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还原：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兼评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的写法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借用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学观念、批评话语。因此，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往往削足适履，不能反映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古代文学研究界发出了重写“文学史”和“重新确立学术规范”的呼吁。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来了，其中以罗宗强先生提出的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最为代表。     

“五四”文学人性话语探源

晚清文学改良者在救亡图强的压力下完成了“人的发现”,尤其是在传统观念下处于弱势、边缘地位的妇女、儿童,并且在“人的发现”的基础上完成了文学观念的初步更新。与晚清对于人的社会意义的突出不同,“五四”则强调回到原初意义上的有着各种性别、年龄、性格等个性差异的人本身,从而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人的发现”。在此基础上,“五四”文学在人类主义的宽广视野下,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语”“文”的离合与中国文学思维特征的演进

长期以来 ,“语”、“文”分离的存在 ,造成了中国文学思维脱离语言而独自利用文字符号进行达意 ,即文字成为中国文学思维的独立材料 ,这就和“语”与“文”同一的使用表音文字的西方文学思维有很大的差异。由于中国文学的思维材料———文字及其组合关系一直处于流变之中 ,导致中国文学思维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从以单个文字为主体的单文思维阶段 ,过渡到以单个文字与组合文字相结合的合文思维阶段 ,再到以口语与文言相互结合并能描述语言的语文思维阶段 ,从而对中国文学的文体演进、文学观念、文学趣味乃至文学史分期诸问题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近代文学观念:致力于中西融合的初步尝试

西方哲学、文学观念在中国近代的引入使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发生了深刻变革。中国近代文学观念与西方文化发生碰撞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它大量吸收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学说和哲学理论,以西方美学或文学理论的范畴或概念对中国文学进行改造,或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寻找理论依据。与此相适应,中国近代美学和文学研究的思维方法也表现出中西融合的努力     

“原史”: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原初符号形式

西方提供的人类知识谱系以神话为原初符号形式,哲学、启示(宗教)、科学等都是从神话中分化出来的。而中国古典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知识谱系,是以原史为原初符号形式,经、子、史等都是从中分化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以神话和原史为原初符号形式的不同文明不可以沟通,事实上,二者在史诗那里就达到了交会。以原史作为原初符号形式的中国古典思想与以神话作为原初符号形式的古希腊、希伯来思想的一个重大的文明论差异在于,在中国传统中,历史意识与宇宙秩序可以相容,而在后者,宇宙论秩序的经验则着力泯除历史意识。     

现代中国文学观念嬗变论

一1907年,鲁迅发表了《摩罗诗力说》,它既是系统阐述自己文学观的论文,也是在西方近代文学思想影响和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前奏曲的背景下出现的第一篇新文学论文。必须承认,它的观念已经标志中国文学开始真正步入了近代世界文学的思想堂奥。鲁迅之前,对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转变有过巨大影响的是梁启超。他不仅是晚清“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新文体”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理论中坚,而且揉杂了一些东西方的文学观点,在近代中国提出了颇有吸引力的“纯功利”文学观。他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     

“诗言志”与中国文学传统——兼对抒情传统论的反思

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问题意识并非空洞的存在，而是建基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一种中国问题意识，由此反观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有必要对其作出认真的清理与反思。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对于理解中国文学传统具有起源性的重要意义，就此而言，陈世骧等人上绍孔子，以“诗言志”传统为其学说提供依据，亦可谓沿波讨源。但考察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这种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其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作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此种解读无论是在孔子那里，还是在以其观点为基本规约形成的“诗言志”及其中国文学传统中，作为“正统”之外的某种“异端”，都不能构成相互的理论支持，相反形成了一种来自“正统”与“异端”的质疑与反颠覆关系。这在造成理论阐释的错位与误读的同时，也构成了对其自身理论的瓦解。走出这种理论困境，需要从对西方理论话语的简单套用回到真正的中国问题上来，也就是回到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并对之作出我们自己的理论阐释。     

比较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回顾百年,中国文学由古典型向现代型转化,发生了深刻复杂而巨大的变化。各种文体的、语言的、题材的、手法的、美学的、文学观念的变化是如此显著,而对“人”的不断发现,“人”的观念的不断发展,是百年中国文学发生的最根本的变化。这是对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核心内涵。由这一枚。动观念的变化演进为文学观念的变化,激发了各种创作方法的相继登场,推进着对世纪中国文学由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的路径。而这种变化又是同外来文化所给予的强烈刺激分不开的。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一个新颖奇异、生机勃勃的西方文化景观展示在中国人…     

文学研究的危机、救赎与契机

除了文学边缘化以及文学在当代文化布景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变迁以外,中国文学研究不断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基于西方文学概念和文学分类法建构的现代文学观.这种严重危害集中地体现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中,它既不能有效阐释中国已有文学事实的真相,也不能有效应对新的文学形态.观念史研究和范式理论部分地拯救了文学研究的现实困境,但仅仅是权宜之计.后现代主义的推波助澜,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文学人类学在文学研究内部所起的动力性作用是当今文学研究的三个机缘,对于变革传统的文学研究图式,构建多层系的文学范式理论,寻求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文学观念以达成人类文化之真理性认识,具有实验性意义.而综合性、差异性、生态性、建设性和反思性的理论气度与实践品格,也是构建时代文学研究新景观之必须.     

