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中的禹形象探析

《论衡》是研究汉代越文化的重要资料。《论衡》中丰富的禹资料对于汉代禹文化的流传与演变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王充对禹感生说作了批判,认为禹治水所受洛书是《洪范》,《山海经》为禹治水时所作,但否定会稽山得名和禹葬鸟佃等有关于禹的传说。《论衡》中的禹形象展现了王充性格与思想的特征,即质实性、批判性和立异性等。在很大程度上,王充依然是传统精英文化的守望者。     

世襲制的起源及其危害

一.世袭制的起源世袭制是世代承袭帝位、爵位和领地的制度。我国古代帝王的世袭制,始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相传舜用鲧的儿子禹治水,禹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有功。舜死后,大家就选禹做首领。禹在位时先推皋陶为继承人,皋陶先禹而死,又推伯益为继承人但禹不给伯益干重要的事情,暗中却培植,儿子启的势力。禹死后,启便杀了伯益,自己做了夏朝的国王,王位从此开始由父子世代相传。据《礼记·礼运篇》载,禹之前是     

时代与性格的悲喜剧——鲧禹形象探微

鲧禹父子前赴后继,历经数十年终使尧舜时期的洪灾得以平息。然鲧禹同为治水,却命运相悖＂,鲧则殛死,禹乃嗣兴＂。探析其中的原因,则是时代与性格共同上演的悲喜剧。     

鲧、禹神话原型研究中的“捞泥造陆说”献疑

鲧、禹父子治水相关记载既有超自然的神话,也有远古历史传说,一般认为先有超自然的神话,经过历史化改造,转变为远古历史传说。鲧、禹故事无论历史化发生之前,还是之后,其基本内容都是治理洪水,和创世神话似乎无关。部分神话学家认为这组治水神话的原型是创世神话之一即所谓捞泥造陆型似乎根据不足。     

略论历史上的禹和大禹崇拜

夏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忘我精神,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成为公而忘私的典范,其本人也受到了历代人民的无限崇拜.由于夏朝无文字记载,故对于历史上有无夏禹其人,学术界一直有争论.考究<尚书><诗经><史记>和<论语><孟子>等有关史籍的记载,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上确有夏禹其人,而所以出现种种矛盾的记载,与受传说的影响和将其他治水英雄的事迹也归入到禹的身上有关.后人崇拜大禹,除禹治理水患,造福百姓这一根本原因以外,还与后世儒家为了替自己的学说寻找理论依据及劝说封建帝王推行仁政而着意推崇和拔高有一定关系.     

大禹治水与龙蛇神话

将大禹治水与治水中的群龙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解绎,可以看到禹治水神话中的群龙实是指洪水河川本身。洪水河川是龙诞生的生态起点和自然基础,是群龙之形的最原始的基形。群龙的动物性性状特征是以洪水河川中之蛇蟒蜥鳄为具象栽体。禹治水时的龙蛇尚不是夏部族的图腾。禹命名为“擒蛇”或“擒龙”,禹逐杀龙蛇状的共工、相繇,治水中“黄龙曳尾”等等原始事象均是以神话变形的方式涵藏或再现着群龙与自然洪水河川间的真切关联,是用神话语言认真而曲折地叙述着禹疏川导滞治平洪水的历史真实。     

"鳖灵"传说真相考

通过广征文献考证:鳖灵传说中的"荆上亡尸"乃是附会鲧禹传说中的"阻穷西征";杜宇禅让原为舜禹禅让的伪托;开明治水亦有附会大禹治水的成份.鳖灵之族乃是以鸶雉为图腾的古族,发源于山东北部,原为东夷族分支,累迁至湖南南部,再徙至今贵州遵义西之水,然后入蜀,最终至成都平原定居.其首领开明发动政变推翻蜀王杜宇并取而代之,故附会夏后氏神话,伪托"禅让",借以争取人民拥护.     

从"鲧、禹治水"看儒家思想中礼乐精神的形成

儒家思想是在礼乐精神上建立起来的一套伦理学.许多儒家思想的直接来源就是古代的集体生活.上古时期治理水患乃国家大事,鲧、禹父子治水所用之法更是启发了后来儒家礼乐并举,不可偏废的思想.     

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浅论荆楚民间传承的屈原民俗文化

荆楚民众以屈原为自己主体意识的代言人,并利用多种方式创作、传承多姿多彩的屈原民俗文化.他们以屈原的事迹和精神创作并流传着许多活生生的屈原传说.在节令中创造并传播丰富多彩的祭祀活动,使屈原走向民众的神坛,形成了荆楚民间传承的屈原民俗文化.     

