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海姆:社会重建时代的理性与非理性研究

曼海姆指出,现代西方社会危机根源于理性与非理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失调,主要表现在:人类控制非理性能力发展的不均衡与分配的不平等;工业社会的功能理性导致实质理性的丧失;大众政治的非理性对现代民主的威胁;个人和社会处在一种“有组织的不安全”状态。曼海姆基于批判理性主义的立场,试图通过弘扬教育、实施民主、制定计划,来重建一种理性与情感协调的社会,以解决社会的危机。     

公共危机事件中非理性恐慌的应对与政策决策理性化

非理性恐慌是与正常心理状态恐慌不同的，由非理性因素引起的非正常心理状态，构成公共危机事件的常态现象和基本场景，是政策决策机制不健全导致非理性因素运用不当的反应，无论对决策者应急决策能力，还是对应急政策决策体制机制，都是严峻挑战和考验。应站在政治的高度对待非理性恐慌问题，弘扬人类理性精神，正确发挥理性因素的指导作用，并以此合理规制非理性因素运用，优化常态化的、有利于正确发挥非理性因素正向作用的理性化政策决策长效机制。     

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新社会运动的各种看法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普遍掀起一股空前未有的所谓“来自上面”的阶级斗争浪潮。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其制度本身危机新阶段的发展过程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下加深了。另一方面,保守力量之所以也能动员起来,主要是由于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情绪和行为在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现状维护者采取的策略,遵循着以下三个主要原则:(一)试图强行实施一种旨在公开捍卫和竭力维护私人资本家利益的新经济政策;(二)力求重新划分资本主义国家作用的范围,将其目标放在限制、甚至消灭广大群众通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某些权利;(三)为了保存处于结构危机的资本主义,尽力使其意识形态“重新合法化”。     

戴维·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哈维深刻地分析了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指出其实质是以信贷膨胀和金融投机作为掠夺、诈骗手段的一种新剥削方式的崩溃,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产。哈维进一步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推动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权力的巩固,他号召普通民众发起反抗新自由主义及其剥夺性积累的激进政治斗争,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此外,哈维还揭示了后现代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积累模式之间的关系,批判了后现代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妥协。在西方政治向右转的背景下,哈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政治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来剖析新自由主义和国际金融危机等新问题,为人们提供了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独特而有力的理论分析框架。     

论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

所谓非理性因素是指在人的思维活动中或认识过程中出现的非逻辑的思维形式及通过非逻辑思维形式进行思维活动的能力。这种非逻辑的思维形式在认识活动中并不遵循逻辑的带有必然性和因果性的顺序和程序来认识事物。它或是通过对事物本质进行直接的把握、在瞬间完成认识;或是对原有逻辑顺序和程序进行简化和压缩,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在以往的认识中,人们只注重对理性认识能力的挖掘和探讨,而忽视了对非理性因素认识能力的考察。非理性因素作为一种认识能力是对理性的逻辑思维能力的补充。在实际的认识活动中,理性认识能力与非理性认识能力都有…     

试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本文从生产方式的制约性和思维方式本身的发展规律,考察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认为中国传统思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方式,而是综合非理性与理性的双重成分,并具体通过直观和逻辑、整体和分析相结合,辩证中包含相对主义,经验内容中包含教条形式,理论中包含实用等基本特征表现出来。     

人和现代危机

现代社会的危机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为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导致现代社会的重要成果、价值和方向出现问题。危机以其特殊的方式反映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建立在民主、社会主义和自治基础上的南斯拉夫社会中。在上述各类社会中,危机又表现为经济危机、政治制度危机、法律制度危机和政治思想方向危机。最后一种危机威胁着人权、自由和作为公民和生产者的人的解放领域已取得的基本成果。     

民主、公意与政策合法化的逻辑——来自法国《首次雇佣合同法》危机的启示

政策合法化是一个政治力量谈判与妥协的社会契约过程,其依赖于一系列十分复杂的政治活动与制度规制而发生作用.作为社会理性主义者,政府深思熟虑的政策方案常常在政治妥协与互动过程中发生戏剧性的改变,直至社会各个利益相关方都能接受或达成一致为止.但是,政策的合法性是有限度和有代价的,随着追求的政策合法性程度越高,一个社会需要为之什出的社会和政治等各类成本也会边际递增.运用科斯的经济学方法将卢梭的公意、民主理论与政策合法性问题结合起来,提出一个政策科学中的"卢梭-科斯定理",并以法国<首次雇佣合同法>的危机事件为例分析政策合法性的政治难题.     