历史还原: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兼评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的写法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借用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学观念、批评话语.因此,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往往削足适履,不能反映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     

“中国”人生中的荒诞意识——也谈张爱玲小说的“苍凉”

“荒诞”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核心观念,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甚深的张爱玲无疑接受了这一源自西方的概念,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张爱玲却从“中国”的人生入手,将西方的“荒诞”意识转化为很有东方意味的“苍凉”,显示了张爱玲融化西方,创造本民族文学的深厚功力。     

论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萌芽

诗学观念的分析探讨,已成为今天全球化语境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海外华文文学虽然继承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诗学传统,但从一开始就已表现出对西方文学的新姿态,并从理论与创作两个方面充分吸收了西方诗学的种种影响,表现出“和而不同”的鲜明特点。     

旅游文学,人生诗意化之符号系统——“古代旅游·人生·文学”论之三

如果说旅游诗意化了人生,那么旅游文学便是人生诗意化的美丽动人的符号,是旅游于人生价值的语言艺术的符号形式。“符号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意义的功能。在符号中有着精神的意义和作为这种意义载体的形式这两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结合。”(朱狄《当代西方美学》)古代旅游文学,作为再现人生诗意化的符号载体,对当时作者来说,既具有把物华诗境和某人     

德国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中的儒释道

1854年,肖特所著《中国文学论纲》为世界上首部中国文学史,至1926年卫礼贤的《中国文学》出版,二者虽时隔70余年,但均属于德国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纂。欧洲早期中国文学史纂虽已处于“文学”“文学史”和“文学史纂”等观念变迁之时,但在很大程度上套用了典型的西方文学史编写模式。当初,现代“文学”概念远未占有主导地位,西方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通常纵贯中国文化主要书籍,儒释道兼收并蓄,尤其见重孔子和老子思想。杂文学观主导下的文学史叙写方式,一般是通过阐释中国思想和文化来把握中国文学,其中一些观点迄今仍有启示意义。     

"诗言志"与"诗是某种制作"——析中西诗学理论原点之异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把"诗言志"与西方诗歌定义"诗是某种制作"作比较,二者的比较寓示了中西诗学传统在理论原点上的差异.中西诗学分别从自己的理论原点出发,沿着不同的轨辙,在文学本体规定、作者与文本之关系、批评阐释等基础观念层面,各自衍生了一套圆融自足的理论体系.中国主流文学传统强调"非虚构";西方则重视"虚构"和"想象".中国文学的文本与作者是一种物我不分的自然和谐关系;西方文学的文本则是作者意志控制的对象与产物.中国诗学批评以"作者"作为"意义"之源;西方诗学批评则以"文本"作为"意义"之源.     

中国现代民族观念初步确立的历史考察——以梁启超为中心的文本梳理

20世纪初年,梁启超等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直接为中国现代民族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革命党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则成为新的民族理念不可或缺的载体。理论探讨和政治实践的不期而遇,使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生根。“中华民族”符号的提出和认同,以及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探讨和追求,是其最基本的思维路向和生成机制。     

中国问题、“后理论”话题与当代文论建设

当代中国文论的研究及理论建设需要关注的是中国问题,而不是盲目跟风或套用别人的理论及命题,这样不仅解决不了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且无益于自身理论的构建。对“后理论”话题及其引发的讨论也应作如是观。作为一种在西方知识论语境发生的理论事件,不能简单地将“后理论”话题的出场套用在中国语境及其问题上,不能把当代中国文论的理论状况及其面临的现实问题做出等同于西方的判断,否则就难免产生误读,出现理论语境的误置。当代中国文论的理论发展与建设必须立足中国问题,从中国文论的具体语境及现实要求出发,植根于现实的文学实践活动,并在世界理论的发展中处理好与西方理论话语的关系,从而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国话语构建提供可能。     

厚与薄：全球化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

全球发展不断出现国际间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综合多学科视角,在中西方价值体系差异的比较中,通过理论梳理及案例说明,探究全球化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理论研究发现,抽象哲学层面上的传统儒家思想在现当代中国社会确有直接与之对应的观念具象：自然观体系下的小农经济观念;人性伦理观之中的“家本位”观念;社会政治观体系中的权威主义观念。它们构成主导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也极富现代价值。借用政治文化视角进行厚—薄观念的区分后发现,价值观念亦呈“差序格局”,作为深层厚观念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在宏观整体意义上是长期保持稳定而不随全球化发展而改变的;但由厚观念衍生的薄观念,则会在个体或微观群体的选择性意义上受到全球现代化的影响且发生流变。     

中国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的“元理论”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研究与现代阐释问题,也就是通常表述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问题,已是一个存在了多年的问题。人们普遍意识到的是,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遗产是一个丰富的宝库,但是中国五四以后的文学实践中,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理论观念,所受西方的影响远远大于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的继承。由     

理论旅行、文化杂糅与西方文论中国化

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学理依据是文学的横向发展。文学横向发展的观念与后殖民理论的旅行杂糅观念异曲同工。旅行杂糅理论对于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理解阐释文化身份建构的维度。身份建构不仅仅依靠自身传统的承递,还有他者的参照。通过理论旅行,外来文论话语与中国文论的学术规则相结合,外来文论逐步内在化于中国独特的言说方式之中,最终实现外来文论的中国化。但是各民族文化飘移杂糅的最终结果不仅不会消解西方文化霸权,而且还会继续陷入中国文化失语的陷阱。旅行杂糅理论给我们的出路只有一个:在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积极接纳外来文化的飘移和杂交,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