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六出祁山”诸问题新探

"六出祁山"是诸葛亮驻军汉中后北伐曹魏的重要战略举措,其实际是五次,两围祁山,三出关中,并无六出之实;北伐斜谷道是褒斜道,建兴十二年兵出斜谷所走过的道路应不经过城固;首次伐魏魏延"子午奇谋"未被采纳是诸葛亮与魏延行军风格差异所致。     

诸葛亮为何不纳魏延之计

诸葛亮不纳魏延十日出子午谷以袭长安之计，是对魏蜀两国军事形势的清醒认识，决非“战略之失”。在当时情况下，只有“安从坦道”、“平取陇右”才是唯一正确的策略。而魏延之计在敌情估计、路线选择、军粮供给、时间设想、攻城准备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行军者之大忌”，故不被诸葛亮所采纳。稍后华歆、王肃、陈群等人的见解，亦与诸葛亮不谋而合。     

职场“醉酒”引来灭门之灾

魏延作为三国时期的蜀汉名将,称得上智勇双全。他一生忠心耿耿,屡建奇功,刘备称汉中王时,尤其器重魏延,委以汉中太守的重任。在北伐期间,魏延作为诸葛亮的左膀右臂,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蜀军的头号将领。但魏延最后被屈谋反,落得个三族被夷的惨烈下场。这表面上固然与诸葛亮的移情和杨仪的私仇公报有关,实则是魏延的自我陶醉型人格给他埋下了祸根。     

诸葛亮北伐失败与魏延有关?

正说到诸葛亮北伐不成,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物,那就是魏延。在小说里,诸葛亮一直看魏延不顺眼,还是在长沙的时候,就要砍魏将军的头,说他反骨。其实这个情节是瞎掰的。魏延是当时蜀国军事上的顶梁柱,刘备很器重他,战略要地汉中需要一位名将当太守,大家以为是张飞,结果刘备却选定的是魏延。刘备问他凭什么守住蜀国的门户——汉中。魏延回答得很铿锵:"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对诸葛亮南征北伐的评价

南征胜利后,诸葛亮并没有在南中留有官兵,但在撤兵前对南中的原有机构如降都督和南中四郡作了调整,人事也作了适当安排,即把南中管理权委托给南中大姓和少数民族首领。以后南中出现几次叛乱,都是由降都督和各郡郡守平定的,没有酿成大患,所以诸葛亮北伐时,后方基本是稳定的,并得到南中人力、物力的支援。对于北伐的成败,应从两方面看待。从诸葛亮北伐没有达到"复兴汉室,还于旧都"的目的看,可以说是失败了,但诸葛亮北伐,实际是以攻为守,以弱小的蜀汉抗击强大的曹魏,把战争引向境外,使国内政治、经济得到平衡的发展。在北伐中,诸葛亮指挥若定,潇洒自如,十倍于蜀的魏军,却狼狈不堪处处被动,从这个角度说诸葛亮北伐是成功的。     

关羽北伐与《隆中对》再探

关羽北伐是对《隆中对》思想实践的产物 ,失在时机的选择不当和退却不及。但刘备缺乏权变 ,丧失了对荆益二刘的取代先机 ,蜀汉汉中、东线、关羽三路军队未能统筹策应 ,诸葛亮前期不甚为刘备倚重 ,联盟破裂 ,是关羽北伐毁败的重要原因。随即刘备夷陵战败 ,诸葛亮治国的思想不得已由“跨有荆益”嬗变为渐取陇右、蚕食雍凉、东和孙吴的务实方略     

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文化——立足于唐宋诗词的考察

木牛流马是诸葛亮智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诸葛亮北伐功业的标志之一,是其"名垂宇宙"的文化符号之一。唐宋诗人常常将"木牛流马"与"八阵图"视为诸葛亮智慧的象征和最伟大的发明。唐宋诗人在描写木牛流马时也是常常与诸葛亮北伐联系在一起。唐宋诗人不仅将木牛流马看作是诸葛亮的杰出智慧,更将其作为诸葛亮坚守信念、统一天下的文化符号,"看木牛流马,恢复神州"。诸葛亮木牛流马对唐宋以后的中国文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名士临戎驾木牛",进一步强化了诸葛亮在文学作品中的智慧形象。     

