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僚政治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读《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以经济结构作为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切入点,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手法剖析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该书对官僚政治从技术性和社会性两方面进行定位,并且从政治形态、经济结构和文化意识三个维度来分析官僚政治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及原因。《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对现阶段我国的官僚主义的克服和治理有着启示性意义。     

官僚主义幽灵游荡的痕迹——读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诚如孙越生先生所说:“在历史上,统治中国最久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官僚政治。……但是,几千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浩如烟海的著作里,专门系统地批判官僚政治的书籍,却是寥若晨星!”今天该是对官僚主义作彻底清算的时候了,这是涉及到改革事业成败的重要之举,“此幽灵不除,中国现代化难成”。不久前,有人建议重读李自成,而我们觉得重读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意义决不在重读李自成之下。     

萨拉·莫里斯,奥德赛式的创作史

正萨拉·莫里斯1967年出生于英国,现工作、生活在美国纽约。莫里斯的绘画与其影像作品齐头并进,艺术家将之称为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些作品以点、线和角在二维平面上描绘出城市、社会和官僚政治的拓扑图。萨拉·莫里斯成长于后"水门事件"时代盛行的怀疑主义之中,其     

平等主义国家理想与区隔主义官僚体系：一个社会分层结构的新模型

通过重新分析“再分配”的概念,本文跳出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层研究中,对于精英与普通民众区隔的过分关注,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分层模型。本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层结构是由平等主义（egalitarian）国家理想与区隔主义（particularistic）官僚体系间的矛盾所决定的。1 再分配本身并不产生不平等,而是再分配过程中的官僚及官僚政治行为造成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不平等。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远近不仅决定了在再分配体系中的地位高低,也决定了遭受官僚政治影响的程度大小。在社会转型时期,基层官僚在再分配时期的优势将进一步继续,而整个社会分层结构上的差异也将逐步扩大。     

马克斯·维贝尔与当代社会学

马克斯·维贝尔对现代社会学影响之大是无可比拟的。他所提出的有关官僚政治、政治权威结构、社会层化、支配经济活动的道德标准、宗教世界观和法律制度等等的看法,一直被人们在进行有关这些问题的具体调查中广泛使用。本文目的在于扼要评论维贝尔对社会学内某几个十分重要领域的研究的影响。近年来研究维贝尔的一个重要课题是他同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些研究纠正了把维贝尔看成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     

法制化社会与大众传播

法制化社会与大众传播○周凤婷翻开中国的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我们很难发现一个普通老百姓在“大堂”上向“父母官”要求保护自身权利的实例。孙越生先生在其师王亚南所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的序言中指出：中国老百姓在旧社会愚民政策的长期毒害下，很少有从法的...     

晚清的幕府与官僚制度

对中国幕府制度及其有关的问题历来缺乏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本文通过对晚清幕府与官僚政治制度间的关系及其变迁的探讨，表明当主导制度趋向衰败时，幕府辅佐政治的作用也随之削弱，但其汲纳储育人才的功能却弥补了主导体制的不足，为官僚政治输入了大批适应时势的优秀人才。同时，由于幕府人才打玻惯例步入仕途，由幕宾转化为幕僚，遂促成幕府制的实质性变更，而清末主导官僚制度的变革成为最终导致幕府制趋向消亡的主要因素。     

澄清吏治:威慑与预防——以明代监察官职务犯罪立法为例

明代监察官职务犯罪的立法形式呈多元化,即以《大明律》为基点,具体内容散见于令、大诰、条例,以及各类监察法规等不同的法律形式之中,并随时代的发展而变革与调适,这些确曾对澄清明代官僚政治有所贡献。然而,在肯定其制度功能的同时,也应看到其作用的局限性,即与前代诸朝相比,注入了更多的理想化成分,凸显了极为功利性的立法意图。探究历史脉络,应当承认其所遭遇的实践困境,与其法价值的缺失不无缘故。     

浅论我国民办社工服务机构的发展

民办社工服务机构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是传递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载体,是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我国的民办社工服务机构还处在起步阶段,大力培育和发展民办社工服务机构,必须对其清晰定位,研究其发展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切实解决"四化"(即制度化、本土化、专业化、职业化)问题,正确处理好与政府、与高校社工专业、与其他机构、与自身建设之间的关系。     

传统思想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三重概念。从传统文化的视域看,其内涵又关乎多重关系。首先是个体之间的交往。人类由个体构成,共同体也基于不同的个体,个体以及个体之间如何建立和谐相处、平等交往的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涉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共同体建构来说,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体现于两个维度,一方面个体需要认同社会、融入群体,另一方面社会应承认个体,维护其合理权利,二者构成建构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前提。从更广的角度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涉及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概要地看,处理或协调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关系的总体原则是相互尊重主权,互惠互利,走向普遍安全或永久和平。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到“为万世开太平”,这些传统的价值取向侧重于超越具体或特定的民族、国家,以整个天下为关注点。进一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涉及广义的天人之间,即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在理解天人关系或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之时,总体的原则是注重天人之间的相分与互动。天人之间的“共美”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形而上的前提,也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     

