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及注校勘拾遗(五)

《后汉书·光武帝纪》 :“其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李贤注曰 :“武帝建元元年 ,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也。”余按 :武帝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有之 ,见于《汉书》本纪 ,然不当言“始”者。《汉书·文帝纪》孝文二年诏曰 :“乃十一月晦 ,日有食之 ,……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九月 ,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 ,上亲策之 ,傅纳以言。”是为确证。《后汉书·光武帝纪》 :“匈奴遣使来献 ,使中郎将报命。”李贤注曰 :“《匈奴传》云 :‘令中郎将韩统报命 ,赂遗金币。’”余按 :…     

孔子司马迁治史态度比较

<正>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史家之一。关于他著《春秋》之事,屡见于先秦、两汉人的记载。他的治史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史家,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个,然而他们毕竟有所差异,今试作比较如下: 一,直。孔子主张“秉笔直书”,他赞美“书法不隐”的董狐,许以为“古之良史”(《左传·宣公二年》)。他的《春秋》也由此而使“乱臣贼子惧”。这一点与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直录”(《汉书·司马迁传》)笔法是一致的。但孔子又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治史风格,以     

关于汉赋同经学联系的一点探索——从扬雄否定大赋谈起

<正> 赋正式形成于汉代也兴盛于汉代,这似乎不存在什么异议了。《汉书·艺文志》于“六艺”、“诸子”之外,昭然别立“诗赋”一门,可看出汉人对辞赋的特予重视;《汉书·艺文志》收列“歌诗”314首(包括“乐府”),而赋为900余篇,后者数量约为前者两倍之多,更表明了汉人作赋的热情和踊跃。《文心雕龙·诠赋》篇称:赋之于汉“蔚成大国”;又说:“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按班固已有类似的话)看来都并非夸大之辞。然而,使人困惑不解的是,正当汉赋发展大骋其势、成绩可观之际,却猝然响起了否定赋作     

释“自名”

汉乐府《陌上桑》有这样一联诗:“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其中的“自名”,余冠英先生《乐府诗选》注目:“自道其名”。邓魁英等编《汉魏南北朝诗选注》亦用此说。我认为释“自名”为“自道其名”,不妥。如《孔雀东南飞》:“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其中“自名”,显然不能解作“自道其名”。按,“自”犹“其”。如《北史·庾信传》:“唯王褒颇与信埒,自余文人,莫有逮者。”刘淇曰:“自余犹云其余”。又《洛阳伽蓝记·法云寺》:“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其中“自”,《太平广记》作“其”。由此,“自名”当为“其名”,即“他的名字(它的名字)”。这里“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意即:“秦家有个好姑娘,她的名字叫罗敷”。     

直把歌场当战场——论田汉抗战时期在戏改方面的贡献

抗战时期 ,为更广泛地团结一切艺术人才宣传抗战 ,田汉一方面与郭沫若、阳翰笙等人组建抗敌演剧队 ;另一方面 ,他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团结地方戏曲艺人 ,充分发挥戏曲在宣传抗战救亡中的积极作用。他在武汉与洪深一起举办“留汉歌剧演员战时讲习班”,从提高地方戏曲艺人的思想觉悟入手 ,积极推动戏曲改革工作。他创作《江汉渔歌》、《夫人城》、《新会缘桥》、《双忠记》、《金钵记》等戏曲剧本 ,以自己的创作实践 ,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鼓舞了人民的抗战斗志 ,同时 ,也为戏曲改革工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也谈“束脩”不是学费

<正> 孔子,举世闻名的大教育家,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私人办学最有成就的人。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三千”之数,虽不无夸大,但孔子学生很多却是无可置疑的。私人办学,规模初具,其教育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确是研究孔子教育事业极关重要的问题。许多研究者,因《论语·述而》有“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一句话,就把“束脩”当作孔子收纳的学费。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上说:“他是‘有教无类’。     

从《呂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

<正> 一不是杂家是新道家《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这两部书列为“杂家”是很不恰当的。首先,“杂家”这个名称就不太恰当,既“杂”何以成一家之学呢?这是早已有人提出过的问题。其次,从诸子百家的发展来看,“杂家”之名也不确切。本来,从春秋到战国的所谓诸子百家,开始一个人就是一家,正如《墨子·尚同下》所曾说过的:“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因而“国之为家数也甚多”。《庄子·天下篇》根据相同的理解,因为“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所以有“百家之学”的说法。《荀子·非十二子篇》列举六种邪说,非难了十二个人,     

