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仙与隐逸——神仙道教文化对山林隐逸之士的影响

中国社会的历史长河中,隐逸现象是波及任何一个时期的重要而又独特的文化现象。魏晋时出现的神仙道教也深刻影响着古代文士们隐逸山林的思想和情趣。求仙访道是为了长生成仙,山林隐逸是为了避世求全,二者终极目的虽然不尽相同,但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历史上许多道士即为隐士,而许多隐士同时就是道士。求仙使隐居生活更加充实、丰富,使隐居行为更富神秘色彩、更加超逸,也使隐居者的人生更趋诗化。而隐居山林也是修道成仙的重要途径,也成就着士大夫们的求道修仙之梦,让他们在清幽的隐居生活中享受到了仙界的自由与超越。     

陶渊明与王绩的归隐比较研究

陶渊明和王绩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隐逸诗人.陶渊明生活在晋末宋初,王绩生活于隋末唐初.世道的跌宕,朝代的更替,礼乐的崩溃,官场的凶险无情地将他们的理想化为泡沫,现实社会的污浊与人格高洁的巨大反差,只能给他们带来悲剧的人生.人活于世,皆以对自身价值与现实的权衡来调控自己的生活态度.正因为陶渊明、王绩珍重自己的理想、人格,故“遇乱世不为苟存,不如避之以浩吾行.”他们几仕几隐,最终告别了官场,隐居田园,陶然于田园山水的清静,固守于粗茶淡饭的清贫,悠游于精神世界的自逸.他们都有良好的秉赋,相似的生活经历、修养、气质与情趣.也都有崇尚自然的思想,他们都以他们独特的行止与才华,真朴地歌唱自己的田园生活、思想和情愫,而这些都为我们比较研究这两位隐逸诗人提供了依据和可能.     

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魏晋士人的隐逸之风与当时的时局有直接的关系 ,并受到社会思潮玄学的影响 ,也与士人的性格有关。魏晋士人隐逸不仅人数多 ,而且隐逸方式多样。此时有三种隐逸 :山林之隐、朝隐、田园之隐。不同的隐逸方式表现了士人不同的品格和追求。真正的隐逸其实是难做到的。山林之隐需忍受艰苦的生活 ,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下来 ;朝隐则将出世与入仕相结合 ,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得隐逸的清高 ,一些人以朝隐标榜“高雅”;一些人则以朝隐避祸保身 ,朝隐者算不上隐士。陶渊明隐居田园 ,淡薄名利 ,返朴归真 ,以其高洁的人格成为古代隐士的榜样。     

略论中国古代隐逸风气的文化内涵

所谓“隐逸”，即是隐居避世，不肯为官之义。并不是所有躲进深山老林的人都可以许以“隐逸”二字的，它只能用来称那些具有做官的资格和能力，但又不肯做官而隐居进山林的士人。倘若本来就只是一个农夫樵子，无论他躲进怎样幽深的山林，怎样的不与世人往来，恐怕直到老死也不会被人们称为“隐逸”的。所以，隐逸行为只是我国古代士人阶层特有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在我国古代一直绵延不绝，而以魏晋六朝时期尤为兴盛，蔚为一代风气。例如生活在东晋末的大诗人陶渊明，他抛弃了彭泽县令的官职，跑到乡下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其间写下不少描写…     

宋代隐士与佛教徒对庄子的接受

隐士们以庄子的自由精神为隐居不仕的基本理念,借鉴其相对主义的思想,坦然看待荣辱穷达、快意乐观的生活,以文化活动来充实其隐逸生活和自由心灵,从而使生命价值文明化.三教合一的社会风气,统治者对庄子的倡导,使禅宗也自觉吸收庄子的学说,以传播其思想.     

