形成较为健全和有效的信息公开制度,为公众参与提供坚实的资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