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国文学史研究漫谈

王国维(1877—1927)在1912年写的《宋元戏曲考》序文中,首先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他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氏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意在推崇元曲。在《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中,王氏称“元杂剧为一代之绝作”,王氏正是有感于元曲“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     

《易经》对《老子》的影响

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贡问他:往日夫子教导弟子,“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占”,何以老来好《易》?对此孔子详作回答,其要点是:“前祥而致者,弗祥而好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缺点以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求其德而已矣,吾与史筮同途而殊归”;“《易》有君道焉”(见帛书《易·要》).这符合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也说明年老前之孔子并不好《易》.者子也是一位“不语怪力乱神”者,但其史官身份,要求他必须了解并研究《易》.因为史、卜、筮、祝这几种人“每每是相兼相通”(李学勤语),甚至“周易这个典籍的编纂出于史官”(朱伯崑语).所以.孔子所说的那几条理由,皆适用于老子.事实上,老子当比孔子更早更多地接触与研究《易》,受其影响更大,下面拟从几个方面对比问题加以阐述.     

陆文学交游考略

陆文学即“茶神”陆羽。《新唐书·隐逸传》云:“陆羽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人……上元初,更隐苕溪,自号桑苧翁,阖门著书……。诏拜太子文学,徙太常专太祝,不就职。贞元未,卒。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祀为茶神。”他的别号除“桑苧翁”外,《国史补》载他曾自称“竟陵子”,《上饶县志·寓贤》说他曾号“东岗子”(《唐才子传》同)。而《文苑英华》收有一篇《陆文学自传》,欧阳修在《集古录·跋》中认为该文乃出自陆羽手笔,可见他又曾以“陆文学” 自翊。     

释“信宿”

“公归无所,于女信处”、“公归不复,于女信宿”,《传》曰“再宿曰信”,信宿即连宿两夜。《周颂·有客》“有客信信”,《传》亦曰“再宿曰信”。典籍注释训信宿为再宿者,不胜枚举,其义无可置疑甚明。然再宿何以得曰信宿?未有说者。今案信为申之同音假借。《邶风·击鼓》“不我信矣”,《释文》曰“信即古伸字也”。《考工记·轮人》“信其程围”,疏曰:“信,古之申字”。《谷梁传》隐公元年“信道而不邪”,注曰:“信,申字,古今所共用”。皆其例证。申字训重训再,如《荀子·王霸》“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注曰“申亦重也”;《苟子·仲尼》“疾力以申重之”,注曰“申重犹再三也”;《尔雅·释诂》曰:“申,重也”;《大雅·旱麓》序“申以百福干禄焉”,疏曰“申者重也”。申字既有重、再之训,故再     

“都市诗人”张岱的为人与为文

“都市诗人”张岱是中国散文史上的大家。他的散文所表现出的“空灵之气”,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他的“自叙”文体 ,可谓是“自嘲”的艺术 ,“自嘲”中仍有对自我“真性情”的坚持与夸耀 ,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有“忏悔”之意。作为文明象征的都市生活及其艺术表现 ,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而张岱对于民俗文化和都市风情的理解与把握胜过史书与方志。张岱文章之妙 ,还在于有所寄托 ,他将“一肚皮不平之气”和“书史、山水、机械”等糅合在一起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张岱散文看似平淡 ,实则有绚烂作底 ;他擅长在散文中写人 ,注重细节 ,三言两语足以传世 ,这种笔墨功夫 ,源于《世说新语》,又得益于张岱“好说书 ,好梨园。”     

蒙元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马可·波罗游记》史事探论

怎样正确认识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特别是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这对“马可·波罗学”来说已是当务之急了。目前学术界“肯定论者”所提出的“确凿证据”充其量只可作为一种间接材料。靠一二条间接材料加上逻辑上的“猜想”,在理论上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这也是中国学者疲于应付“怀疑论”者论战的根本原因 ;而“怀疑论”者对马可·波罗的某些苛求 ,在逻辑上讲确实是站不住脚的。解决马可·波罗问题的关键 ,是不能只躺在《马可·波罗游记》上去研究所谓的“马可·波罗学”。其实 ,“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不一定是指某个特定的人 ,而是指当时的一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开拓者。“马可·波罗”就是他们的代名词 ,《马可·波罗游记》就是他们当时历险经历的总结     

