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理"的叛逆--兼论崔莺莺与杜丽娘的抗争形象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都是冲破封建束缚。追求自由爱情的抗争形象。但二者的反抗对象有所不同：崔莺莺的反叛行为是对封建礼教的抗争，而杜丽娘更多的是对扭曲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之叛逆。这种差异昭显出杜丽娘形象所体现出的人性解放与觉醒之时代精神。     

《牡丹亭》主题意蕴再探

在主题意蕴上,《牡丹亭》在以言情为主的爱情故事中,高度赞扬杜柳爱情具有个性解放精神的以情抗理追求。同时,在《牡丹亭》以政治为副的抗金故事中,又深刻批判了杜宝等思想僵化、御侮无策的正统理学之士。因此,对封建正统理学之士与正统理学之教的共同批判,方是《牡丹亭》主题意蕴的深刻性所在。     

道德与天地：论新理学“境界”之如何可能——兼与邓联合博士商榷

冯友兰新理学的“境界”是以“觉解”为枢纽的。在新理学的境界思想中,“觉解”有“形上”和“形下”的两个向度。《新理学》严格区分了“形上”与“形下”;而在《新原人》的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里,本来所严格区分的“形上”与“形下”又得到了有机的结合;从而使新理学之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实现成为可能。     

曾国藩与理学、经世之学略论

曾国藩以理学信徒自我标榜,宣称“一宗宋儒”(《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表彰他“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御制碑文》: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但他又同时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李元度说他“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曾文正公行状》,《天岳山馆文钞》卷十四)。对于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今人论及较多,对其经世思想则谈得甚少。有的同志更断然否认曾国藩与经世致用之学的联系,否认他有经世思想的存在,说曾国藩“成年累月研究的是天理、人性、三纲五常、‘主静’、‘静坐’、格物致知”(董蔡时《左     

晚明爱情传奇中的情理冲突

明代程朱理学弥漫嚣张 ,时风浸染 ,戏曲的风化味极为浓重 ,“三纲五常”的说教俯仰皆是。只要读一读《五伦全备记》、《香囊记》、《义侠记》等剧作 ,就不难发现 ,当时的传奇剧作家对负载着封建伦理的理想人格典范的啧啧称赏与苦苦追求 ,己走到了绝境 ,那几乎是理学思想或封建伦理道德的理念图解和化妆表演。这种恶浊之气当时就遭到人们的反感 ,所以当有“异端”横出之时 ,那股静默于水底的潜流便掀起了惊涛骇浪 ,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潮流。人们的观念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进 :把人从神圣的伦理规范和枯燥的理学观念中拉出来 ,使其…     

"礼"与"理"的叛逆——兼论崔莺莺与杜丽娘的抗争形象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都是冲破封建束缚,追求自由爱情的抗争形象.但二者的反抗对象有所不同:崔莺莺的反叛行为是对封建礼教的抗争,而杜丽娘更多的是对扭曲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之叛逆.这种差异昭显出杜丽娘形象所体现出的人性解放与觉醒之时代精神.     

胡安国对《春秋》之理学化诠释——以《春秋传》所论义利之辨与上下尊卑关系为中心的讨论

胡安国自觉承接理学道统,以理学家高度重视的“义利之辨”为孔子作《春秋》的重心,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诠释.他认为,王道、天理是“上下尊卑”的根基,义利之辨是《春秋》所载违背尊尊之史事的根由,而孔子对史事所作褒贬是对义利之辨寓意的显现,深入体察孔子笔法,有益于具体地把握超越性的王道、天理.通过把《春秋》与孟子义利观、二程理欲观紧密糅合,胡安国实现了对《春秋》的理学化诠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典的理学化”与“理学的经典化”.     

论《西厢记》的反意改创之作

针对明清时期出现的为数不少的《西厢记》反意改创之作,指出理学思潮猖獗是此类剧作产生的最主要的思想文化根源,维护世道风化、消弥《西厢记》的影响是此类剧作创作的根本出发点,以反对“诲淫”为名对《西厢记》的情节和人物作符合封建礼法要求的改造是此类剧作的惯用手法。《西厢记》的反意改创之作由于思想陈腐、说教多于艺术创造,因此它们不仅无掩《西厢记》的光芒,反而使人们对这部戏剧经典产生更大的热情。     

“介于朱、王二本之间”——魏庄渠《大学指归》对明代理学的批判、融通与重构

明代理学家魏庄渠《大学指归》对《大学》的阐发,突出了至善无对、知止见性、格物知本思想,彰显了复性定性、静养天根、先立乎大、自作主宰工夫,试图以此解决朱、王二家支离、空寂之弊,融通朱、王二家之说,开拓明代理学“第三条路线”,彰显了明代理学演变的复杂性,体现了《大学》诠释的多元性,启发今人不可拘泥于“非朱即王”的观点,以免对明代理学做出简单化理解。     

