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

近代中国文化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制约下传统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发生的近代性转换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是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以通商、遣使、求学、传教、游历、翻译等形式进行的,它表现为一种非和平背景下的和平方式。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中西文化交流经历了由冲突到整合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     

唐德刚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论"及其意义

唐著<晚清七十年>,集中反映了唐德刚先生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论.在唐先生眼中,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型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唐先生"社会转型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她为人们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编写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一条恰当的、有价值的基本线索;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与现实联系的很好的契合点,从而也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和研究领域,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而不是单线式的思考.     

曾国藩耕读文化思想探微

曾国藩耕读文化思想既具有传统农耕文化思想的基本特征,又具有近代文化开放的思想因子。研究和探析曾国藩耕读文化思想,对于认识和把握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家庭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变化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传统行政文化对法国政府行为的影响

由于历史的、传统的、文化的因素,法国的传统行政文化对近代法国政府的行为产生了非常突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法国独特的传统行政理念、独特的传统行政习惯、独特的传统行政规则、独特的传统行政思想、独特的传统行政体制文化等五个方面。     

东亚三国近代文化选择与成因考述

对东西文化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而形成的近代东亚文化选择模式,在中国表现为“中体西用”;在朝鲜与日本分别表现为“东道西器”和“和魂洋才”。东亚三国近代文化虽说在形式上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因三国社会历史条件等诸多因素上的差异,使三国近代文化在对传统的反思及西学分量等内容上呈现出很多不同的特点。     

关于中国近代化场域中传统法律文化嬗变的思考

在中国近代化场域中,国家的孱弱和秩序的混乱、参与近代化运动之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利益的复杂性、市民社会发育的基础薄弱等基本特征对传统法律文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又未能为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相应的心理基础和社会条件。因此,在近代化进程中,法律体系构建与法律文化之间存在着严重排异,这也是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所必须破解的"两张皮"难题。为此,要强调同样理性地对待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法律文化、强化行政司法主体的现代法律文化意识、加快公民社会建设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注意从文化形态上研究近代社会

近代中国所经历的社会变动,本质上具有文化转型的性质。文化转型这一视角更能全面反映近代历史的变迁。本文拟就如何从近代政治形态、经济形态、社会层面、思想文化层面拓展和深化研究谈一点看法,以为抛砖引玉。     

“江湖”:中国文化的另一个视窗——兼论“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内涵

江湖是熟人社会以外混沌、非透明、乏规则的互动空间。在这种互动空间里,形成了历时性的江湖传统。它在组织模式上体现为模拟血缘关系的异姓结拜和结盟拜会,在价值模式上体现为等差有序、内外有别的义气。江湖传统表面上看主要存在于下层群体当中,实际上深嵌于常态文化体系之内。江湖作为一个独特的视窗,在中西学者熟悉的儒教中国、帝制中国、乡土中国等局部意象之外,提供了一个关于传统中国的整合性框架,即江湖中国。由此,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立体特征能够得到完整呈现。基层的乡土社区层面,呈现为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特征,顶端的庙堂层面同样如此。而介于乡土社区与庙堂之间的混沌江湖,仍旧要援引熟人世界的结构模型,同样讲究差序之别。这种一般社会层面的事实证据表明,差序格局概念确实具有立体社会结构内涵。     

当前“国学热”兴起的文化理路

当前“国学热”是指以传统文化复兴为主体内容的文化现象.其兴起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论域的转变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国逐渐崛起,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逐渐解除.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引发了人文精神危机、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中西文明比较等话题的讨论.这些讨论为解构近代以来制约传统文化地位的传统/现代、保守/进步、中国/西方等二元对立概念范式,扫清制约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想障碍打下基础,并从不同层面导引传统文化地位的提升,为促成大众“国学热”的兴起奠定思想基础.     

重评五四启蒙运动三题——兼评李泽厚诸先生之说

五四启蒙运动有三个问题值得重新评说:一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是与非。五四启蒙运动常常因致力于思想文化问题而受到非议,但作为政治革命之后的思想文化补课,五四并非"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而是要解决的就是思想文化问题。这种选择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二是为什么反对"调和折衷"。这也是"五四"遭受非议的重要原因。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之所以选择这种极端化的态度,并非只是出自策略性的考虑,而是不相信调和折衷会有好的结果。因为只要面对文化冲突的实际,就会承认,一些基本价值是无法调和的。三是启蒙运动的目标指向。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在一种误解,认为五四启蒙运动是从属和服务于救亡的。事实并非如此,五四启蒙运动虽然与救亡相关联,但它以人为出发点,目标指向是人而不是民族或国家。     

