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与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

在 2 0世纪 30年代政治文化氛围和特殊的文学语境的制约下 ,诸多作家主观上的政治意识的加强或为数不少的作家们为环境所迫而导致的对“政治”问题的关注 ,形成了 3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系列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作家创作动机、创作目的上历史使命感的加强。这带来了 30年代作家文学选择的一系列新的特点。与 2 0年代相比 ,文学创作题材的转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学趋向 ,这体现了 30年代作家在文学题材选择上的政治价值取向。而作家们对题材进行处理的独特角度和独特方式更标示出了作家们的政治眼光。     

政治文化语境与20世纪30年代特殊文学文体的盛行

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导致了独特的文学风尚的形成,这种文学风尚既体现在作家的审美选择、文学创作的整体性美学倾向方面,同时也具体地体现在文学的文体形式甚至表达方式上。30年代文学有着特殊的文学文体形式和文学表达方式的特点,而这些文体形式和表达方式得以盛行又有其深广的政治文化语境的根源。     

政治文化语境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批评

三十年代是左翼文学批评非常兴盛的时期,左翼作家们写批评文章的热情和读者对批评文字的空前的兴趣,明显带有三十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的印记。论文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批评与政治文化关系的状况出发,指出了左翼文学批评在三十年代的政治文化传播中的重要的作用;探讨了政治化的左翼文学批评如何又构成了三十年代文学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读者的阅读眼光和阅读需求起着引领作用,对左翼文学的审美取向起着导向作用,也对作家的创作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意识形态时代的文化表情--当代"政治异质书写"与民间立场的关系

当代文学史期的"政治异质书写"有两种情形,主流作家的书写源于其对民间物质立场的忠诚及由此而来的意识形态紧张;非主流作家的书写源于其对"五四"思想文化路线的坚持.本文在既有"政治异质书写"理论阐释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当代意识形态内部,揭示其丰富的文化内蕴与特征.     

路遥早期创作对其写作的意义

路遥早期的创作虽然并不引人注意,艺术成就也有限,但却是其创作的一个基础性的阶段,作品中对政治的处理、劳动人民的歌颂、乡村秩序的书写等都对以后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方面缘于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则与作家成长的环境有关。     

贫穷·革命·犹疑——20世纪30年代乡土文学的三个关键词

20世纪30年代乡土世界普遍的、严峻的贫穷把下层民众逼得离乡背井、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作家们在分析当时蔓延于乡土世界的贫穷现象时,大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立场和方法,故而他们在创作中为革命寻找合法性和合理性论证,由此带来了30年代乡土小说的两个显著特征,即"贫穷"的情节化和结局的革命化.但是.深入文本,又可以发现革命暴力的破坏性和混乱性使作家们有所犹疑.贫穷、革命、犹疑构成20世纪30年代乡土文学的三个关键词,其中包含了当时作家们对于革命的全部矛盾复杂心理.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及实现路径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促进乡村社会秩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新时期,由于社会性功能与政治性功能的冲突导致党组织在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稳定方面开始式微。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这种冲突既是党组织内部系统治理不协调导致的,也是党组织对外部环境适应能力下降的必然结果。党组织双重功能冲突导致的调节失灵,其本质在于政党中心思维和社会治理中心思维的冲突、科层制逻辑与网络化治理逻辑、管制思维与服务思维之争,也是基层干部群众互相学习博弈的过程。     

难以为继的“再出发”——重审新时期之初的“政治诗”热潮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的“新时期”之初,“政治诗”的书写成为一种潮流,许多作品甚至产生了轰动性效应.这些作品以反思历史、批判极“左”政治、介入现实、暴露现实问题、歌颂美好未来、憧憬现代化前景等为主要内容,大多存在概念化、理念化、模式化等问题,其历史意义与美学意义、文学史价值与文学价值之间并不对等.     

宗族势力：当前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我国乡村民主政治不断发展 ,体制建构不断完善。但是在一些地区宗族势力的活动极大地影响了民主政治的成效。本文从历史、经济和文化的角度简要分析了现阶段宗族势力在一些乡村仍然存在的原因 ,指出了宗族势力的存在对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利影响 ,并提出了消除乡村宗族势力、加强乡村民主政治的路径 :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苦难创伤与文学豫军创作共性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豫军在中国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苦难书写、权力书写以及对中原文化人格的发掘和反思,成为文学豫军写作的重要共性。这些写作共性形成的背后,是这片土地上关于生存的苦难创伤记忆:苦难书写是作家们的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直接呈现;权力书写是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文学豫军所批判的"无原则""无骨"则是生存苦难创伤下形成的生存哲学。     