先秦隐逸群体浅论

《后汉书·岑彭传》云;“招聘隐逸,与参政事.”后《晋书》设《隐逸传》,隐逸这一名词遂被广泛使用,成为隐居之人的通称.事实上,隐逸作为“中国社会的特产”,在先秦时期即以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群体之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时人谓之:“隐者”、“逸民”等.早有学者明确指出:隐逸的出现有着君主政治的独特背景和农村社会的坚实基础.先秦时期由“君臣父子”的严密秩序到“天下无道”的“季世”,君主政治的专制成份日渐加强,而这恰又是隐逸产生和得以发展的背景.也就是说,君主政治的专制因素在走上成熟的历程中,与之相应的那套统治结构,显然无法容忍和吸纳在思想主张和生活情趣上迥异于世俗之众的隐逸群体;而所在皆是的个     

晚明江南文人隐逸风习的文化共性——以陈继儒与屠隆为例

屠隆与陈继儒都是晚明以隐逸自居的江南文士,他们的文学创作和生活方式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人们往往以他们的所好、所游为时尚,追慕仿效。两人结识在屠隆为青浦县令时,亦师亦友相处,都有向往自由和复古隐逸的生活旨趣。二人在罢官和弃举业后,都以自己的技艺谋生。虽不参政却关心时事,把隐逸与挽回江南"虚矫狂慧"士习的责任相提并重,以此互相鼓励。屠隆与陈继儒的隐逸选择以及不放弃社会责任的自我定位,与当时江南社会商业发展以及士绅构成的社会主体背景有关,更与晚明江南社会"心学"思想的影响,及文人士子主动反思其产生的流弊有关。     

从《论语》看孔子的隐逸思想

孔子是春秋后期一个积极的用世者。但对古代高士和当代贤哲的向往和推重,一生落魄的坎坷的经历,让他对隐逸有一种难舍的情结,并形成一整套有关隐逸的理论。首先,他提出了关于隐逸的原则:一是"邦无道",二是"道不行"。其次,他谈到隐逸存在着不同的层次选择,即"贤者辞世,其次辞地,其次辞色,其次辞言"。再次,他还论及隐居生活的自我人格完善,也就是要保持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这些思想对后世文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隐士作家的自由价值观

宋代隐士以庄子的自由精神为隐居不仕的基本理念借鉴其“相对”的思想以坦然看待贫富贵贱、荣辱穷达等许多实际问题;取其快意原则以乐观地生活,而不取其弃圣绝知、返归朴野、形同槁木、心如死灰等过于极端的观念或态度。他们以文化活动充实其隐逸生活和自由心灵,从而使生命价值文明化。     

从对“朴”的诉求看梭罗与陶渊明的“隐逸”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与陶渊明分别为美、中两国文学史中以"隐逸"著称的创作者和思想家,他们都选择"隐逸"的生活方式来进行个人对于人生和时事的人文关怀.文章试从两者对"朴"的诉求的一致性分析入手,结合他们的生平和作品,比较论述他们"隐逸"情怀的异同,探寻中美异质文化思想会通中所具有的精神启示.     

赵孟頫仕元问题三论

以书、画、诗、文闻名于世的赵孟頫,因以宋室王孙的身份出仕元朝而备受争议,关于仕元也一直是其研究的焦点。本文结合赵孟頫《松雪斋集》及其经历,对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某些看法提出异议:赵孟頫是贰臣抑或逆子?赵孟頫是主动出仕还是被动出仕?赵孟頫力求外任是甘于淡泊还是无奈的选择?     

汉唐时期的"军吏"

先秦时期"军吏"指士卒之上的各级军官.秦汉时期"军吏"的层级有所下移,逐渐指"军将"以下士卒之上的中下级军官了.隋唐五代,"军吏"仍为介于"军将"和"士卒"之间的一个群体,但较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范畴、作用、地位上发生了某些变化.     