蜀汉政局与魏延之死

提及魏延之死,多数学者认为系杨仪奉诸葛亮之命,使马岱斩魏延。诚然,魏延之死与诸葛亮、杨仪以及马岱不无关系,然而杀魏延者,尚有费祎。虑及蜀汉国运的费祎,为确保自己能与蒋琬秉承诸葛亮生前的既定方针,顺利掌权蜀汉以求平稳发展,分别翦除对其乃至对蜀汉政局稳定构成威胁的魏延与杨仪。对手既已消亡,费祎终得与蒋琬先后奉行诸葛遗志,萧规曹随经营国家,使弱蜀仍得于三国乱世发展与自保达数十载。     

诸葛亮北伐目的新论——以多重战略目的及其实现程度为中心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已经提出刘备跨有荆益后北伐的目的是"成霸业"、"兴汉室"。后来法正建议刘备北伐汉中时提到了包括"尊奖王室"、"蚕食雍、凉"在内的三重目的,这对诸葛亮应会有影响。诸葛亮秉政期间北伐的目的应有三大层次:兴复汉室、推进统一为第一层次;扩大占领区、联络氐羌、搜罗人才、疲敝魏国等为第二层次;以弱示强、以攻为守、凝聚内部等为第三层次。就北伐的成效看,第一层次的目的远未实现,第二层次的目的或多或少有所实现,第三层次的目的大致实现。诸葛亮的北伐就目的来说,与孙权的北伐有明显区别;就后果而言,与姜维的北伐也有重要差异。     

诸葛亮北伐的争议及其才能质疑

诸葛亮北伐问题历史上一向争议很大,进而对诸葛亮的才能问题也众说纷纭。本文通过分析当时蜀汉与曹魏的形势对比、诸葛亮的北伐动机,指出无论在公在私,诸葛亮都有不得不北伐的动因;且在北伐战争的初期如果策略得当,的确有胜利的希望,而不能单纯以兵力数量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导致诸葛亮北伐战争的失败有诸多原因,但诸葛亮个人军事才能的平庸以及用人上的失误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台湾原住民祖灵信仰看高砂义勇军

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吞并了中国台湾。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本从台湾征兵共20万人。由于日本人将台湾原住民称为高砂族，便将从台湾原住民中8次征兵所有的2万多人称为“高砂义勇军”，这2万多人被派往马尼拉、新几内亚、拉哇鲁。高砂义勇军上了战场后在日军中地位极低，给日军打杂挑担，被日本人称为“苦力者”，没有地位，也没有军阶，最后能活着回来的，只有三分之一。就在这三分之一中，多数还是伤残。日本战败后，少数别有用心的日本人将在战争中战死的高砂义勇军的灵位放在靖国神社中，还宣称“台湾人是爱日本的”、“台湾人愿意做日本人”。而事实上在日治时期的台湾原住民，是被日军或胁迫或利用下被迫或少部分自愿成为“高砂义勇军”的。本文从原住民祖灵信仰的角度，研究高砂义勇军，探讨他们悲剧性命运的一个成因。     

论古代新疆屯垦的经济意义

屯垦是中国历代政府用以巩固国防、开发边疆的重要国策。新疆屯垦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影响久远,堪称我国古代屯垦的典范。迄今为止,新疆屯垦已历经两千余年,尤以西汉、唐、清三代为最盛。由于地处偏远,交通运输多有不便,军队就地屯田,且战且耕,从而为戍边军队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同时,屯垦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对纾解民困和开发边疆也有积极作用。屯垦还有效地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中西交流以及新疆经济的繁荣,对促进新疆地区生产方式的改进具有不可低估的经济意义。     

论秦征南越的进军线路与方略

汉武帝时征讨南越国,《史记》记载三路主力都是循岭北南下进军.照此实战经验,秦代征南越,当无《淮南子》所讲“分五军”之理.史学前辈吕思勉已经指出淮南说法的荒谬.据各可能的进军线路的地理、水文状况和地上考古的发现,驳正淮南的旧说,重新检讨秦征南越的线路和军事策略问题.     