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

本文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 ,从“问题意识”、作为“过程”的制度史、作为“关系”的制度史、严格学术规范 ,加强学术交流四个层面阐释了什么是“活”的制度史 ,以及如何才能将制度史研究做“活”的问题     

法人团体：一种“总体的社会组织”的想象: 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研究

功能分化和领域分离被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构成许多建基于启蒙理性的社会建设理论的核心观点。但分化条件下不同社会领域及功能之间如何整合的问题在启蒙理性传统中却付阙如。本文在M.莫斯的“总体的社会事实”的启发下,尝试构建一个“总体的社会组织”概念来考察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文章认为,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是以在社会组织层面整合国家与个人之间,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以及社会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道德功能之间的人为对立为目标,“法人团体”属于中介性的“总体的社会组织”范畴。虽然涂尔干的这一想象有简单化和乌托邦化的嫌疑,但其对于洞悉和超越高度分化状态下的社会生活弊病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     

论桂园体制的形成及其终结

论桂园体制的形成及其终结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安平明治最后十余年，政局由元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的各自继任者西园寺公望、桂太郎交替执掌，并采取了私下授受政权的特殊形式，是为桂园时代。这一时代是藩阀官僚政治向政党政治的过渡时期。政党势力日益发展壮大，主政...     

日美贸易摩擦中的外压与政策协调

外压是国际经贸交往中一国为迫使另一国改变国内政策和机制、达到强制性政策协调的目的而施加的政治性压力。外压的作用,从根本上而言是单向的而非双向的,表现出施动者和受动者之间政策协调的强烈非对称性。战后日美经贸摩擦的历史充分证明,外压的力量根源来自于国际体系、双边关系和国内社会三个层次,国内社会层次是其根本。外压的有效性与外压强度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其主要原因在于外压与内压之间形成了循环往复的动态双层博弈,内压对外压的主动借用是外压发挥有效作用的重要路径。     

地域冲突与中国古代文化大一统局面的形成

以地区之间自然环境特殊、发展水平失衡、文化传统互异为背景形成地域矛盾始终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基本问题,与此相适应,以地理界线作为派系分野的标志并且争夺区域利益也始终是统治集团内部冲突的一个重要特征。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将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斗争的复杂内涵,而且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各区域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整合规律。 地理环境是人类文明赖以发生与发展的基础。地理环境不仅提供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而且赋予其某些重要的、并且注定要延续下去的原始特征。这些特征的发展构成了国与国之间的显著不同,也构成了一国…     

儒墨辨异

儒墨两家学说之间存有本质差异如果说前者代表了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其社会基础的内在超越式的文化路线的话,那么后者则代表了以中国古代下层劳动者为其社会基础的非超越的经验式的文化路线;这一本质差异的揭示在当代中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战后日本媒体的历史认识问题

历史认识问题是影响中日两国正常交往的障碍之一。本文以对日本国民历史认识产生重大影响的日本媒体为例,分析了能够表明其历史认识问题的诸多言行及其形成原因。并提出在当前媒介化社会和全球信息一体化进程中,拥有广泛而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媒体可以起到促进国家之间正常交往或影响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重要作用的论点。认为日本媒体的历史认识问题也是影响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化共生与和谐文化探幽

和谐文化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全体成员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文化共生与和谐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和谐文化是在文化共生基础上形成的高级形态,它们是辩证统一的,又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文化共生具有结构性的特征,其横向结构表征为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多元文化共生,国家内部多民族文化之间的多元共生,不同文化群体的共生和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共生;其纵向结构表征为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之间的共生;其立体结构表征为文化共生的形式维、内容维与和谐维。和谐文化具有层次性的特征,包括低度和谐、一般和谐和高度和谐,它是由初级不断向高级发展的文化形态。文化共生的结构性与和谐文化的层次性昭示了多元文化发展的递进式、螺旋式上升规律。     

略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

人与社会的和谐。这既包括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个人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所以,妥善协调和正确处理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关键。同时,人与人之间关系是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具体体现。人是社会的主体,各种社会关系是人与人在其社会实践过程中发生和建立起来的。但是,社会关系一旦被建立起来并被固定化、制度化,就会规范和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就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和而不同”思想的多重意蕴

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是在继承春秋时期"和同之辨"基础上形成的,这一思想内涵丰富,具有多重意蕴。其政治智慧、处世原则和人生境界、哲学观念、普遍的方法论、文化观、宽容精神等思想观念,对于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文明互鉴具有重要意义,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