寮村的“张公信仰”及其祭祀圈的扩大——当前中国东南宗族重建过程中村落文化整合的个案研究

本文从文化人类学中的祭祀圈理论出发,以福建寮村民俗中的“张公信仰”为切入点,结合当前中国东南宗族重建的农村社会背景,描述了作为祭祀对象的“张公”从“私家神”到“角头神”再到“村落神”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张公信仰”祭祀圈的扩大和巡神仪式中村落轮值制度的研究,提出了“现代宗族”的核心概念和“现代宗族家族化”的分析模式,讨论了在村落范围内公社集体主义体制解体以后,宗族集体主义和村落集体主义的共生共变所呈现的村落文化形态的新变化,在此基础上尝试展望村落集体主义文化整合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当代宗族:一种传统嵌入现代的社会组织

宗族复兴现已是不争的事实,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宗族复兴的作用机理进行全面透视可以得出:传统宗族具有社会组织功能与特征的品质即传统宗族的社会资本特性,其内含传统宗族的社会资本信任机制、规范机制和网络机制;当代宗族正是在当代社会现代性的发展面临困境的社会背景下,基于传统宗族的社会资本特性,出现了"路径依赖"的社会现象而勃兴的;当代宗族是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获得重生的传统,不可避免的带有传统宗族的某些性质,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农村现代化大潮的涤荡与洗礼而发生异质性的变化,从而带有某些现代性的气息;因此,复兴的当代宗族是一种传统嵌入现代的社会组织.     

新农保、宗族网络与农村家庭代际转移

在传统养老方式日益弱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面覆盖的背景下,本文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为基础,探讨了正式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传统宗族养老文化对农村家庭代际转移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新农保制度覆盖初期,农村老人参保对代际转移具有挤入效果,随着政策的深入开展,新农保制度对代际转移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而宗族网络对家庭代际转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宗族为载体的传统养老文化依然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农保制度的效果.     

教育、宗族与地域社会——清中叶江西万载书院再考

地处江西省西北边陲的万载县,在清中叶的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兴建书院的热潮,地方宗族也参与其中。宗族参与的方式是以创建族学书院为主以及购置学田、奖以花红盘费、创建试馆等助学措施。宗族创建书院的资料在县志和族谱中均有记载,但各有侧重。县志中收录的族学,强调的是作为书院教的一面,同时也是地方宗族实力兴替的一种体现。族谱中收录的族学,突显的是其养的一面,甚至因此纠缠于义学与义田的兼行分理纠纷之中。宗族组织的积极参与地方教育,与同时期活跃的族群、士绅等群体,使得地域社会的凸显成为清中叶的时代特征之一,有助于帮助理解19世纪以后大历史的发展演变。     

朱开宇著《科举社会、地域秩序与宗族发展——宋明间的徽州，1100—1644》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6

本书的作者朱开宇,现为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生,本书即为作者根据其硕士论文修改而成。本文尝试以长时段的视野,观察宋明间徽州宗族制度的发展演变,探讨不同时间、不同历史情境下造成近世徽州宗族制度开展与强化的原因,以及该地区宗族制度强固闻名的症结,并藉此作为了解中国近世社会宗族发展的一个参考指标。以下便就书中各章一一加以介绍。     

编后语

本卷最突出的特色是多角度的宗族研究,既有历史人类学、历史人口学的跨学科讨论,又有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其中包括两篇探讨北方宗族的论文),以往研究相对较少的宋元宗族也有一组论文。两篇论述宗族与书院关系的论文对于教育社会史研究应当具有参考价值。     

汉代民间互助保障的主体——宗族互助

宗族互助是汉代民间互助保障的主体,主要表现为经济互助、散财同宗、收养族中孤弱和聚族自保等。对贫弱宗人的救恤,有助于宗族邻里的团结和睦,帮助族人抵御自然灾害和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家族为基础的互助保障成为维系汉代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同时也应看到,汉代宗族互助具有浓厚的阶级政治色彩,豪强大族兼并土地,是宗族成员贫穷的重要原因。     

宗法、丧服与庙制：儒家早期经典与宋儒的宗族理论

宗族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之一,这已是学界共识,但以往研究多把宗族视为基于现实利益而产生的工具,忽视古人关于宗族内在逻辑的言说。本文分析了早期儒家和宋儒的宗族观,认为古人关于宗族的种种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基于复杂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宗族之所以在中国具有如此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原因或在于此。     

乡村宗族文化复苏的路径依赖——以江西F村为例

近来,广大农村出现了宗族文化复苏的现象。笔者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时,发现了宗族文化复苏的深层原因在于村民对祖宗神灵的信仰依赖,并发现了其运行的内部机制——民主选举、阳光操作和信仰支撑的构架。     