中英现代化社会转型期官德建设比较研究

官员道德建设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比中、英两国官员道德建设的实际情况,中国官员道德建设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官员道德法规欠系统性和权威性、官员道德监督惩治机制欠健全、官员道德教育欠长效性和时效性、官员道德评价机制欠落实等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通过进一步健全官员道德法律法规,完善官员道德监督机制,提高官员道德教育水平,推行官员的道德评价,切实保障"依法治国"视域下的"依法治官"取得实效。     

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

流外官在隋唐时期属于国家职官系列,是“官”身,但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这一成分到赵宋时期逐渐加大,降至明清,则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他们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政治地位与作用具有共同性。这一阶层自隋唐以后到明清时期的嬗递与演变,蕴涵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研究隋唐时期流外官及其相关制度时,既应该注意考察其与吏员之间在政治身份上的渊源,又不能不加区别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第二轨道”外交属性与影响辨析

“第二轨道”外交的概念在外延上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它包含官方外交之外的一切外交方式和交流形式,狭义上它是指有政府、官方背景的“非正式”外交。狭义上的“第二轨道”外交的属性,不能简单归结为民间外交或官方外交,它是身份上的非正式性与本质上的官方性的有机统一,“第二轨道”外交所能发挥的影响也与此密切相关。一方面,由于其身份上的非正式性,“第二轨道”外交操作灵活,却又无法直接进行决策,所能起到的影响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其本质上的官方性,“第二轨道”外交能迅速影响官方决策,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分享了官方外交的局限性。     

晚清的幕府制度及其嬗变

晚清幕府是指鸦片战争至清朝灭亡期间的幕府,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四大幕府最为典型。晚清幕府系由明清时期的传统幕府发展而来,是中国幕府制度发展的极盛和走向衰亡的时期。晚清幕府在入幕人员的选择、幕务及所起的作用方面,继承了传统幕府的一些特色,成为国家政治人事制度的重要补充。但是,它与传统的幕府相比,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异,主要表现在幕府机构的扩充和幕府人员职能的变化、入幕方式的变化、幕主与幕员主从关系的确立和经济关系的分离等。     

孔孟儒家官德修养方式的内在缺陷及对策

为了实现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孔孟儒家非常重视对官德问题的探讨,在提出丰富的具有积极意义思想的同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缺陷:官德修养上的道德精英主义,造成民众社会监督机制的缺乏;官德修养上的道德绝对主义,造成重德轻才的失衡;官德修养上的道德理想主义,造成实际道德的虚无;官德修养上的道德宗法主义,造成人情政治横行;官德修养上的道德义务主义,造成外在法制规范的的缺失。挖掘儒家传统官德思想中的缺陷并寻求解决之道对于今天的官德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略论唐代宗室制度及其影响

唐代宗室可由爵位出官,亦可由血缘关系出官。以爵位出官,《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清晰准确,《唐六典》与《唐会要》的记述则比较模糊。以爵出官的品阶也与实际情况有所差距。若以血缘关系出官,宗室的五等血缘品阶与其出官品阶并不一一对应。唐代的宗室政策,在高祖时延续隋制,从太宗开始,保持近房宗室的政治地位,压制远房宗室。玄宗以后,近房宗室基本不出阁,远房宗室则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在对政局的影响上,唐代宗室整体素质较低,影响是消极的。     

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兴盛与当代史学新机制的完善

在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机构是史学的主体之一,与私家分担着史学发展的社会职责。官方修史逐步成为国家政 权运行机制的组成部分,这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史学的连续发展和繁荣。但是,官方史学也对史学发展起到一些负面的影 响。在清朝灭亡之后,官方史学意识仍然存在。在当代,应充分利用官方史学因素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注意研究和防 止其弊端发生,以保证史学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雍正时期社仓的设立:皇帝、官僚与民间

雍正帝的社仓政策目标明确,轮廓清晰,推行得当。建立一个民间仓储体系,以便削平丰年歉岁之间的食物供应波动,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稳定可靠的食物保障,有赖于官方的倡导。在官方的动员下,民间的有力之家通过谷本的捐输,推动了社仓的设立。民间的动员也是社仓日常运行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