探索新政治：村治学派要义述论

村治学派的根本要义是探索新政治的哲学,为建国运动开辟别具一格的道路,在学术思想、政治规划和经济路线上都提供了蓝图。它是清末以来追求人民政治的再度历史表现,也是1920年代走向乡村的政治意识的一次汇总,更是19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在思想上的一种奠基。正如梁漱溟所自信的那样,村治学派有关中国命运和儒家命运的思考具有更长远的前景。     

试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是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我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出现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乡政与村治、村治机关与村民等一系列的矛盾,村民自治的家族化倾向也开始出现.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出现,有其深刻的体制原因、历史原因,也有村治机关自身的原因.从法律上界定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乡政与村治的权力界限,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健全村民自治制度等是消除这些矛盾,实现农村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     

故乡的两极:现代女性作家的乡土想像

20世纪中国女性作家的乡土想像是在现代性语境中展开的.在启蒙视野的观照下,乡村负载了荒凉、凋弊的文化意像,而对童年乡村的记忆又隐含了女性作家对现代家园的期许和重建.现代女性作家的乡土小说沿着两个不同内涵展开了对故乡的想像和构建,以不同的方式书写着现代性的正题和反题.     

论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生态意识

在革命意识形态渐趋消退的1980年代,中国文学终于又恢复了对大自然的诗意描绘,生态意识渐露端倪.孔捷生的<大林莽>、阿成的<树王>等知青题材小说对历史进行反思时,就有意无意地透露了生态书写的信息.而徐刚等人的生态报告文学对现实进行了较为自觉而彻底的生态批判.虽说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人道主义话语制约了作家们对生态问题的全面呈现,但是那些有边疆体验或农村体验的作家们还是慢慢地写出了对大自然的理想追求,生态意识也初露华彩.     

政治社会的初现——"镇压反革命"与1950年代初的皖西北乡村

文章以1950年代初的皖西北乡村社会为背景,考察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对乡村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通过对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乡村社会的兴起、具体政策在乡村社会实践过程的系统梳理,文章认为,反革命这一概念本身的创设及其在乡村社会的弥散,使得乡村逐步迈向了一种政治主导生活的社会状态,而政治社会[1]也开始在乡村初见雏形。     

城市意象与新时期以来乡村题材小说的创作

新时期以来,在乡村题材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城市意象,而且城市意象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异.城市意象的变异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剧的产物,与作家价值取向的改变有着内在的关联.城市意象的大量书写对乡村题材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城市意象也承载着特殊的文化意义.     

漂泊世代:台湾当代作家的离散书写与原乡情怀

台湾当代海外作家的"离散"(diaspora)文学书写,将现代中国人集体流放现象再现为一种标记远离乡土的文化符号,体现较为特出的离散叙述和流放语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始,台湾新一代知识分子大量到美国留学而后居留下来成为知名作家。他们身在异乡心怀故土,形成了新大陆上的离散文学作家群体,表现了丰富的怀乡和复杂的原乡情感。不论出生于大陆与否,这些作家在乡土的追思中体现了矛盾的认同意识与离散语境,在关注历史、文化与政治等变动之余,也对民族文化的命运表现了强烈的关怀与忧虑。他们身处故乡与异乡之间,书写复杂的原乡情怀,表现出隐性或显性的离散与自我放逐情感。这些海外作家的离散情意结,也代表了海外孤儿追思大陆故土与台湾家园的乡土文化情怀。他们将中华民族集体离散的文化现象再现为独一无二的文学符号,构成台湾离散文学的主题和丰富的寓意。     

论1930年代京派与海派作家的文化心态

北京与上海不同的文化环境形成了1930年代京派作家与海派作家文化心态的巨大差异性。京派作家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作家较多地认同于西方现代文化。然而,在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京派与海派作家或者因为对政治的失望而远离政治,或者因为对政治的恐惧而放逐政治,他们最终选择了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体现出自由主义文化心态的趋同性。     

话语分析：农村政治研究的拓展进路和方向——读纪程《话语政治：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的符号权力运作》

1990年代以来,以村民直接选举与自治为核心的中国农村政治改革与发展,使农村研究成为跨越学术的公共性话题和国内外多学科关注的焦点,处于学术公共意义上的＂显学＂地位。这一时期的中国研究几近进入一个言必称乡村民主的＂草根时代＂,也涌现了一大批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然而,在世纪交替之际,     

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其空间表征

20世纪30年代文学受制于当时中国的京海社会结构和时代动荡,一方面以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反现代性的浪漫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等视角,绘写同一时空中国乡村世界的不同政治与文化、文学与审美的地理空间,塑造了不同的乡村和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对北京与上海代表的都市中国,从政治、革命、性别和文化视域,揭示和形塑都市中国的文化地理空间及其色调,使摩登的上海与古都北京既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的不同内涵,又使不同政治与审美立场的作家笔下的同一都市,具有复杂多态的空间意义及其表征符号。文学叙事中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其实呈现和蕴含非同一性的多个中国的形象及价值空间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