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乡土社会与法治

乡土社会中法律的适用经常遭遇障碍。本文从对乡土社会的基本认识入手,探讨乡土社会中的法治问题。认为在乡土社会仅靠法治是不够的,必须重构乡土社会的道德文化。     

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土社会的解构与重建

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几代人的梦想与追求。在我国,以传统为主要特征的乡土社会与发展中的现代社会具有不相容之处。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现代化对乡土社会的溶解也在日益加速,我国的社会现代化带来了乡土社会的解构与重建,从长远看,这有利于我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实现。     

民法典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基石

“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被奉为至理名言,从而在民法典中奠定了民事主体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基石,进而人们把《民法典》奉为“公民的权利宣言书”。诚然,民事权利保护是民法典的出发点,也是民法典的落脚点,但这远远不是民法典之所以伟大的全部。从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法治社会构建的视野,对民法典的社会价值略作管窥,会发现民法典为基层社会治理明确了应该遵循的诸多基本规则,在赋予权利的同时也明确了社会生活的义务底线,民法典也为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了重要的法治蓝本,民法典中的民事责任承担原则和责任体系使社会治理中责任承担机制有了刚性依据和强制力保障。因此,民法典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法治社会的法治基石,必须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民法典的社会功能,让民法典真正走近群众,实现其社会治理效能,以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和鲜活的中国社会实际为根基,使我国的民法典的社会价值更加凸显、社会影响更为深远。     

现代化与全媒体语境中的乡土文化及其价值

乡土文化及其传播对保持民族及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具有决定意义,它对我国提升国家"软实力"、捍卫"文化安全"、强化民族身份认同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价值;中国乡村的"类城市化"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具有了一定的"工具理性"色彩,而要对抗"工具理性"的不良影响,乡土文化也不可或缺;现代媒介技术笼罩着乡土文化的审美空间,营造出乡土文化传播的"媒介景观"。要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有效地保护乡土文化,传播这一维度至关重要。     

乡土社会、伦理传统、法治实践与能动司法

司法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环节,建设和完善中国的司法体制必须以当代中国社会特质为基点。社会的司法变革、完善是不同力量之间的不断互动和不断选择的过程。能动司法为当代中国司法界的热门议题,对之需要从乡土社会、伦理传统、法治实践等方面进行分析,需要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特质、全面理解当代中国司法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探讨。能动司法与民众的司法期待和司法需求基本相契合,根植于中国固有社会的司法传统,但是能否成为中国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核心内涵,尚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     

论后乡土社会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动因

后乡土社会区别于传统乡土社会,有着与整个社会转型时期相应的特征,在这一形态下农民法律意识有着很大的进步,但农民法律意识距离现代化程度还相差很远.通过分析后乡土社会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动因和阻力因素,整合各种社会因素,促进农村法治秩序的建立和整个法律的现代化.     

现代法与乡土社会的融合：农村法治建设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

现代法与乡土社会的融合是当前农村法治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立法上,要充分考虑农村社会的特殊性,使现代法贴近农村实际;在司法上,要加快农村司法改革,为老百姓提供廉价的法律服务;尊重现有的民间法,构建农村多元社会调解体系;加快农村社会的整体现代化,为现代法在农村的运行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     

论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

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打破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秩序,但由于缺乏法理念的精神支撑,现代法治秩序并未能有效形成,中国社会明显具有后乡土社会的特质。法治视域的后乡土中国不同于乡村中国,它强调的是传统社会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今天依赖现代国家的权威推进的法治现代化仍在继续,通过法治启蒙消除传统观念形成的障碍显然十分必要。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不是观念上的普法教育抑或法治宣传,而是要通过对多元利益的调整来充分的保护权利,通过宪政制度的建设来有效的限制政府权力,以强大的利益召唤力来唤起全社会对法治的认同。     

法治、民主与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一个渐次完备的法律体系,在立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但在执法、司法实践中,中国法制建设还面临着巨大的难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吏治腐败等现象较普遍的存在着。在此情况下,部分人对中国的现代化法治进程失去了信心,甚至认为中国不可能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对此观点,笔者并不认同,在本文中,作者通过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分析,来论证在中国具有建立法治社会的可能性,同时提出一些在法治建设中需要注意的具体问题,目的是希望重建人们对在中国建立法治社会的信心。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保障机制研究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对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有重大意义。法治是国家治理的有力武器,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构建相应的法治保障机制。从目前我国市域社会治理现状出发,着重分析各地市域社会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法治保障机制,旨在为我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思路。     

以德治国的现代化与法制化

法治与德治的正确结合 ,是科学的治国之道。以德治国 ,必须构建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化的道德体系。以德治国 ,必须将思想道德建设融入法制化轨道     

法治进程中的程序法制及其现代化

西方法治的历史就是奉行程序法制的历史。中国传统社会重实体轻程序，现行的程序法制仍带有国家职权主义色彩。建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必须加强程序法制建设，建立主体平等、过程公开、决策自治的现代程序制度，发挥程序法制和实体法制的双轨合力，加速中国法治化的进程。     

法治现代化论

通过研究法治的基本品格和法治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论证我国政府的法治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 ,也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法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选择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具有同质性,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选择。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历史经验证明,和谐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调节中实现的,而实现手段之一就是法治。因此,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制度性、根本性的问题,它可以为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塑造诚信友爱的社会精神创造一种基本的制度环境。和谐社会蕴含法治价值,二者在本质上契合,因此,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选择。     

论法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谐社会同时又是一个法治社会,社会主义法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从本质上说两者是一致的,因此在实践中通过法治手段可以促进、保障和维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限定

国家的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归因,过多地注重西方法治理念与制度的学习与移植不利于推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构中国的法治社会需要吸纳现代法治观念和先进的法律文化,同时也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承继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以建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切合中国人习惯特点、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新的中国现代法律体系。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以关系网络、信任结构、制度规范为内容的社会资本,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动力来源和理论支撑,同时现代法治又为社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型阶段,其社会资本也因此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共存的现实形态。农村传统社会资本中诸多不良因素的延续,无疑会给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带来诸多障碍。因此,当下农村社会法治建设的关键,乃是要创建有助于法治秩序实现的现代性社会资本。     

法学翻译与法律现代化

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进程已有百年历史,法学翻译对于中国法律的现代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法学翻译对于中国现代法学具有建构与生成的意义,从法言法语到制度理念,均建立在法学翻译的基础之上;其次,法学翻译的发展轨迹,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法学的演进过程,从取法西洋、学习日本,转至模仿苏俄,进而重新面向世界,法学翻译的曲折变迁也印证着现代法学的艰难命运;第三,法学翻译对于现代法治国家的建构亦有重大影响,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译介移植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但也应有反思的态度和超越的决心.对近代以来中国法学翻译史的梳理和总结,一方面旨在较为全面概括地展示百年法学翻译的成果和历程,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观察到法学翻译与现代法学之间的深层次的内在关联和意义.     

法社会学中的个体角色与和谐社会的法治构造

和谐社会是成千上万优秀个体角色组成的,社会规范下的个体角色的认知与责任是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基础。优秀的个体角色的形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基础。个体角色对权利、义务认知,个体角色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是对社会规范、社会习俗的尊重。法律规范社会化下的个体角色,实质上是塑造与社会公共权利机关所确定的社会规范相适应的自我。个体角色彼此之间都是一面镜子,相互反映着对方的自我,任何一个个体角色都可以从其他角色的态度中来认识自我。个体角色彼此之间又都在无形中相互影响、起着率先垂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