第一次金川之役起因初探——乾隆帝绥靖川边的努力

乾隆十年至十四年,清廷先后用兵征讨川西土司瞻对与大金川,这两次战役关联密切,可以说瞻对战役的草率完结直接导致了乾隆皇帝对金川用兵。而金川战役尚在进行之时,乾隆帝便与统帅张广泗秘密谋划再次征剿瞻对事,甚而有乘此兵威,将绰斯甲、杂谷等川边地区强而不甚恭顺的土司一齐办理的计划,以此达到绥靖川边,一劳永逸的目的。只是金川未平,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树敌过多,上述计划一直秘而不宣。到了战役末期,清军已深陷大金川泥潭,进退不能。乾隆帝不得已,只能纳降撤兵,并运用政治手腕,将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粉饰成一场胜利的战争,以保全自己的颜面与朝廷的威严,而其未曾实现的战略目标,也自然为官方所讳言,渐渐隐匿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     

唐德宗朝在长安西北地区的御边措施

唐德宗时期,通过加强长安西北军镇的防御、调集长安东部军镇参与"防秋"和强化神策军以协助长安西北军镇御边三个方面的防御措施,有效遏制了吐蕃对长安西北地区的进犯,使唐朝以关中为立国之本的方针取得成效。     

史密簋铭文与齐国的方伯地位

根据史密簋铭文所透现的史实 ,从师俗、史密的身份、国属入手 ,考证两人是兼地方与中央双重官职身份的西周重臣 ,他们只能来自于齐国 ,故而周王命他们率领以齐师为主力的诸侯国军队合击南夷。齐国是西周的重要方伯 ,拥有对东方的征伐大权 ,只要周王命令 ,就可以实行征伐 ,无需周王另派将领统帅自己的军队。当时周王朝衰微 ,周王也没有能力来指挥齐国的军队     

清同治年间新疆借师助剿动议的破产

同治年间新疆变乱 ,当地官员欲借俄兵助剿 ,清廷担心会带来诸多后患 ,同时认为此举并非自强之策 ,加上当时新疆兵力单薄 ,不具备借师助剿所必需的条件 ,因此 ,未敢冒然从事 ,使其动议破产     

元狩二年霍去病西征路线考释——兼谈汉唐时期东段丝绸之路北道

通过考释,认为霍去病元狩二年(前121)春季的西征路线是从陇山以西出发,越过屈吴山区,在今靖远县、平川区及景泰县相接的黄河渡口渡河,进入今景泰县境(即汉代的媪围县),并在此痛击匈奴贵种遬濮部,然后向西进入河西走廊,渡过石羊河,穿越匈奴五王国辖区(即浑耶王和休屠王领地),经过焉支山,在合黎山一带同折兰王、卢侯王领军遭遇,经过激战,杀折兰王,斩卢侯王,完成了元狩二年春季的西征。霍去病所走的这条路线应该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东段之北道。     

国民党1926年北伐决策的过程

本文认为，中国国民党1926年北伐决策的形成经历了北伐倡议舆论准备阶段；1926年5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初步议定北伐，派出北伐先遣队人湘援唐阶段；1926年6月5日至7月4日，北伐决策正式形成三个阶段。     

西安事变期间何应钦“武力讨伐”策略简析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围绕解决事变分为武力讨伐与和平解决两派。史学界对其中何应钦的“武力讨伐”策略已有了一定的研究。文章就何氏这一策略的背景，其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及目的等方面提出一些浅陋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