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游》作者辨

《远游》的作者是谁,历来众说不一,近年主要有四说:(一)从近代廖平开始,就曾经认为《远游》与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大同小异,如出一手。郭沫若先生继廖氏之说而进一步提出:“《远游》一篇,结构与司马相如《大人赋》极相似,其中精粹语句甚至完全相同,基本上是一种神仙家言,与屈原思想不合。这一篇,近时学者多认为不是屈原作品。据     

辨黍稷、析离离、释《黍离》——兼谈训诂应该尊重科学与实践

(一)《诗经·王风·黍离》原文: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秦诅楚文考释——兼释亚驼、大沈久湫两辞

上篇释文诅阻豫切,御韵。又音阻,语韵。字亦作謯,咒诅也。《小雅·何人斯》:“以诅尔斯”,《释文》:“以祸福之言相要曰诅”。《书·无逸》:“否则厥口诅祝”,《疏》:“诅祝谓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谓诅祝,请神加殃谓之诅。《周礼》春官之属掌盟诅之祝号”。古者出师,必底敌人之罪于神,如武王伐纣,底纣之罪于皇天上帝。诅楚者,(?)人以祸福之言,相要于楚、齐、诸侯三晋诸神,令加以诛讨,以咒楚齐之盟,求胜之也。诅楚文或题曰秦祀巫咸文(《集古录》),或曰秦誓文(《西溪丛话》),或曰巫咸碑(方勺《泊宅篇》),而题诅楚文者为最多。其文凡三篇,题曰《诅楚》,分题三篇曰湫     

读李白赋札记五则

《大鹏赋·序》云:“昔余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悔其少作,未穷宏达之旨,中年弃之”云云。按李白以开元十三年、年二十五出峡,游襄汉。《上韩荆州书》云:“乃杖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有七泽,遂来观焉。……憩迹于     

《刺孟》所“刺”

东汉王充《论衡》中的《刺孟》。幸许有《问孔》的屏障前置,过多地承接、附吸着古今学人的淋漓笔墨,转而溅落、渗印到它肤体的解读文字委实稀疏寥然。倘诠释为通透了王充对开山祖师孔子的兴问发难。以仰其鼻息的孟子自在覆巢之下,那不禁狐疑柢泉,当初王充何苦不吝心力、不惮遗笑,洋洋洒洒四五千言,紧贴连缀《问孔》之后呢?“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黍离》)。不使前哲心血叹之空掷,多一些“知我者”,少一点“不知我者”,《刺孟》一篇非得下一番工夫求索不可,何况这工夫决不会蜕变成负数。     

以现代语言学理论解构传统语文学名著——评《〈广雅疏证〉词汇研究》

<正>《广雅疏证》乃清代朴学大师王念孙依托《广雅》一书以述其音韵、文字、训诂之学的集大成之作,堪称传统小学著作之典范。段玉裁《〈广雅疏证〉·序》誉之为:"怀祖氏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假《广雅》以证其所得,其注之精粹,再有子云,必能知之。敢以是质于怀祖氏,并质诸天下后世言小学者。"在疏证《广雅》的训诂实践中,王氏父子博考群籍,触类旁通,不仅整体上融会贯通《广雅》全     

司马光《奏弹王安石》辨伪

在《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十七中,收有一篇《奏弹王安石表》,全文如下: 熙宁三年,御史中丞光等累次全台上疏:参知政事王安石不合妄生奸诈,荧惑圣聪,及公亮等各务依违,未曾辨正,乞明其罪,不蒙施行。窃以《易》喻履霜,示为君制臣之术;《书》戒作福,明凶国害家之常。《易》、《书》之义,其知几乎!君子见几,不俟终日,是以自古君无过失而臣不好欺,盖知其几而遏其端也。伏遇陛下即位以来,日慎一日,闻过则喜,从谏如流;四方翘企以望     

《归去来辞》结构谈

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是一篇脍炙人口,誉满古今的不朽之作。自唐宋以来,研析者,称美者,颇有名家硕士。如:北宋欧阳修就说:“晋无文章,惟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两晋并非没有文章,而欧公之意殆谓堪称妙文者,惟此而已。清代吴蔚文言之更为具体:“晋时如茂先、太冲、二陆、三张、两潘、景纯、束哲,虽称巨擘,然不免以博溺心,以文灭质,惟渊明之《归去来辞》,气体洒脱,千古不刊。”吴梯《巾箱拾羽》也说,“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迄至解放以来,各高校教     

郑玄《三礼注》中的汉史资料[续]

二、经济类 《周礼·天官·大宰》”以九赋敛财贿,……九曰币余之赋。” 郑注:玄谓赋,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谓之赋,此其旧名与?……币余,谓占卖国中之斥币,皆末作当增赋者,若今贾人倍算矣。 贾疏:云“玄谓赋,口率出泉也”者,按《大府》云九贡、九赋、九功各别;又见《司会》云“以九贡致邦国之财用,以九赋令田野之财用,以九功令民职之财用,”贡,赋及功各别,赋为口泉也。是以郑君引汉法,民年二     

“文献”新考

文献组为一词,最早出自孔子之口。《论语·八佾篇》载孔子语: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何晏《集解》引郑玄语谓:“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邢昺《疏》略引其说,无甚发明。朱熹作《集注》,亦袭此成说,语气更为肯定:“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君言矣。”宋末元初的史家马端临,不仅取朱氏之说,且以“文献”二字直名其“典章经制”之著作为《文献通考》。其《自序》云: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     