“好色即淫”说与“好色而不淫”论

《红楼梦》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姑之口提出一个有关“好色”的命题——“好色即淫”说,而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十四有“《国风》好色而不淫”论。“好色即淫”还是“好色而不淫”,似乎成了一桩有待了断的“公案”。　　一、“好色而不淫”论与先秦文化中的“好色”观　　其一,先秦儒家承认“好色”是人的一种天生“情性”、自然人性。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第14简:“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①《孟子·万章上》:“好色,人之所欲。”《荀子·性恶》:“目好色,耳好声……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也。”其二,先秦时期…     

“隐宫”“隐官”辨析

“隐宫”之词首见于《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皇始三十五年,“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史记·蒙恬列传》说,“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廖,世世卑贱”。究竟什么是“隐宫”?最早作出解说的似     

韩非的“参验”论

<正> “参验”论,是韩非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也是韩非思想体系的方法论。所谓参验,是参对、比照和证验的意思。早见于《战国策·魏一·西门豹为邺令》,曰:“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扬人之丑者而参验之。”又见于《楚辞·九章·惜往日》,作者屈原批评楚怀王说:“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韩非在前人基础上,继承了其师荀卿的唯物主义知行观和老聃的朴素辩证法,发扬了前期法家重视现实的改革精神,发展成为他的“参验”论。韩非说:“不举不参之事”,“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备内》)。就是说,凡事都必须经过参验,未加参验之事,不可举办。对于陈述的各种言论、见解,要判定其是     

“雀”辨

《诗·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句,前人多释“角”为雀之喙。窃有疑焉: 第一,如毛奇龄《续诗传》指出,“角”乃鸟噣之锐出者,“雀”虽有噣而不锐出,因此仍是无“角”。第二,诗中“雀”“鼠”对文,理应并指恶物。国风中之恶鼠,可证之于《魏风·硕鼠》、《(?)风·相鼠》,而恶雀别无他例。《古今注》:雀,一名“嘉宾”,《说文》四“隹”部:“雀,依人小鸟也”,均不以为恶物,与鼠同列,有悖情理,且雀亦非“穿屋”之鸟。     

《说苑校证》校补(五)

又乐其知。 (杂言篇　Ｐ4 2 9)按 :知 ,当据《荀子·子道篇》、《孔子家语·在厄篇》改作治。王先谦《荀子集解》云 :“治 ,谓所事皆治。”景公曰 :“天不雨久矣 ,民且有饥色。”(辨物篇　Ｐ4 52 )按 :且 ,《太平御览》卷八七九引作皆。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 :“且 ,犹并也。《论衡·非韩篇》‘此所谓文武张设 ,德力且足者也。’”并、皆义合。《后汉书·马廖传》城中谣云 :“城中好广眉 ,四方且半额 ;城中好大袖 ,四方全匹帛。”且、全互文 ,且犹皆。费昶《咏照镜》“城中皆半额”正作“皆”字 ,尤为确证。谢《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     

“虎”称“大虫”的原因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修订本)585页说:“除了避讳之外,其他的忌讳,也可能引起事物名称的改变。古人忌虎,所以称‘虎’为‘大虫’”。这个看法对不对呢?我们不妨先从“大虫”一词的来源说起:在上古的时候,“虫”字曾经一度扩大到动物的总称。《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虫,兽身蛇首,名曰琴虫。”《庄子·应帝王》:“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韩非子·说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吕氏春秋·本(?)》:“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大戴礼·曾子天圆》:“毛虫之精者曰鳞;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论衡·自纪篇》:“人亦虫物,生死一时。”人们最初对“虎”的认识并不一致,《战国策·秦策》:“虎者,戾虫”。《论衡·遭虎篇》:“夫虎,毛虫”。可见是从不同的角度定性的。     

释《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倚市门”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了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贫穷之人要想富裕起来的一条经验,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这条经验,尽管只有寥寥数语,但是影响很大,在后世的论著中常有引证。不过,对其中的“倚市门”一词的解释却大不一样,相去甚远。一种释意是指经营商业。《中文大辞典·人部》“倚市门”条的释文云：“谓商人之业也。”并引用了《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这段文字,以及《史记会注考证》、《书言故事·商贾类》中的有关文字作为依据。现今有关论著亦有类似译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