非理性主义哲学历史演进研究

非理性不等于非理性主义。非理性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而非理性主义只是在19世纪中叶才凸显。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出现,既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回应和反思,又是对新时代的呼唤和预言,同时它也改变了西方哲学以理性为中心的单一发展模式,开创了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前景。正确认识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历史演进有助于我们很好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论理性与非理性的原始统一

在原始精神和原始思维中 ,非理性先于理性、非逻辑思维先于逻辑思维而产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它们浑沌地统一在一起 ,这其中非理性在人类早期精神和思维的进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成为理性及逻辑思维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原始社会后期及文明社会初期 ,伴随着语言的产生和工具的使用 ,原始思维中的逻辑思维逐渐产生并从浑沌中分化出来 ,使人类的认识和思维的发展有了本质的飞跃 ,但这并不意味着非理性的消亡 ,相反它标志着非理性从人的本能意识发展成为一种非逻辑的认识的表现形式 ,即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而使人类的自我意识具有了本能与理性的双重结构 ,同时也说明人的非理性的作用领域和形式发生了变化 ,非理性不再独立地存在 ,它作为理性的补充形式 ,在理性及逻辑思维的基础上发挥着作用 ,这表明理性与非理性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统一     

文艺美学与神话

本文从中国文艺的史实出发,采用神话原型批评方法,探究神话对于中国审美文艺学的生成意义——神话如何形成为一种结构凝结于中国审美文艺学之中,回答神话如何为中国审美文艺学提供和积淀了审美经验等问题。文章探究了神话这一建立思维通则的隐喻思维的形态,通过某一原始的神话原型所滋乳的结构系统探究了深层的思维机制生成。     

论奴隶制时代历史神话化思潮

本文认为中国奴隶制时代曾发生过历史神话化思潮,这一思湖与原始神话中的泛神现象有本质不同,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种有意识行为,其影响除政治方面之外,还波及至中国神话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神话的基本特征,即神话的家族色彩,并直接诱发了中国神话史上的另一思潮——历史神话化思潮。     

论文学创作中的非理性思维

非理性思维是人的个体心性、精神结构的固有形式 ,是与理性思维同时共存的。非理性思维是文学创造性思维的主导型思维形式 ,其特点与文学创作的感悟性、体验性品格相契合 ,主要表现为感性思维、灵感思维和潜感觉思维。     

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形成

在政权体制和社会结构发生崩溃的危机时期,科学对意识形态的形成起着异常显著的作用。没有意识形态作为基础,社会是不可能发生根本变化的。科学如何作用于意识形态呢?主要是通过改变世界图景和运用科学的认识与思维方法。在任何社会中,世界图景都是人的初始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建构了关于理想的和可运行的社会制度的概念。“事物的自然秩序”是一切时代的意识形态争论中的最重要论据。早在古希腊首批哲学家(如阿那克西曼德)的著作中宇宙学理论就完成了使社会制度合法化的职     

论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政治控制

政治体制改革是对旧的政治体系的扼制和摒除，也是对新的政治体系的扶植和建立，其本身就是政治控制行为的表达。但由于改革中利益表达渠道的不完善以及各种不同政治文化冲撞而引发的政治行为非理性因素的扩张等，政治体制改革还可能引起政治的失控。因此，应当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运作中，实行必要的政治调控，即应当在综合地正确运用政治组织控制、政治法律控制、政治责任控制以及政治舆论控制等控制方式的基础上，注重强化政治控制机制：协调、整合不同利益关系，制定正确的政治体制改革战略，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政治领袖对政治技巧的高超运用。     

中国基金热的冷思考

2006年无疑是中国基金最引人注目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基金收益不断上涨,基金销售异常火爆,基金市场空前繁荣。基金业的迅速发展有其内在原因,但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这种非理性的上涨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充分认识并及时防范其风险尤为重要。文章对当前基金市场非理性加以分析,并提出预防风险相关制度安排,引导基金业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     

历史的终结与当代人的危机

历史终结论一度是一种时髦理论,其中尤以美籍日裔作家福山为主要代表。历史终结到底意味着什么?根据当代思想家雷蒙·潘尼卡的理解,种种历史终结论大多仍在历史的神话内立论,事实上,终结的不只是一种历史概念,而是一种时间意识(最终来说,是人的一种自我理解)在人类意识中的主导地位。现代世界的困境不仅造成当代人的生存危机,也引起当代人的自我理解的危机,但危机同时也是机遇,一种突破历史神话的超历史意识也许是当代人得以获救的希望所在。     

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思维方式

<正> 实证一词在词源学上,包含着肯定、明确、确实等不同含义。在具体的科学研究活动中,实证代表了一种超越或排除了价值判断的纯客观性行为或过程。但是,实证之能够上升为一种具有社会普遍性样式的思维方式,除了必须符合其词源学的含义外,无疑更取决于这一概念的实际运用及其语境背景。只有从实证概念的语义前提出发,分析实证之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出现的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才能抽象出一种可作为一般认识     

非理性主义与科学思维的合流——19世纪唯美主义思潮新解

唯美主义无法真正隔绝科学思维的强势影响，在诗学和创作的错位中，唯美主义对文学形式的认知和建构体现了非理性与科学思维的冲突与平衡，集中反映在文学与装饰艺术“装饰性”观念的互文关系上。由于非理性与科学思维的合流，当文学的视野被理性的科学主义影响时，重感受、重体验的美学特质却日益浮出水面，使文学以一种反作用力向非理性突进。对文学形式观念内在矛盾的辨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唯美主义思潮。     

东亚发展型体制：逻辑、结构及其限度

发展型体制是以东亚为代表的发展型国家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从本质上来看,发展型体制是基于政治合法化的逻辑而产生和形成的。在政治合法化逻辑下,发展型体制通过发展经济来提高其有效性,以其有效性来维系和巩固合法性。因此,发展型体制形成了一种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官僚式威权主义结构,历史经验表明,这种结构对发展型国家取得成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随着发展型国家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和外部全球化压力,东亚发展型体制面临着民主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发展型体制进行转型则是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