朱熹的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

朱熹出身在一个衰败了的封建官僚家庭,他的家世是“婺源著姓,以儒名家”。父亲朱松深受二程理学的熏陶。朱熹从小在父亲的教育下学习儒家经典,也涉猎一些其他书籍。他后来回忆说:“熹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14岁时,遵从父亲遗嘱,拜当地名儒胡宪、刘子翚和刘勉之为师,其中“事籍溪先生为最久”。籍溪即胡宪,古书记载他既“会悟程氏之说”,“又好佛、老”。朱熹受到他们的悉心教诲,“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订其是非”。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关键时刻的语境大串联——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

这里刊出的是两位著名文化研究学者的一篇对话,主题自然是文化研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早年学习历史与哲学,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做研究,师从文化研究领军人斯图尔特.霍尔。他撰写和主编的大量论著在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许多成为经典性论著。他主编的《文化研究》杂志,创刊于1987年。20年来,该杂志发表了近千篇学术论文,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刘康现担任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中国传媒中心主任、教授,南京大学兼职教授。照对话者的看法,文化研究的要旨在于如何“讲好故事”,路径之一乃是“串联”(articulation,又译作“接合”)。“串联”概念源出于斯图尔特.霍尔,旨在将不同事物联系起来构成新东西。对话者首先提出了跨学科的“串联”,以问题为中心,将不同学科的视角、方法、观念和理论相互碰撞,必然会产生各种新的观念。以问题为核心,就是强调回到问题本身是研究之宗旨所在。这就触及到所谓的“激进的语境主义”,也就是将特定问题带回到它们出现的那个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之中。提倡从问题出发、反对理论先行,这就击中了当前一些文化研究普遍存在的弊端。“关键时刻”概念特指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时刻,是语境的另一种描述,中国和西方目前都处在这一时刻。劳动的贬值,共同价值的衰落,文化的经济化,消费社会的崛起,传媒的影响等,都作为关键时刻的问题凸现出来,向文化研究提出了挑战。理论如何与大众“串联”,是对话又一重要主题,将文化研究变成公共知识,而非学院派的密语,看来是今后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难题。在这方面右派比左派做得更好,也更有效,倒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于是,文化研究议程的创新,特别是在中国,如何从理论消费转向理论生产,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全球化、民族主义及超民族主义

笔者继续近几年来对全球化和文化问题的研究,试图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和解构。在作者看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仅使得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被突破,同时也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模式,从而为一种新的超民族主义的形成铺平了道路。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时所遇到的各种挑战。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应当对这种超民族主义的形成作出自己的贡献。     

Fatherhood,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In “Fatherhood,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Wade F. Horn,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at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ummarizes the importance of fathers to child well-being. He explains that “fatherlessness is a significant risk factor for poor developmental outcomes for children.” This connection has led some observers to view cohabitation as a substitute or at least an alternative to marriage. Horn argues, however, that marriage is the best option for children and that cohabitation is a weak family structure compared with marriage. Children in households with married parents do better on almost every measure of child well-being,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income.     

行动、动机与自我概念 兼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成

社会学家倾向于关注行动背后的结构因素,而对行动的动机缺乏深入与系统的研究。近几 十年来,社会学家开始意识到动机的重要性,但现有理论仍缺乏中层机制的支撑。自我概念可以较好地 解决行动的动机问题,其三个组成部分,即自尊、自我效能与本真在社会互动中得到发展,从而在提供动 机的同时,免于生理或心理决定论。以知识分子意识形成的社会学研究为例,自我概念的缺乏导致了现 有研究的结构主义倾向,而将自我概念与场域、惯习等概念相结合,能够发展出一系列解释机制。     

勤勉、严谨、务实、创新——大学生学风培养的目标与途径

学风建设是高等学校的基础性工作.勤勉、严谨、务实、创新是大学生学风培养的总体目标.高校可结合学生的年级特点和任务培养勤勉的学风,通过规范的日常管理培养严谨的学风,通过广泛的社会实践培养务实的学风,结合重大比赛培养创新的学风.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信息社会:概念,原理,途径

什么是信息社会?为什么信息社会是必然的趋势?各国应该怎样来实现全球信息社会?本文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原理相结合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简要而深入的阐述.     

道德·伦理·市场与诗

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问题 ,是目前中国伦理学界和经济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和元伦理学派虽然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假定中推导不出“守道德是理性的” ,但他们却否定不了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那“不可言说”的伦理之存在。牟宗三说 :“穷知见德” ,说明了那不可言说的道德深而可见。道德是既内在于人的“行” (包括“言”)之中、又显现于人的“行”之外的人的此在品格 ,因而是人“行”中的实存 ,“言”中的含蕴。从语言哲学来看道德哲学 ,就会发现 ,人的语言 (如许诺 )有约束力 ,就在于在最深的层面上 ,人作为人有遵从 (康德哲学的 )实践理性和语言许诺的定言命令———因而语言哲学和道德哲学实际上是一根滕上的两只瓜。人遵从实践理性和语言许诺的定言命令 ,即为内在于市场“外在规则” (如法律、产权和契约等等 )之中的“内在规则”。这“内在规则” ,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