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发生冲突：计划生育与宗族网络

中国宗族制度的核心是祖宗崇拜和传宗接代的香火观念。这种传统的文化规范与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发生直接冲突。一方面,强大的国家机器毫不妥协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复兴的宗族网络支撑着古老的香火观念。虽然计划生育的严格推行大幅度地降低了生育率,但本文所分析的村级数据却发现宗族关系越强的村庄,其生育率越高,从而揭示了非正式规范是如何通过社会网络软化刚性的正式制度的。     

理学社会化与元代徽州宗族观念的兴起

元代后期的徽州出现了宗族观念兴起的趋势。它不仅体现在地方精英的言论中,也表现为家谱编纂的普及和祭祖方式的变化。它是有元一代理学在徽州深入传播和地方社会结构变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元初对于科举的中止以及重视出身和注重功利的铨选方式,一方面产生了新的拥有世袭权力的地方豪强,另一方面也促使很多习儒者转而成为民间师儒,促进了理学的广泛传播,并使理学中独特的鬼神观广为人知,宗族观念也由此得到了内在的观念基础。而元代后期豪强世家对于理学的接受则最终刺激了理学社会化的实践。宗族观念在元代后期徽州的兴起正是这一系列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嘉绒藏人的房名制、内婚制与改土设屯——金川嘉绒社会的国家进程

在中国西南地区,国家力量通过改土归流,促使地方社会组织和文化转变,建立了官员治理之“民”间的平等地位。清乾隆年间,四川省金川县的嘉绒社会经历了裁撤土司、设立屯兵、划分土地与征税等一系列变化,但嘉绒人的房名制度、阶层内婚和劳役的存在,共同再生产了土司时代的等级社会;加上国家对藏传佛教的认可,土官获得了基于宗教的传统政治权威。嘉绒社会呈现出不同于华南和西南其他地区的国家进程。     

金元以来山西汉人世侯的历史变迁——以平遥梁瑛家族为例

北宋末年,粱氏家族迁入平遥梁官村。金末,四世粱瑛降蒙,被封为五路万户,子孙承继,成为平遥当时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后由武转文,明清时期成为科举世家。梁家从元到清,曾进行过修建家佛堂、建家庙、修族谱、修祖坟等宗族建构活动,乾隆年间更是达到了宗族组织化建设的最高峰。本文试图从长时段的角度,对梁氏家族的历史变迁进行梳理,探讨宗族发展与时代背景、地域特性等问题的内在联系。     

文中子《易赞》考论

《周易》乃穷理尽性、知命之书,文中子的家学渊源中,易学又是传承有自,文中子所作《续六经》之一的《易赞》,也是他振兴儒学的一部分。《易赞》比较系统地表述了文中子的易学思想,虽然其书已佚,但从传世《中说》可考知其略。     

明清以来湖南地区家族人口未婚状况的考察(1413—1949)——以湘乡曾氏、胡氏和长沙王氏为中心

本文主要利用湖南湘乡曾氏、胡氏和长沙王氏三部族谱,就湖南地区明清以来200多年间家族人口中的男性未婚比例、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结果显示,湖南地区明清以来家族人口中存在着较高的男性未婚比例,有其地域特征;年满40、50岁以上的男性未婚比例大致呈现出由低到高、再由高降低的变化趋势,这一变化与先前认识存在着差异。此外,本文也对家族女儿不婚的现象进行了描述。     

A Transversal Lineage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term “perceptual abstraction” to describe the methods of artists who take bodily contingency as their medium. It focuses on the low-frequency drone work of an anonymous figure called Eleh. Like others in the Minimalist tradition, Eleh follows a processual ethic that begins from a minimum of structural elements and asks how they might reshape one another over time. What sets Eleh apart, however, is its singular focus on frequencies within, and sometimes beyond, the lowest reaches of human hearing. These tones play strangely on the sensorium because they can evade cochlear audition even while haunting other registers. This is bass as an agent of bodily mystification, and in Eleh's hands it becomes a sonic strategy for modulating felt space and fleshy thought. If Eleh diverges from most Minimalists in these ways, then liner notes and cover art point to another, more like-minded body of work. Might Op(tical) Art—with its interest in “charging fields” and rhythmically unraveling retinal perception—share at least as much with Eleh, at the level of affective strategy? If so, could we posit an alternate, transversal lineage of artistic practices defined not by form or tradition, but by a desire to confound perception, by whatever aesthetic and sensory routes?     

清代石仓阙氏的科举参与和文武之道

学轨制是教育不平等的重要来源。清代科举考生们同样面临学轨的选择：除了正途考试和异途捐纳外,还有文科举和武科举之分。前人研究多关注文科举中的乡试和会试,鲜有人研究学轨选择的起点--童生试者。本文利用浙南石仓的科举账簿,考察清代中后期阙氏的科举参与。通过炼铁积累财富后,阙氏先是捐纳监生,后逐步参与科举。太平天国战争后,人口减少、武科举中式率提高,阙氏实现了“文武并举”。通过进一步比较“保身家”与“向上流动”这两类科举动机的表现及其结果,本文发现,向上流动的期望可能是个陷阱。因此,基层民众参与科举最终给人以“保身家”为主的印象,是民众自我调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