谈《醉翁亭记》一文用“也”学

欧阳修《醉翁亭记》,全文约四百字,就用上二十一个“也”字,后人对此有种种看法。《桑榆杂录》:“或言醉翁亭记用‘也’字太多,荆公曰:‘以某观之,尚欠一也字。’坐有范司户者曰:‘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此处欠之’。荆公大喜”。王若虚则谓:“若如所说,不惟意断,文亦不健矣。恐荆公无此言。诚使有之,亦戏云尔”《见《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六)。若虚对《醉翁亭记》非常赞赏,曾讲:“《醉     

也谈西周申国的有关历史问题

春秋时灭于楚国的中国,是虞、夏、商以来的一个古老国家,据说为四岳伯夷之后,姜姓。到了西周,《左传》隐公元年孔疏云:“《国语》曰齐、许、申、吕由大姜,言曲大姜而得封也。然则申之始封亦在周兴之初,其后中绝。至宣王之时,申伯以王舅改封于谢,《诗·大雅·崧高》之篇赞美宣王褒赏申伯,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是其事也。”自宣王改封,出现了所谓的西申、东申。西申所在的谢地在南阳。孔疏引《汉书·地理志》并云:“南阳郡宛县,故申伯国。宛县者,谓宣王改封之后也。以前则不知其地。”这     

评高邮王氏四种

先儒对于汉语研究之成绩卓著者以清代朴学家为最,而清代朴家之杰出者以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为首,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王氏于音韵、训诂皆精而训诂尤为其所专长。故高邮王氏四种,是以古汉语为专业者所必不可不精读之书。王氏四种即《经义述闻》、《经传释词》、《读书杂志》、《广雅疏证》。此四部书之内容,《述闻》是解群经中的疑义,《释词》是释经传中的虚字,《杂志》是对于子史的正误与析疑,《疏证》是探讨古代汉语的语义。就其成果言,一言以蔽之曰“大醇小     

如何读经典释文

1934年去北京,在北平图书馆见九家校本《经典释文》,即托贺君昌群用通志堂本觅人照写一部。过南京谒黄季刚先生,谓我当作《广韵疏证》、当读《释文》,并语殷孟伦用丛刊本临写先生过录吴梅代藏刘履芬众家校本,次年先后得到。又三年在巴县红糟房乡寓,用两本互校,遂注其同异于孟伦本之眉及行间,同者注云“北馆本同”,异者则云“北馆本作某”;北馆本《尔雅》二卷缺校。42年殷焕先承罗莘田先生命。手     

基于数据库的《广雅疏证》与《广雅疏义》比较研究

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和钱大昭的《广雅疏义》(合称"二疏")均集疏义与校勘于一书,是清代《广雅》注释与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清代训诂学成就具有总结性意义。"二疏"体例不尽相同,补正脱文讹字各有详略,训释字义则十同八九。论搜辑之博,疏解之精,二者难分轩轾。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学界对《疏义》的研究严重不足,对其内容和价值更是缺乏客观的认识。在全面把握"二疏"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讨论"二疏"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尝试建立关系数据库,全面、客观地展示"二疏"在撰著体例、词义训释、文字校勘、佚文辑释等方面的异同,通过开展多层面的专题比较研究,以改变学界长期形成的重《疏证》轻《疏义》的研究现状和弥补二者各自研究的不足;同时,复原清代《广雅》注疏的真实样态和整体面貌,纠正《疏证》价值远高于《疏义》的认识偏误,为客观评价《疏义》和《疏证》的学术地位提供可靠的材料依据,也为人文学术研究的数字化建设提供借鉴。     

论郭偃

一郭偃、卜偃二名同谓考郭偃,春秋早期晋国大夫,但《左传》、《史记》、《汉书》皆无郭偃之称仅有卜偃之谓。而《国语》中二者皆有,注家皆注郭偃即卜偃,到当代,学者却提出郭偃可能是狐偃,或说即是狐偃,或说郭偃卜偃非一人。兹考证之:     

梁启超与清代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疏证发凡

1920年,梁启超撰成《清代学术概论》,距今已六十余年了。我们还没有产生一部取而代之的著作来。我近为研究生讲授清代学术史,即以此书为纲要。深感其开拓精神,远非同主题的其它作品所及。但嫌其简略,且间有疏误,因为之疏通证明。一、探索此书产生的过程;二、解释内容;三、证补资料。本文发凡起例,作为自序云尔。一 (1)梁氏创作《清代学术概论》之动机,见《自序》: 我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吾:“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     

清初考据学巨著《尚书古文疏证》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其篇卷、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宋、元、明三代学者对《尚书》中的二十五篇古文持怀疑态度，并有所论证。直到清初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出，才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古文二十五篇是魏晋时人伪造的，从而解决了这桩千年疑案。《尚书古文疏证》对今天的历史文献研究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质朴无华 小以喻大——《阅微草堂笔记》一则析

清代学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笔记小说。鲁迅先生称其“立法甚严,……尚质黜华”,“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徽,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这一评论极为精当。但因它大多谈鬼说狐,人们往往容易忽视     

释八

明人杨慎指出:“《公羊传》云:‘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九国谓叛者多耳,非实有九国也……古人言数之多止于九。《逸周书》云:‘左儒九谏于王’;《孙武子》:‘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岂实数邪?《楚辞·九歌》乃十一篇,《九辩》亦十篇。宋人不晓古人虚用九字之义,强合《九辩》二章为一章,以协九数,兹又可笑。”清人汪中在《述学·释三九》中又进一步指出:“生人之措辞,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九以见其极多。此言语之虚数也。实数可稽也,虚数不可执也……推之十、百、千、万,固亦如此。”近人刘师培在《古书疑义举例补》中称赞道:“自汪氏发明斯说,而古籍胶固罕通之义,均涣然冰释矣。”