新文化运动与民国初年文化观念更新

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学界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笔者认为,尽管新文化运动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偏差,但它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西方思想的引进,为中国社会确立了"科学"与"民主"的文化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仅就这一点而言,应予以肯定。     

文化流离、仪式变迁与农村“闪婚”现象的发展——基于赣南B村农村闪婚现象的考察

农村青年闪婚现象是农村婚恋研究领域新近关注的重点和焦点,本研究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农村闪婚现象的产生以及快速发展。在对婚姻礼仪与过程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婚姻原有的文化意涵逐渐远去,这也即是本文所称的文化流离。婚姻仪式的极大简化不仅仅是传统文化无力的表现,更是现代性观念冲击农村青年婚姻观念的客观结果。农村传统文化的流离与解体是农村青年闪婚的内在原因,而农村婚姻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也是通过传统文化的消解对农村婚姻产生影响。     

国学热的持续升温与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一段时期以来持续升温的"国学热",原因复杂,既有积极的元素,也有消极的因子.为使其健康发展,必须端正研究和普及国学的目的,正确认识国学在当今中国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分清国粹与国渣,既尊重历史又与时俱进,既强调研究又重视普及,同时要以客观和宽容的态度看待"国学热"的争鸣.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传统三题

发端于五四时期的现代新儒家之基本价值倾向是主张现代化的,因而它亦应归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范畴,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的论断是不成立的。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内在逻辑体现为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这一过程的的转折点,虽然它的批判和否定曾经对中国文化传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它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就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整体进程而言,中国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挺立是一个不断得到加强的过程,中国文化传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文化格局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为中国文化传统面向21世纪的新开展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美洲华缘又一证

美国思百罗文化是美洲古文化之一。从其雕符和文物、纹饰来看,许多与中国古代符号相类似,思百罗文化与中华文明可能有直接或间接联系。     

毛泽东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

毛泽东的文化观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特征与四特征、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与形式、批判继承法与抽象继承法、古今中外法与综合创新法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认为这对于总结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 ,建设既继承优良传统又富有时代精神、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生存哲学研究论纲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生存哲学揭示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工具埋性的盛行,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生产和社会发展一体化、总体化的趋势,导致了个体的价值贬损和整个社会处于总体异化的生存状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此把科学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社会批判作为其生存哲学的主要内容,并把艺术审美救世主义作为西方人自由解放的拯救之道和自己理论的最终归宿。本文认为,应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当代西方的社会状况、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文化哲学思潮三个大的背景下来考察其生存哲学的理论得失。     

五帝时期的历史探秘

所谓五帝时期,是从有帝王名号传于后世,到正式朝代建立以前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时间跨度很长,可知者则很少,只有个别的帝王名号,而没有连续不断的历史记录。笔者通过对传说的考订,将其与虚构的三皇说严格分开,辨明了旧传的五帝系统之误,并进而认为,五帝时期已是农业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历史阶段,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中上游区域发展成西方文化系统,中下游区域发展成东方文化系统。两大文化系统融合成中原文化系统,即中国传统文化之起源。中国民族之形成,以传统文化之凝聚力为中心,其作用超过了血缘关系。     

风险文化研究与国家信息安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下的传媒文化责任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开始步入信息化时代,知识的增长和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特别是网络与卫星通讯技术的普遍使用,推动了社会结构变迁、经济利益重组和权力格局的演变过程,使得心理意义上的社会不安全和各种损失的不确定性日益突出。随着对世界认识的加深,人们对现代各种制度控制确保社会安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人们的风险意识在增加,对风险社会的研究也在深入,从而形成了一种风险文化现象。风险文化的核心内容是风险社会研究。处于社会双重转型期的中国,因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变迁与体制转型,使当代中国进入了高风险社会。就地缘政治而言,包括国家信息传播在内的信息文化安全问题也日益凸现在国人面前,成为风险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安全隐患。大众传媒在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信息文化安全方面,应该从更广泛的社会视野和更深层的内在文化理性去观察与思考,以营造有利于当代中国人的心理潜质和价值判断的舆论环境,推动中国公民政治文化认同和行为取向的最终实现。     

侠文化与20世纪中国小说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同时又具有“民间性”与“反正统性”的特征 ,其文化价值观念以“元叙事”形态和“潜文本”方式被转译为 2 0世纪中国小说的叙事资源和创作题旨。这批小说大都采取“英雄传奇”式叙事 ,具有“侠义”母题类型 ,并表现出“江湖乌托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