对中国治水之路的思考--重提南水北调工程

水灾的频率之大,危害之烈已构成中国的心腹之患.为了落实江泽民同志要把水的问题作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目标的一项重大战略来抓的指示,对有关南水北调工程的方方面面提出了思考.论述了古往今来"治国即治水,治水即治国”的道理.在总结我国治水成就的同时,也指出我国严重的水旱灾害加剧的态势.指出水灾的形成既有复杂的气象因素,也有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人为因素.剖析了历年来我国治水之路所存在的问题一是重河流治理,轻生态治理;二是重防汛抗洪,轻水资源综合利用.认为解决长江水患和黄河断流的根本措施,在于尽快决策和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治水的根本目的应当是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政治整合视域下的马来西亚民族建构研究

马来西亚建国以来一直被民族建构的问题所困扰。巫统作为马来西亚最重要的执政党,主要依靠公民权和族群政党联盟对马来西亚进行政治整合。以出生地为原则的公民权有助于华人认同马来西亚,精英合作下的族群政党联盟也有益于社会稳定,但二者均强化了人们的族群意识,使人们倾向用族群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不利于族群间的融合和马来西亚民族建构的进行。     

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群际接触的 作用机制及当代启示 ——基于高甲布努瑶歌文本的研究

高甲布努瑶歌文本是瑶族用壮族古壮字传抄并以北部壮语方言为主要演述语言的民间口承文献。桂西北壮汉瑶三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征为群际接触提供重要场域,也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空间基础。受接触场景中政治、交通、经济与教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的群际接触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接触情况,其群际接触的中介变量包括群体间的依存关系、群际互动、群际情绪和认知因素等,这些中介变量所凝练出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推动民族交流交融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石柱”地名考

民族地区地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民族文化信息,是民族地区宝贵的文化遗产。部分地名具有深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历史文化内涵,对树立民族团结的心理基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位于武陵山区的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得名于北宋时期记载民族盟誓所建造的“天圣石柱”和“成平石柱”,是民族平等团结的活化石,其所承载的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的目标以及和谐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奠定了民族团结的基石,维护了石柱自治县民族关系长期的稳定,对促进武陵山区土家族地区的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民族地区宝贵的精神财富。     

十六国时期的政治感生神话与民族融合

十六国时期存在大量的政治感生神话,它们大多并非少数民族自身历史文化的产物,而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民族融合背景下将不同时期的汉文化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宗教思想等文化因素重新综合的结果。     

散居少数民族概念解析

“散居少数民族”是我国民族学和人类学上的一个概念,既可以从民族的概念范畴去定义,也可以从族群的概念范畴去定义。然而,由于我国民族问题与政治法律的一体性,基于现有的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去解析散居少数民族更具有合理性。因此,散居少数民族具有民族、族群和政策制度3个方面的特征,据此可以将散居少数民族定义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中选择以散居方式生产生活、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族群,它既包括那些居住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以外的族群,也包括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内但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族群。     

维吾尔族身份认同问题探究

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新疆一直是我国民族问题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在党的民族政策长期教化之下,当前维族群体的国家认同已经很高,但与新疆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鉴于维族在新疆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构维族身份认同将是未来新疆民族整合工作的关键。     

丽江民族文化产业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各民族以特色文化作为区域经济独特资源的文化产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丽江也如此,并以其丰富民族风情、特殊的地区环境和悠久的历史传统,积淀蕴涵了丰厚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且以民族文化资源为依托,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在民族文化产业建设中牢固树立“文化就是财富”的全新理念,把民族文化由非物质文化转变为物质财富,有效地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民族村社政治体系与国家政治体系之间的互动——以云南边疆为例

民族村社在政治学研究内容里面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环节,我国地域辽阔,地区区域发展不均衡,特别是云南边疆地区,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保留了民族的多样性和民族村社体系的独特性、独立性。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云南很多民族村社还保留着自己的独特影响力。在国家正在进行现代化,塑造公民文化的背景之下,如何融合民族村社政治体系的影响,对实现国家政治体系的整合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民族地区多元文化互动动因的微观解读—以甘肃天祝天堂村汉族成员“煨桑”行为为例

文化互动与整舍是多元文化存在的方式之一。多元文化的互动从宏观层次上看,表现为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但将视角转向微观,民族地区文化互动则依赖于民族成员的个人行为选择。民族成员所处的日常情境因素与其个人意念相结合,所形成的实践感决定着民族成员跨族籍的实践行为选择,这种新的实践行为则构成了民族地区多元文化互动的微观动因。     

"位育"之道——全球化中的华人教育路向

华人的概念,不仅涵盖中国本土的各族国人,还涵盖海外华裔.全体华人有共同的认同基础.在全球化背景下,华人教育至少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对自己文化的认同;二是自己文化与他文化的交流,并在交流中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位育"不是简单的适应,而是要用自己文化主体的确定性、特征、长处、特色与他文化相互交往,以达到华人教育的"安所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